《礼记》郑玄注，初唐写本（P.2500）。
《尚书》初唐写本（P.3605）。
《周易》王弼注，唐显庆五年（660）题记，初唐写本（P.2530、2532）。
《周易经典释文》陆德明撰，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写本（P.2617）。
《御注孝经疏》元行冲撰，唐代天宝元年（742）写本（P.3274）。（据《敦煌古籍叙录》第1页-74页。）
以上写本都早于唐代开成石经，是中国今存最早的儒家经典文本，它们是中国的稀世之宝。
敦煌儒家经典写本在校勘学上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可以订正现在通行经典之讹误，有助于准确地理解经典的本义。
在敦煌儒家经典写本里保存了四种佚书。晋代儒者徐邈的《毛诗音》十六卷（P.3383）和《礼记音》三卷（S.2053）。它们是关于《诗经》和《礼记》中难字和异读字的注音的工具书。中国的音韵学在晋代已经兴起，已有韵书著作出现。徐邈采取了反切的方式对儒家典籍注音，反映了当时的实际读音。这不仅可以借此了解古音，也为研究中国中古音韵提供了新的资料。这两部书在六朝时便散佚了。
西汉经师孔安国是孔子的后裔，曾受《诗经》于申公，受《尚书》于伏生。汉武帝时，孔安国因对《尚书》有专门的研究与解释，被列为国子博士。《尚书孔氏传》即其代表著作。敦煌写本《论语郑氏注》（P.2510）每篇题下书“孔氏本郑氏注”。三国魏人何晏在其《论语解集》序言里曾谈到孔安国关于《论语》的解说已经失传，东汉末年经师郑玄又为《论语》作注释。郑玄的注本在唐代已经失传。敦煌写本表明郑玄是依据孔安国传本而作的注释。公元1910年中国学者在北京见到此卷的影印照片便惊叹为“希世之宝”，又以为是“治郑学者之至宝”，因为它是郑玄晚年的著作，为公元890年的写本，而且久已无传了。
《论语疏》（P.3573），南朝梁时皇侃撰，存卷一、卷二，为公元896年以前写本，五代时敦煌县尉汜唐彦曾经收藏。北宋真宗初年儒臣邢昺奉诏根据皇侃《论语疏》为《论语》作注解，公布于学官。从此，影响隋唐数百年的皇疏便衰微而在南宋时失传了。皇侃所著自来受到儒者的称许，其中保留了汉魏时代许多儒者的论述，因而十分珍贵。
以上四种经部著作均在中原早已佚失，它们竟流传到河西地区而得以幸存。这足可说明敦煌对儒学的重视，能得到中原有关儒家经典的优秀著作。
◎敦煌书仪——儒学流播的证据
儒学在河西的传播，还可从敦煌写本书仪间接地反映出来。“书仪”是古代关于官方表、状、笺、启，关于民间书信、典礼仪注的文书规范。它是儒家《仪礼》在日常书信及文书中的具体运用，体现儒家的礼法和礼教精神，而且随着时代风尚习俗而有所变化。书仪这类著作盛行于中国的魏晋隋唐时期，它与社会门阀等级观念的盛行有很密切的关系，特别强调社会等级尊卑的礼仪规定。中国现在仅存北宋司马光《书仪》十卷，分表奏、公文、私书、家书、冠仪、婚仪、丧仪等文式。北宋以前的这类著作很多，但都佚失了。我们在敦煌文书里却见到这类著作约有百件（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略论》，《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第561页-599页，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1年。）。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唐代末年河西归义军节度使掌书记儒林郎试太常寺协律郎张敖著有《新集吉凶书仪》二卷（P.2646、2556、3246、3249），自序云：
人之有礼即安，无礼即危。以识才通明于礼仪，是以士大夫之家吉凶轻重，而《礼经》繁综，卒难寻检；乃有贤才撰集纂要吉凶，号曰书仪，以传时也，实为济要。自大唐前后数十家著述，纸墨颇繁，词理归一。且乎死丧之初，礼宜贵于宁戚；悲号之际，情岂假于玄文。所以综其旧仪，较量轻重，裁为一绝，亦尽哀情。今朝廷遵行《元和新定书仪》，其间数卷，在于凡庶固无所施，不在于此。今采取要，编其吉凶，录为两卷，使童蒙易晓，一览无遗。故曰纂要书仪。
儒家圣人孔子以为执政者要以道德引导人民向善，要以礼制来维护社会等级的秩序。儒者发挥孔子关于礼的论述，认为
人是有欲望的，由于无限的需求而引起社会动乱，因此必须制定出礼以区分尊卑贵贱；这就是礼产生的社会原因。礼的本义在于区别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使贵与贱有等级，长与幼有差异，富与贫有轻重，而且这一切关系都以一定的称呼、仪式和行为表现出来。这样，地位卑下者必须顺从，尊贵者便会明智了。礼制的规定，人们如果遵循则天下太平，否则天下大乱；遵循则社会安定，否则国家危亡。张敖发挥了儒家制礼思想，强调了社会无礼即危，所以应该提倡礼仪。儒家经典的《礼记》《仪礼》都是很烦琐的。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涉及礼的问题不容易去查阅，所以学者们曾将有关礼制、礼仪的规定以简明的书仪表述。唐代这类书仪著作有几十种，张敖从中进行归纳整理，择要选出一些适用于吉庆和丧葬的书仪，并参考当代国家新的规定，著为两卷。这样既可供人们参考，亦便于士子学习。敦煌地区因重视儒学，相应地重视儒家礼教和礼仪，因而流行的书仪之类的著作即有初唐书仪、杜友晋《吉凶书仪》、唐前书仪、吐蕃时期书仪、郑庆余《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张敖《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新集书仪》等十五种写本。郑庆余的《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共三十篇，涉及朋友间的问候、节日的祝福、公文格式、同事日常通信、婚丧礼仪、家庭礼教、讣告祭文、婚丧庆吊、国家庆典和忌日等。这些都是适用的往返书札的范本汇集。例如朋友的书仪：
分颜两地，独凄怆于边城；二处悬心，每咨嗟于外邑。月流光于蓬径，万里相思；星散彩于蒿途，千山起恨。且兰山四月，由结冷而霜飞；灵武三春，地乏桃花之色。蒲关柳媚，跃鲤蓬鲜。蜂歌绕翠叶之欢，蝶舞戏红芳之乐。愁人对此，倍更相思。远念朋友，何时可忘？想上官登春台而执卷，望夜月而题篇。含璋每俦于陈思（曹植），怀藻岂殊于颜子。追朋旧酌，岂忆愁人；择俗高谈，谁思远客？某乙离家弃梓（乡里），远役边州，别于汾榆，远赴碛石。荒庭独叹，收泪思朋；草室孤嗟，行啼忆友。今因去次，略附寸心。书若至宾，愿知委曲。
朋友书仪依十二月分列各式；以上为二月往返书札。夫妻往来书仪：
自从西别，已隔累旬；人信劳通，音书断绝。冬中甚寒，伏维几娘子动止康和，儿女佳健。此某推免，合从官役，且得平安，唯忧家内如何存济？努力侍奉尊亲，男女切须教训。今因使信，略附两行，不具一一。
远行归家备酒席宴请亲友，往来书仪：
伏承久处外方，喜还故里。谨竭之诚，常思言款。奉计不辜风景，吾贤届此，即合洗拂倍增，今日聊会，一宴群公。专候。立排数字，以达愚情。速降，速降！不宣。谨状。
这些书仪是在《礼记》和《仪礼》之中找不到的。儒者将礼仪原则生活化了，民众是乐于接受的。书仪的时代色彩特别浓厚，生动地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民俗和文明程度。从这些书仪，我们可见儒家礼仪观念影响下的中国古代社会人际交往关系，体现了古代文明的一个方面；它是中国礼仪之邦所具的文化现象。书仪在敦煌的普及，充分说明边地汉族人民对中原文化的向往与接受，从中习染了儒家的礼教。
◎敦煌韵书——解开中国音韵学的疑案
我们现在很容易知道中国汉字的声音结构，即每个字有声、韵、调。古代人们对汉字声音结构是不易辨识的，这自然同汉字的特点有关。自《诗经》以来至六朝以前，中国诗也押韵，但只是根据经验或直觉，当时并无可以参考的韵书。东汉时佛教逐渐东传，由于翻译印度梵文佛经，中国学者接触到音素文字——拼音文字，每个字母代表不同的音素，于是对汉字声音结构有所认识。这样促使韵书的产生。中国文献记载的最早的韵书是三国魏时李登的《声类》，稍后有晋代吕静编的《韵集》。六朝时期的韵文作品已讲求声律之美，文人们注意辨别四声八病。四声即汉字的四种声调——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八病是指诗歌作品在声韵方面出现的八种病犯，要求作者避免。为适应文学创作的需要，大量的韵书问世了，例如周研的《声韵》四十一卷，阳休之的《韵略》一卷，李概的《音谱》四卷，沈约的《四声》一卷，夏侯咏的《四声韵略》十三卷，等等。它们早已不存了。
汉语音韵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是陆法言的《切韵》。这部韵书是在隋代初年（58l-589）陆法言聚会刘臻、颜之推、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魏彦渊等学者和诗人，评论通行韵书的优劣，斟酌语音的古今差异和地域区别，审音辨韵，以中原音韵为准，拟订新的标准韵书。陆法言在家记下他们共同讨论的意见，此后到了隋代仁寿元年（601）才由他完成了《切韵》。唐代实行科举考试制度，特别重视以诗赋取士，古典格律诗的声律形成定格。诗人作格律诗——包括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排律，必须辨别字声的平仄，并按一定的格式组织字句，押韵必须按照通行的韵部而不得错乱。辨别平仄和韵部，所根据的是通行的韵书。唐初通行的是《切韵》，唐玄宗开元年间由孙愐在《切韵》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编著了《唐韵》。孙愐在序言里谈到编著的原因是：
我国家偃武修文，大崇儒术，置集贤之院，召才学之流；自开辟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盛。上行下效，比屋可封；辄罄闻，敢补遗阙。兼习诸书，具为训解。
这可见韵书与倡导儒术的关系，而《唐韵》是盛唐之音的产物。《唐韵》的定本完成于天宝十年（751），它是唐诗声韵的标准。
北宋景德四年（1007）真宗皇帝诏命儒臣陈彭年、丘雍等人根据《唐韵》进行修订增补，编制了《大宋重修广韵》，以朝廷的名义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颁布施行。真宗皇帝颁布韵书是国家文教的一件大事。自《广韵》颁布后，近千年来中国历朝传统诗词创作皆以它所规定的声调和韵部为准则，而它所建构的音韵体系与提供的音韵资料则为音韵学家研究中国中古音系的重要依据。《广韵》极为流行，现存最早的有南宋国子监刻本和乾道五年（1169）建宁书铺刊本。宋以前的《切韵》和《唐韵》早已佚失了，然而所幸的是这两种古老而重要的韵书写本在敦煌文献里得以幸存。敦煌学家姜亮夫深有感慨说：
余旅欧时所得敦煌经卷，以《诗》《尚书》《道德经》及隋唐以来韵书字书为最全，而韵书使陆法言《切韵》一系之已失坠者重见其本来面目，于事为最伟。（姜亮夫：《瀛外将去敦煌所藏韵书字书各卷叙录》，《敦煌学论文集》第3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敦煌写本韵书今存二十七卷，其中有陆法言《切韵》原书七卷、初唐《切韵》增字本二卷、长孙讷言《切韵》笺注本二卷、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一卷、孙愐《唐韵》三卷、晚唐集成本四卷、北宋刊本《切韵》四卷。这些古本韵书使我们能够重见《切韵》的原貌，发现《切韵》与《广韵》的异同，解开中国音韵学史上的许多疑案。
《切韵》原本全书字数为11719字，分193韵部：平声54部，上声51部，去声56部，入声32部。它在韵类的排列次序、四声的审订、反切的注音方法和突出韵书的特点方面都较为符合现代音韵学原理，其精密与正确的程度至今尚令音韵学家佩服和惊叹。
音韵学属于传统的小学，它是经学的附庸。敦煌一隅曾流行过多种隋唐韵书，这足以说明此地曾有过高度发达的汉族文化，而且它与唐宋科举考试制度有关密切关系，间接地反映了唐宋时代文教事业的兴盛和儒学在边陲的传播。
二 佛家教义的世俗化
◎俗讲——佛家教义世俗化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