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北山一处石窟内有一个秘室，其中藏有四万卷以上的写本文书，如果不是在公元1900年由于偶然的缘故而被发现，它也许永远沉埋，以致毁灭。人类文化总有许多难以解释之谜，尤其是某些极其偶然所造成的文化奇迹。敦煌文书的发现应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之一。敦煌文书里除去百分之九十几的佛经写本而外，剩下的约有五千余件写本，它是中国西凉建初元年（405）至宋代咸平五年（1002）间的社会历史文献。这些文献的内容极为丰富，其文化意义远远超越了敦煌一隅，展现了曾经隐没的中国古代文明。
中国敦煌学者王重民著的《敦煌古籍叙录》依传统书目分类，著录了经部书目24种，史部25种，子部62种，集部33种，共为144种（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79年。）。其中如《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左传》《礼记》等是中国的常见典籍。此外还有文献从未著录
的秘籍如《晋纪》《唐代残史书》《贞观氏族志》《沙州都督府图经》《西州图经》《唐高宗天训》《修女殿御览》《新集吉凶书仪》《王梵志诗》《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云谣集杂曲子》《伍子胥变文》《王陵变文》《王昭君变文》《董永变文》等；古代文献著录而不传世的佚书如《楚辞音》（释道骞）、《论语郑氏注》（郑玄）、《论语疏》（皇侃）、《帝王略论》（虞世南）、《阃外春秋》（李荃）、《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章澳）、《治道集》（李文博）、《兔园策府》（杜嗣先）、《太公家教》《老子化胡经》《摩尼教经》等。王重民于1957年完成《敦煌古籍叙录》时尚未见到苏联列宁格勒亚洲民族研究所收藏的万余件敦煌文书，其中即有关于儒学、通俗文学和历史的许多写本（见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译丛》第一辑第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敦煌文书中关于政府的和
民间的文书，日本学者进行了分类（见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译丛》第一辑第1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此外，还有民间书信、碑记、通俗文学作品、杂记。这些秘籍、佚书、政府文书、民间契约、通俗文学作品等等，都是中国中古时期的文化遗存。它不仅补充了中国历史文献的遗阙，提供了珍贵的古代写本文物，其真正价值在于再现了中国古代文明。我们从中可以探寻到的是：儒学在边陲的传播，佛家教义的世俗化，开放的文化态度，通俗文学的摇篮，社会下层的生活图景，远离中原王朝的汉族政权。它们整合为一体，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这种文明显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但它是未经御用史臣和文人处理过的中国古代文明真实的遗存，而且是中国传统文献里失落了的部分。它既有地方文化的特色而又具传统文化的性质。
一 儒学在边陲的传播
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和标志。自汉代在河西设置敦煌郡，即迁徙中原汉族人民到敦煌定居，并在此建立汉族政权。中原文化因此西传。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太中大夫索抚因直谏忤旨，徙往敦煌。东汉时索堪举孝廉明经，对策入高第。索翊精通兵法，于永初六年（112）任西域长史。晋代索靖有很高的儒学修养，以先识远量著称。西汉地节元年（前69）司隶校尉张襄向汉宣帝秘奏霍光之妻毒杀许后。宣帝因霍光为国家立有大功，不再提及此事。张襄深恐由此招祸，遂全家迁往甘肃天水定居，
其子孙移居敦煌。西汉御史中丞汜雄于成帝河平元年（前28）在朝廷受到排斥，徙居敦煌。晋代汜祎，自少好学，精通儒典，高风亮节，举孝廉以贤良方正对策第一，称为驸马都尉，升为护羌将军。唐初阴仁干智慧过人，时称理窟，任沙州子亭镇将上柱国。阴仁希学识渊博，精熟儒家典籍，为敦煌郡开国公。以上索氏、张氏、汜氏、阴氏为敦煌四大望姓。他们给敦煌带来了中原文化，有助于儒学在边陲的发展。
◎敦煌州学——传播儒学的官方机构
中国古代每个县设置县学，由政府委派教职人员教授本县子弟学习儒家经典和文化，经过考试合格，可升入州学学习。州学考试合格者可向朝廷举荐或参加科举考试。地方学校都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所以学校内都得供奉儒家先圣先师之像，春秋二时奠祭。敦煌从建立汉族政权之后，设有州学和县学，向中原王朝举荐优秀人才。公元400年李暠建立西凉政权，自称凉王，旋即在敦煌设置学宫以讲说儒家经典，特增加贵族生员五百人，修筑嘉纳堂于后园以供生员学习。《显德三年丙辰岁具注日历》（S.0095）为公元954年沙州“学仕郎守州学博士翟奉达纂”，“写勘校，子弟翟文进书”。此可见州学设有博士等教职，翟文进是州学学生。《论语集解》（P.2681）卷端题：“大唐乾符三年三月廿四日夜敦煌县归义军学士张喜进书记之也。”这张喜进是县学学生。《古文尚书》残卷（P.2643）题“乾元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义学生王老子写了，故记之也。”义学是由家族出资办的学校，收本族贫苦子弟入学学习。王老子是敦煌义学学生。
我们在敦煌儒家经典写本中发现一些写本与佛寺有关，例如：
S.0707《孝经》，同光三年（925）乙酉岁十月十二日三界寺学仕郎君曹元深写记。
P.2570《毛诗》卷九，寅年净土寺学生赵令全读。
P.2618《论语集解》卷一，沙州灵图寺上座随军弟子李庭珍写记，乾符三年学士张喜进念。
这里的“学仕郎”、“学生”、“学士”都是在敦煌的寺庙——三界寺、净土寺和灵图寺学习的生员。敦煌的寺庙多众，僧人们皆以自谋生活为主，从事经营、劳作，还兼教学活动。所以这些学子在寺庙里抄写和诵读儒家经典就不足为奇了。僧侣中有一些不仅精通佛典，而且还具很高文化修养。他们懂得儒家典籍，故能兼事启蒙教育任务。《孝经》（S.0728）题记为“丙申年四月五日灵图寺沙弥德荣写过，后辈弟子梁子校；庚子年二月十五日灵图寺学郎李再昌写，梁子校”。这部《孝经》即是灵图寺寺僧所传写，并由其弟子校勘的。我们在其他的通行的汉文写本典籍里也常见僧侣们抄写时留下的题记。这种现象是很特殊的，它可说明敦煌的佛教徒们并不排斥儒家文化。他们虽已身在空门仍不可能脱离社会现实，所以敦煌的佛教徒总是同当地民众一起参加政治活动、军事斗争、社会公益和启蒙教育。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这佛教胜地会存在中原汉族的儒家文化。
◎敦煌流行的儒学经典
儒学在汉代取得独尊的地位以来，它实际上成为中国两千年来的统治思想。中国古代的选举和科举考试无论形式与科目怎样的变化，但皆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选举与科举制度在敦煌一隅是作为汉族政权的特色之一而存在的。这边地的士子们为了参加选举与科举以期跻入仕途，必须在学校里学习儒学经典及有关的文化知识。《杂抄·书目》（P.2721）是唐代科举考试推荐的必读书籍。
书目共列书25种，可分为儒家经典、子书、小学书、文学书和民间读物五类（周丕显：《巴黎藏伯字第2721号〈杂抄·书目〉初探》，《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1年。）。儒家经典有《周易》《尚书》《春秋左传》《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周礼》《仪礼》《礼记》《诗经》，它们被称为九经，但唐代科举考试仅用五经——《周易》《尚书》《左传》《礼记》《诗经》，其余四种经典是较难读的，仅是辅助读物。这些经典自汉代以来各朝皆由朝廷采取种种方式，向国内士子公布标准文本以供学习。古代小学教授六艺，所以礼、乐、射、御、书、数都称为小学。汉代以小学作为文字训诂之学的专称。唐代以来小学分为训诂学、音韵学和文字学三类。小学是作为理解儒家经典的工具，在传统文化中它是附属于儒学的。《尔雅》是一部关于字义解释的古书，学以考释经典词语的含义。《切韵》是一部韵书，有助于对字音的读解，还可供士子作诗赋时用韵的参考。
书目所列的《老子》《庄子》和《刘子》属于子部书。诸
子之言虽不属儒家，但仍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一般士子也应学习的。《老子》和《庄子》在儒者的眼光里它们是具有哲理性的一家之言，而不是宗教性的著述，并非道教所理解的意义。《刘子》亦名《刘子新论》，存十卷，实为北齐刘昼所著，或误传为刘勰所著。此书属于杂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军事、文艺、三教九流，是当时流行的书籍。
所列《离骚》和《文选》属文学作品，前者为屈原的代表作品，后者为古代诗文选集。唐代科举考试特重进士科，它是最难考取的，而诗赋在该科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时士子必须“熟精《文选》理”才能适应进士科的考试。
书目所列的《史记》《前汉书》和《东观汉记》称为“三史”。《东观汉记》为班固所著，唐以后已佚，后来的“三史”补上了《后汉书》。儒者和政治家都重视历史经验，以之作为政治的借鉴，所以必须熟悉历史知识，而“三史”是唐代士子的必读书。
《千字文》《急就章》和《开蒙要训》是关于识字、书法、常识的启蒙读物。《兔园策》《文场秀》和《典言》是小型类书，类列事典，以供士子考试备查的。这些皆具民间读物性质，在当时甚为流行。
《杂抄·书目》反映了唐代科举考试的要求，体现了一般士人的知识结构，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所列的25种书籍里，突出了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其余的则是有助于理解经学的和士子们必备的各种常识性书籍。由此我们可以见到以儒家经典所代表的统治思想已深入并普及到河西地区，而儒学的传播则是与中原汉族政权的政治势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凡是汉族中原政权的政治势力所及之处，儒学便作为统治思想和传统文化以行政的力量和科举考试的途径得以推行。儒学在远离中原王朝的地方成为了汉族文化的标志。
◎敦煌写本——中国现存最早的儒学经典
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深知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特殊意义，它对于维护封建秩序、推行政治教化、确立社会伦理道德规范都起到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儒家经典是儒学所依据的最高权威，它受到汉以来历代王朝的尊重。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儒家经典的传播受到了客观条件的极大限制。西汉初年在太学设立五经博士。博士传授儒家经典是各有家法的，而且文本互有歧异，经文章句正误难辨。为此，博士之间争议不休，互相攻诋，到东汉后期愈演愈烈。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诏命儒臣蔡邕和李巡等负责订正儒家典籍文字，刊于碑石，立于太学讲堂东侧，以作为诸儒和学子的正本。此项工程历时九年，至光和六年（183）完成。刻石46碑，有《鲁诗》《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七种经文。碑石为长方形，经文从右至左；每碑135行，每行75字，字体为标准的隶书。七年之后，天下动乱，军阀混战，董卓率军烧毁都城洛阳宫殿，太学荒废，石经受到严重破坏。三国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又于洛阳设置太学，于正始二年（241）立《正始石经》于太学两侧，但所刻经文仅有《尚书》和《春秋》两部。汉魏石经遭受数次破坏，原碑早已不存，宋以后偶有石经残片出土。唐代初年，朝廷诏令经学大师贾公彦和孔颖达订正儒经。唐文宗时在儒臣郑覃和唐玄度的建议下，依先朝之例镌石太学，从大和七年（833）至开成二年（837）历时5年完成，计刻石114碑，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十二部儒家经典。每碑上下分列8段，每段约刻37行，每行10字，自右至左，从上而下，先表后里雕刻碑文。经书标题为隶书，经文为楷书，共刻经文650252字，每碑高1.8米，面宽0.8米。原碑立在唐代长安城务本坊国子监内，现在完整地保存于陕西西安碑林。此后，五代后蜀广政、北宋嘉祐和南宋绍兴均有石经，但已残毁；清代刻石十三经尚保存于北京国子监。
中国现存的最古的儒家经典文本是唐代开成石经，它坚固而未被毁损，永垂不朽。在造纸术发明之后，古代儒者和士子们所用的经典是用纸卷抄写的。儒经固以国家所立石经为准，但除此而外，还有许多注解本也以抄本的方式流传。公元二十世纪敦煌文书发现之前，中国保存的最早的儒家经典，只有稀罕的宋代刊本。五代时冯道开始用雕版印行的《易经》《书经》《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孝经》《论语》《尔雅》《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和《经典释文》，却未留下一本，仅是历史上的记述而已。敦煌文书为我们提供了二十余种儒家经典的古写本。它们虽然多半残缺，却是当时社会通行的儒学文本实物。其中如：
《古文尚书》孔安国传，魏晋隶书古写本（P.2533）。
《尚书·秦誓》六朝写本（P.2980）。
《毛诗传笺》六朝写本（S.0010）。
《礼记》六朝写本（P.3380）。
《春秋经传集解》杜预撰，六朝写本（P.2562）。
《毛诗音》初唐写本（S.2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