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爷，一支从未谋面的枪
响了整整一下午，打死的
是外爷自己。母亲的叙述，不断卡壳
二弟以电视剧的方法，不断接片。
难为母亲了。六十年前的女中学生
思维在旗袍上打折，在英拉格手表上
发夜光。欧洲自行车外圈
五十年代革命路，左右打旋。
耳朵问题，放大声音胆。
智慧在死亡前夜，把警惕
松弛成一声，高贵的感冒。
何必呢母亲，你倾倒的，已经流回了你
而沉桶的隐秘，还在蝴蝶梦中
想着突围、安全、碑，和墓志铭。
你的母亲，我的外婆——
最初的农家女，最后的黄肿病——
中间一直是中间：
爱情、操心、跳塘未遂
——《母说，或家史》
1
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问题太大，不想去想，更不想去理。待，到了想想、想理的过五奔六的年岁，就着了慌。“到哪里去”，有时间管着，不管怎么走，时间都会为我打开坟墓的门和下地升天的通道，因此我可以不想。但我不能不想“我是谁，从哪里来”。
哲学看不见、摸不着，也想不了哲学那么深，因此，就想一点也不哲学的那部分。即，我即我，我言我；我是人类，我非人类。人类古老“三问”与我无关。
问题日见重大、急切。见父亲被癌了，急忙去问父亲，但终是不忍。待心肠熬硬，顶着头皮去问时，父亲已把血肉、语言瘦到不知哪儿去了，就剩一把骨头。我向长松山跑去，父亲用一块墓碑，关了世界的门。
来自父系的血在身体的秘宫中流着，脉却断了。这是公元2007年11月26日凌晨。
现在，关于血脉，我只能到母系那方去理。
但是，母亲反对——反对儿子理她的血脉，好像儿子的做法，非但不是保护和接续一种东西，而是对这种东西挑筋断骨。
母亲反对，在我意料之中；母亲不反对，反而在我意料之外。母亲可以胆大的，是血脉让她小了胆，不仅让她小了胆，连大大咧咧、外号“魏大炮”的父亲也跟着小了胆。人靠血液活着，靠血性讨来尊严与体面。但血却是母亲的软肋甚或命门。父亲的变化让我们兄弟看出，母亲的软肋甚或命门，其实就是我们家的软肋甚或命门。
今天下午，我和二弟试着向母亲提出，理一理我们的血脉，母亲没犹豫，咂咂嘴巴，一口就答应下来。我差点忘了，母亲虚岁八十，已到了对儿子不说言听计从、也是有求必应的岁数。难道，这么多年，我们就盼着母亲到这个岁数？一想到这个，我立马呸了一声，咒自己用一秒时间达到八十一岁，死神来领人，就先领了我去。可是，八十一，这个岁数，不比母亲都大了吗？逆天了！我立马又呸了一声，还是用一秒时间把岁数呸了回来。哦，母亲，儿子祝你万寿无疆，万岁万岁万万岁。今天下午是公元2012年2月19日的下午。在我家里，龙泉驿，北泉路，八十三号，美丰花苑。
母亲是从万源县城三弟处来成都过春节的。在我这儿耍了一个多月，按计划，还要去新都二弟处耍一个多月。今天，二弟一家三口赶来接母亲了。见又要母子分别，我立即撺掇二弟，向母亲再次提出了请求。
对母亲，这样的请求也许很残忍，很自私，但向毛主席保证，对我自己，这个请求是羞惭的，倾心的，符合人性生态本底的。当然，是我的后裔需要这段记忆还是我和我的读者需要这个故事，我也不大说得清楚。
我把笔记本摊开在客厅乳白色大茶几上，对陷身在阔大布艺沙发上的母亲说，“妈，可以说了。”
我的采访架势让母亲愣了下，但她很快就理解了。我相信，这是母亲人生第一次接受采访，也是最后一次。我想到的这个，母亲一定没想到。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母亲竟然慢慢就习惯了我的专业提问和沙沙记录，习惯后，母亲就变得主动起来，在我整理思路的时候，她居然志得意满并急不可待说：“提吧，老大，老二，想知道些啥，尽管提！”我说：“妈，你好像还是怕什么。”二弟说：“莫怕，现在不同过去了，想啥说啥吧。”母亲说：“看你们说的，我怕啥我。这有啥好怕的。”
母亲没有喝酒，满脸的山河，却有喝酒的兴奋和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红。嗨，一小时不到，母亲就对采访上了瘾，并且，她啥都不怕了。
真的吗？她以下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怕的和真的？我不敢肯定。
2
我生在内江县白马区凤鸣乡，是1933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生的。凤鸣属丘陵地带，谷子、麦子、苞谷、海椒、蚕茧、鸡鸭鱼鹅猪，什么都产，尤其产红苕、黄豆、油菜、花生和甘蔗。当然，我生下来时是不知道这些的，知道这些，离发蒙就不远了。
我出生时的情景应该平平常常，如果有什么什么星下凡的那种异象，我父母一定会告诉我的。从我现在的情况看，我的出生应该跟牲畜下崽子一样，再平常不过了，否则，就不会这么风平浪静、庸庸常常一生。当然，妈说的是自己，不包含你们哈。你们比妈出息，甚至，比你们爸出息，妈高兴。
我是在凤鸣乡场鸡公店的小学发的蒙，之后就到内江县城读女子中学，读了初中，又读高中。初中住的学生宿舍，很大，一间住几十人，上下铺，人一个挨一个排起睡，一点隔挡没有。高中就住进小寝室了，几个人一间，整整洁洁，清清静静，安逸多了。
校服当然是有的，初中黄衣黑裙，高中旗袍。读内江女中的五六年，肚子没吃到亏，隔三岔五都能见肉打牙祭。记得我还让妈弄了油煎豆瓣带到学校下饭呢。家里吃得咋样？也还将就吧，记得最好吃的是盐菜炒肉。不过，无论学校、家里，饭里总是搭了红苕的，我当时就不明白，内江的红苕咋个就那么多，或者说大米就那么少呢？
学资具体是好多记不清楚了。只记得父亲每年都会去几次学校，利用给学校交大洋、谷子的机会来看看我。父母只有一女一儿，我是老大，独女。父母对我可好了。有一次，我耍了假返学校时，突然打起了摆子，浑身上下冷得发抖，我说：“爸，让我走吧，我撑得住的。”
凤鸣乡到内江县城三十华里，我寒暑假回家都是步行往返的。那时，没有公路，汽车、马车、牛车，都没有。有鸡公车，但坐上太颠，还不如甩开连二杆打火腿走路。父亲说：“把药拎上，在学校熬了喝。芬，坐滑竿吧。”我说：“那多麻烦。”父亲说：“麻烦啥呢，莫名堂。病出事儿来了更麻烦。”
父亲为我要了滑竿。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滑竿，一坐三十里。
我一直盼望能穿上皮鞋，这个愿望，直到临解放时才实现。父亲看我试穿皮鞋很高兴，一下变得比我更高兴。记得，那时，我还穿有一件红毛衣，是母亲一针一针专门为我打的。
我那些同学的家境，应该说都不错，要么殷实，要么当官，当然，也开明，如果不开明，啷格会把女儿送来读女中呢？现在想来，父亲也是开明的，虽然当时并不觉得。
整个凤鸣乡读女中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的堂妹。堂妹是我三伯父刘文泽，也就是你们三外爷的女儿。三外爷还有一个儿子，叫刘玉才，内江南中高中毕业，解放后在成都簸箕街城市勘测研究所工作。我跟这个堂兄一直有通信的，20世纪90年代吧，老大来了成都，我从万源给堂兄去了信，想告诉他这事儿，但我接到的回信是堂兄老婆回的。堂嫂告诉我，堂兄已过世多年了。
女中时代是我人生中的好时光。老大老二，不怕你们生气，虽然你们三兄弟都很孝顺妈，妈现在的生活也算衣食无虞，但妈还是要说，女中，年龄，旗袍，图书馆，自习室，沱江风，无忧无虑，多好哇女中。
女中生活也是我少女时代的城市生活。
记得内江女中后来成了公园，成了公园后，内江专区行署就搬进了公园里。
与少女时代的城市生活交替并存的，是我的乡村生活。
我的爷爷婆婆去世得早，我的父亲从小就抱养给了他叔父家。年辰太久，我又太小，不仅记不得养大父亲的那位叔爷的名字，连爷爷婆婆的名字也不记得了。
不仅爷爷婆婆的名字不记得，连爷爷婆婆生有几儿几女也不晓得，只记得父亲是老四。跟父亲有往来的是老三，也就是你们的三外爷、我的三叔刘文泽。父亲长大后一直跟这个三叔干，后来，两兄弟还打伙置办了一点地产，再后来，不知怎么回事，这点地产就全是三叔的了。自此以后，直到父亲死，除了宅基地，我们家一分地也没有。
父亲失去土地后，不知怎么养家糊口，干这干那，没个正形，总不称心。虽说凤鸣乡基本上是刘氏家族的天下，但房亲有远有近，家家各有一本经，因此，帮衬总是有限的。有一天，三叔说：“四弟，你要愿意，从我这儿分点货去吧。我每次多进点就是。本儿是大点，哪个叫你是我兄弟呢。”
父亲说：“看三哥说的，我咋不愿意呢。谢谢三哥啦。”
三叔说：“喏，这半边肉，这两桶油，你先拿去卖吧。”
从这一天起，三叔每次进货就多了些，因为父亲成了他的又一个“下家”。卖肉，卖菜油，父亲嘴甜脚快，薄利多销，渐渐就起了些本儿。有了本儿后，父亲就脱离三叔，先是办了一个榨油坊，后又添了一座糖坊。
我们家住在鸡公店街上，两个厂店合一的作坊，与住宅连为一体。
榨油坊主要榨的是菜籽、花生、黄豆、芝麻油。从筛籽、车籽、炒籽、磨粉、蒸粉、踩饼、上榨、插楔、撞榨到接油，十多道工序，全都是手工完成。榨油坊里堆满了碾槽、石磨、风斗、油缸和坛坛罐罐。家里有条牛，蒙了眼，成天围着石碾槽转圈圈。售油的方式有三种：坊里卖；人家拿材料榨，我们收加工费；再一种，就是雇工挑着油担，扯开嗓，沿村贩卖。卖油，也卖榨完油剩下的油饼。买主把油饼捣碎，拌在锅里做油渣饭吃。现在，油饼是动物的饲料原料。
我们家的油香飘得整个鸡公店都是。从我家门口经过的人，无论男女老少、富人穷人，都使劲缩了腹，拿鼻子吸气，生怕吃亏似的。看着他们贪婪、满足的样子，父亲母亲又骄傲又心疼，好像咱们的油被他们吸去了一两二两；一边想关门，一边想把门打得更开。
那时，不仅我们家榨油坊把乡场上人的鼻子弄得呼呼发声，就是我们家的人，包括雇工，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和狗翕着鼻子盯着看。家里只有我怕沾上这油味，我是说我怕这油味被我带到学校去了——城里的小姐们捏着鼻子，说我满身的乡下味。
民国，我们家不仅为鸡公店贡献了油香，还贡献了甜丝丝的气味。甜丝丝的气味是我们家糖坊飘出的。
你们知道，内江还有一个别称，叫“甜城”，它的白糖产量，最高峰时占到全国的一半。这都是因为内江产甘蔗。我们家的糖坊也榨的甘蔗。我经常看见一些农民把甘蔗挑来，糖坊收下甘蔗后，让牛拉着石碾榨出糖水，伙计再将糖水倒进大锅中，这口到那口，一边熬一边舀，熬糖的蒸气大得与天上的云彩连在了一起。熬干后，起在糖槽里，搅匀，摊开，晾干，就成了深褐色的红糖。
榨油坊是我家独立开的，糖坊却是与人合开的。
你们看我，都八十了，除了左耳背点，啥毛病没有，一看就是小时候营养足，没亏过身体。开油坊、糖坊的人家，就算穷得穿不上一双皮鞋、一件体面的衣裳，嘴巴和肚子总有不错的光景。但这话我还是说早了，这么说吧，我的母亲，也就是你们的外婆，就是因为肚子无货，饿死的。
根据季节和生意情况，两家作坊雇工时多时少，平均也就三个，两个下力，一个管账。
父亲刘文灼，偏胖，不光个子不高，文化也不高，也就识文断字的程度。母亲张丽君，穷人家出身，没有文化，能做的事也就家务之类的。
我们家的家产都体现在鸡公店场上的房产和宅地上，除了两个几乎连为一体的小作坊，还有一处用于生活的住所。这个住所，不是你们想象的深宅大院，你们的外爷再有本事也还远没挣到这般家业，至于他有无这样的梦，我不知道。
我们家所谓的住所其实普通得不行，甚至小得可怜。进门是客厅（堂屋）兼饭厅，左边是一间厢房，父母的起居室。右边伙房。我和你们的舅舅，两人住在右边靠榨油坊的隔层阁楼上，每天踩着颤颤悠悠的竹梯上下。由于紧邻作坊，我们家的老鼠上蹿下跳，油光水滑，又多又大。
我们的这个家景，即使父亲后来当了乡长也没改变。
3
1949年12月6日晚10时许，一队手持长枪，腰挂盒子枪、手榴弹和子弹袋的解放军出现在县城南门街道上。内江和平解放。第二天，凤鸣和平解放。
有两家乡村小作坊的父亲应该是1948年春天当的乡长，总之，当了没两年，凤鸣就解放了。解放了父亲也是乡长。由于是和平解放，共产党就将原国民党的基层政权进行了整体接管。
父亲摇身一变，从民国凤鸣末代乡长成为新中国凤鸣首任乡长。
作为新中国的乡长，父亲成天干的事儿就是听从区、乡工作队安排，跟在工作队的盒子枪后面，干这干那，但不外乎是一些稳定政权、发展经济的事，具体说来，就是征粮、收枪。那年我在乡下过寒假和暑假，晚上都能听见父亲累得直呻唤的声音。
父亲这个乡长是他的朋友让给他当的。从后来的情况看，朋友的这个好意却要了父亲的命。这个朋友姓李，凤鸣乡时任乡长。李乡长说：“文灼，想当官吗？”
父亲说：“莫摆这种空龙门阵，想有屁用。”
李乡长说：“不是屁用。想，就可以当。不过，当之前，你还得入个党。”
父亲说：“党？啥党？”
李乡长说：“国民党。也就是执政党、当政党、合法党。”
父亲说：“为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