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重印一批五四前后的著作，选题中有我父亲的《倪焕之》。父亲说，目前年轻人写的小说，不论思想、技巧、语言，都高出他当年许多倍，要印就该印他们的作品，不必再炒冷饭了。约稿的编辑说不然，“四人帮”扼杀百花齐放，是必须揭露批判的。揭露批判可以开会，可以写文章；而重印一批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作品，也是必不可少的，好让大家看看老前辈们当年的苦心孤诣，“四人帮”如此诋毁污蔑到底是何居心。老人家终于被说服了，根据他说的重版理由，加上了自己对《倪焕之》的一些零星看法，写了篇不满七百字的后记，附在一九七八年版的《倪焕之》后边。
就在这一年，上海教育出版社跟叔湘先生和我父亲商量，要重印他们两个和佩弦先生合编的《开明文言读本》。开明的这部读本计划出六册，只出了头三册，后三册的课文怎样选怎样编，当初已有大致的设想。叔湘先生主张不再补了，还得把前三册中不怎么合适的几篇课文删去，合成一册出版。我父亲完全同意。叔湘先生集中精力，把本是他写的，而且用力最多的《导言》，校订了一遍；最后给这本经过改编的《文言读本》写了篇《前言》。剩下的工作全归我父亲了，就是把《前言》认真地读一遍，署上自己的姓名。见书以后，我父亲买了不少册，分送给嚷嚷要读文言的年轻人，让他们有路可循，别不求甚解。这样买书送人，老人家不止三回五回。叔湘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出版，我父亲就买了四五十册，连我的孩子们也人手一册。
中少社创建时出版了《叶圣陶童话选》，那十篇童话在发排之前，父亲都请张中行先生修改过，还请北方口音极标准的小学老师朗读过，务必做到念起来顺口，听起来入耳。父亲说孩子正在学说话的阶段，给他们读的书，都会影响他们将来的语言习惯，非特别注意不可。我从干校才回来那阵子，没有正经的工作可做，就在父亲的童话中挑出我从小喜欢的几篇，陆续修改了出来。老人家定下规矩，还要亲自检查：只许理顺语言，不得改动他当年幼稚的想法，不准拔高。有几篇，经父亲同意，交给少年儿童刊物发表。一九七九年，中少社要再版《叶圣陶童话选》，我已经有条件了，把篇数增加一倍。插图除了仍用黄永玉先生的，增加了许敦谷、丰子恺两位先生的旧作，华君武先生的新作。还加上一页彩色插页，印的君武先生的一幅漫画，稻草人和我父亲的半身合影。书名则改成了《〈稻草人〉和其他童话》。
一九八〇年十月，《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出版。《编者的话》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署名，说“负责编辑工作的是蒋仲仁、杜草甬两同志”。两位先生都是我父亲在人教社的老同事，信得过的。又说“编入本书的文章、文字都经过作者校改”；“在编辑过程中，得到王泗原同志、叶至善同志的帮助”。仲仁先生他们要编这样一部书，以至于如何编法，都跟我父亲详细谈过，得到了我父亲的认可。这四十五万字的稿子，他老人家没有力气逐篇校改了，主要拜托给了泗原先生。我真个只做了些跑个腿、传句话之类的工作。
我父亲这本论集，收进了有关语文教育的论说一百多篇，时间的跨度超过了一个甲子。叔湘先生抓住了这一点，在替论集写《序》的时候先设问：“按说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大部分是解放以前写的，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过时呢？”紧接着自己回答：“这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问题表面上是新问题，骨子里还是老问题，所以这些文章绝大部分仍然富有现实意义。”论集所收的一百多篇文章题目有大有小，篇幅有长有短，谈的问题各不相同，连主要的读者是谁，也各有差别。看叔湘先生是如何概括的！他说：“通观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二是关于语文教育的任务：教语文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言的良好习惯。过去语文教学的成绩不好，主要是由于对这两点认识不清。”真个要言不烦，精辟之极。紧接着又自问自答：“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一种工具……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为什么很多教语文的人和学语文的人会认识不清呢？是因为有传统的看法作梗。”接着从我父亲在一九四二年写的《认识国文教学》中摘引了一段话，说明那些传统看法如何根深蒂固，为害有多大。接下去又扼要阐述了我父亲所指出的旧式语文教学的三大弊病，最后归结到他老人家的基本教育思想：“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叔湘先生的《序》写得极其扎实，决非空泛的赞扬。
一九八二年一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中国现代作家论创作丛书》添了我父亲的一本。书的开头有两篇“说明”。《出版说明》由出版社署名，说这套丛书“分别聘请评论工作者或作家的亲友负责编选并撰写编后记”。又说“本书由欧阳文彬同志编选，丁玲同志写序。叶至善、商金林同志在本书编选、校订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致谢”。文彬兄是我和父亲在开明时的同事。前头说过，父亲终于点头，让四十则《文艺谈》收进本书，是我替她做了工作，别的记不起来了。金林兄那时到处跑图书馆查找材料，赶编他的《叶圣陶年谱》，顺便帮了文彬兄不少忙。另一篇《我的说明》是我父亲写的，千把字只交代了一件事——接受本书约稿的经过。那位受出版社委托，特地登门约稿的朋友是谁呢？记得好像是范泉先生。最后那句叮咛青年读者的话是有所为而发的。因为当时又有人嚷嚷，中学生连文章也不会写，其原因就在于文言文读得太少。
丁玲阿姨在《序》中说，她不喜欢谈文艺理论。正好，我父亲写的都是随笔和杂感，算不上正经的理论，挤进“谈创作丛书”，他老人家有点儿不太好意思。文彬兄选编，谈写作的约占三分之二，谈阅读的约占三分之一。从她写的《代编后》看，她更喜欢谈阅读的部分。我认同，而且跟她一个样，每看一篇，所讲的作品如果是我熟悉的，就先回忆一下曾经有些什么印象；如果十分生疏，先认真读一遍，而后再读我父亲的指点。看老人家讲的，我是否已经体会到了，哪一些还差得远，漏掉了些什么，有些甚至错了：于是隔些日子重温一遍。收进“论创作”中的文篇，文彬兄在选编的过程中又重温了多少遍。她把层层叠叠的体会归纳成她的编后记，却舍不得放弃更加概括更加醒目的标题：《打开文艺宝库的钥匙》。她打破成规，就这样写上了，加个破折号，注上《代编后》。
“文革”后期，父亲把一九四五年年底到第二年二月初旬，从重庆回上海的日记抄在一个练习本上，供伯祥先生消闲。姜德明兄不知怎么知道有这么个手抄本，一定要借去看，还一定要发表。我父亲拖到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初才答应，以《东归江行日记》为题，写了篇“题记”。德明兄拿去，发表在第二年的头两期《大地》上。《大地》是以文人为主要对象的期刊，那时这样的期刊还不多，好多朋友看了我父亲的日记都说好，老人家自然高兴。德明兄为人作嫁，又先后代《人民文学》和《收获》约稿，也要我父亲的旧日记。那段时间，至诚恰好在家里，父子三个就翻阅日记本，挑选内容方面和文字格调不尽相同的片断。最后选定出自一九四九年年初，父亲母亲离开上海，转道香港到北平的一段，取名《北上日记》；一九六一年七月底边到九月下旬，父亲参加文化参观访问团，去内蒙古自治区的一段，取名《内蒙日记》。两段日记由至诚抄录下来，父亲做了校订，都写了“题记”，六月上半月，先后向德明兄交卷。德明兄又说，有个花城出版社，要把我父亲整理好的三段日记集在一起出版，老人家想必同意。他已代约曹辛之先生在绘制封面，只是少个书名。我父亲说：“就叫《日记三抄》吧。‘抄’字在这里，过去一向用‘金’字旁。现在简化了，得用‘提手’旁。”一九八二年年初，《日记三抄》的样书寄到了，薄薄的本子，辛之先生绘的封面以淡雅胜，老人家很中意。那一年冬季，又有《蓉桂之旅》——一九四二年那趟从成都去桂林的往返日记，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我父亲也写了“小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