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彬然先生是我们动身去四川参观的前一天过世的，到了成都才接到讣告，我父亲只好打了个唁电。记得那年年初，我陪父亲去医院探望彬然先生。他一直处在亢奋状态，脸涨红了，不肯躺在病床上。据医生说也是一种老年性痴呆。见了我父亲，他一再重复，“我没有问题”，好像说他的身体没有问题，又像说他的历史没有问题。后来他闹着非出院不可，出来了几天又住了进去。看来是没希望了，父亲惘然地说。彬然先生过世将近一年，云彬先生也去了。他是典型的老年性痴呆，似乎把以前的一切都忘却了，呆呆地坐在一边不说话。宋师母身子单薄，先过世，他好像无动于衷。五届全国政协开会，他受子女撺掇，由外孙陪同报了到，住进了友谊宾馆。我去问候他，他对我笑笑，可见得是认得我的，却想不出一句要说的话来。在这之前，父亲由我陪着，去探望过云彬先生。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两位老人家还对饮了一杯啤酒。云彬先生终于想出一句话来了：“圣翁，你今年几岁？”父亲回答说：“八十二。”才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了：“圣翁，你今年几岁？”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换了一句话：“眉毛白，髭须白。”对我父亲微笑着，念童谣似的，断断续续说了三遍。啤酒不再冒泡，已经喝干。父亲站起身来，告辞了当年谈笑风生的云少爷。
“文革”早期受到过冲击的，颇有几位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讣告上也写着“因病医治无效”。这句话用在这儿可太不公平。要不是医护人员精心料理有效，老人家哪能直挺挺地躺在病床上维持好几个年头呢？受过极大冲击的，有的一息尚存，神志还非常清晰。冯雪峰先生就是这样。我父亲听说他割除肺癌回家了，特地去探望。雪峰先生瘦得落了形，没力气说话了，声音发沙，轻得难以分辨，说了不多几句话。最后一句，“不要再来看我了”，我父亲不但听清了，过后说起还老泪盈眶。大约两个月后，有朋友打电话通知我，雪峰先生过世了，又叫我暂时别告诉我父亲，免得老人家伤心。他不知道我父亲已经跟雪峰先生诀别过了，已经在等候追悼会的通知了。
通知等了个把月才到。那天上午，我陪父亲去了，到的人站满了一礼堂。一切都行礼如仪，大家都不走散，等着听念悼词。那时候开追悼会，悼词是非念不可的，尤其是对受过迫害的。静了五分钟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站出来说：“追悼会到此结束。”大家才诧异而散。父亲问了愈之先生，才知道雪峰先生的问题确已解决，还没批下来，悼词还不好写。果不其然，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七，又开了一次有悼词的冯雪峰同志的追悼会，会场上首供着雪峰先生的骨灰盒。盒上的字是开会前两天，雪峰先生的子女请我父亲写的。写这样工工整整的小字，我父亲是极其用心的，照着送来的字条，居然一个字没写错。记得在“拨乱反正”的那两年中，去八宝山的次数特别多，除了送别正常老死病死的，还要追悼在十年浩劫中因为受到迫害而去世的。从礼堂出来，愈之先生跟我父亲握别时常说：“下回来八宝山接着谈吧。”父亲也不以为忤。
那天参加了云彬先生追悼会回来，坐在车上，为那篇才听过的悼词生闷气。我说，祭文历来有两种：一种像《祭石曼卿文》，念起来叮叮当当，一连串的好话，祭谁都用得上，换个名字就得；一种像《祭十二郎文》，没有真情实感是写不出来的。悼词恐怕也如此。起草的人很可能跟死者并不相识，只能公式化概念化。老人家听了说，这倒是个谈文风的好题目。回到家里就叫我把《古文观止》找出来。老人家这一回下笔还算快，过了一个多星期就写得了，叫我看一遍，有什么意见尽管提，还问我发表在哪里好。我提不出什么意见，说这一篇近于阅读笔记，就给了《读书》吧，他们每一期都送来的。父亲就把这篇《祭文·悼词》，寄给了主编冯亦代先生。
《祭文·悼词》发表后，受到好几位朋友的认同，上海有人传话来说，黄裳先生看了说：“姜还是老的辣。”父亲颇有些儿自得。近两年来受报刊的邀约，老人家写过不少提倡改变文风的短文，老调子唱得自己也烦了，却像应景文章似的，没引起多少人注意。他可能想到有效的提倡，莫过于自己参与。长篇大论老人家没力气写了，跟《文汇报》约好，大约每星期供给他们一篇短文，主要是关于教育方面的，起了个栏名叫《晴窗随笔》。还偶尔写些短文，应景的，却不是落套的，不用一句空话和套话，交给《北京日报》发表。有关文学创作的，仍旧交给《文艺报》。
产生轰动效应的是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发表的《我呼吁》。《中国青年》刊登了一篇《来自中学生的呼声》，反映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的，要我父亲这位老教育家发表意见。五四后不久，陈衡哲先生带头呼吁过“救救孩子”，真是个老问题了，是得向老教育家请教。可是叫我父亲怎么说呢？害处，仍旧是那么些；形势，可严重多了，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家都是看得见的。分明是个系统工程，非综合治理不可。我父亲还不习惯做这样科学的概括，只得向各方各面发出不同的恳切呼吁：各级教育行政当局，包括教育部的领导、教育局的领导，以及大学和小学的校长和教员，都呼吁到了。最贴肉的当然是中学的校长和教员，分别写了两大段。又向学生的家长做了呼吁；还呼吁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也看看这篇调查摘要，请他们在工作中切勿掉以轻心。《我呼吁》发表后，有关单位开了座谈会，请我父亲参加。教育行政当局重申了反对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的种种决定，问我父亲有什么要说的。我父亲回答说，想到的在《我呼吁》中都说了：总之要摆正教育思想，改进教学方法；要想方设法切实减轻学生的负担，使他们高高兴兴快快活活地得到全面发展，成为能独立思考的、有丰富的想象力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