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年底，北京开始试播黑白电视，首批凭证供应的电视机是从苏联进口的。我父亲得到了购买证，说放弃了可惜，定要去买一台。有两种型式可供选择。我买大的一种，花了四百元，叫“纪录牌”，屏幕大小像一本打开的十六开本期刊。父亲看了嫌小，说至少该跟《人民日报》一样大。接上天线，调整好频道看了一会儿，奇怪，渐渐地忘记它的小。试播每天从晚上七点开始，节目播完总在十一点过后。电视机供在西屋的五斗柜上。父亲要是在家，柜子正对面那把椅子专给他坐，晚到早退都可以，还可以喝茶抽烟，比戏院少了许多拘束。那时是“大跃进”，又正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做准备，各省市的剧团纷纷来京献艺，都争取在电台电视台播出，在屏幕上，戏是有得看的。父亲最喜欢川剧，说同川菜一个风格，甜就甜得沁心，辣就辣得人合不上嘴。其次是京剧，是昆腔。他时常发现，川剧和京剧，尤其是没听说过的地方剧种，都有个别出色的折子戏，原本来自昆剧的剧目；移植之后经过一再蜕变，磨去了一些什么，又注入了一些什么，终于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可，别处的人看了也觉得不错。他说这个漫长的过程，倒是很值得研究的。父亲更喜欢电影，电视播放电影，他可以说一次不落，中途退场的固然也有，看完了的免不了说短道长。看到满意的片子，等到电影院放映，再买票去重看。
——且慢，这篇《父亲长长的一生》，是前年十二月初写开的头。我跟出版社口头约定：如果今年五月底交卷，他们就能赶在十月中旬，我父亲一百一十周年诞辰日，跟《叶圣陶集》前头的二十五卷一同见书。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我却才写到“大跃进”的头一年——一九五八年，后头还有三十个年头呢。看来我必须鼓起余勇，也来个大跃进，随时三级跳，跳过一些不太必要的章节，使劲往前赶才成。出版社订定印制计划，一般总留点虚头：稿件迟交个把月，他们盖上个“特急”印章，抓紧排校，能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的。话休絮烦，让我言归正传，目不旁骛，使劲追在前头。
过了“大跃进”，紧跟着来的是“三年困难时期”，两者的界限不十分分明，一共六七个年头吧。城里人要是知道些油盐酱醋，一九五八年年底边就会发觉，菜场上起了细微的变化，各种副食品的供应渐渐紧张起来；第二年春节，瓜子花生上市比往年迟，箩筐里一抢就空了。负责采购的满子曾抱怨过，父亲也许觉得新鲜，无意中在日记上挂了一笔；后来可能因为读到了陈叔老新作的一副对联“一心记住六亿人口，两眼看清九个指头”，就什么也不记了。那个时候家喻户晓：叫你扳着指头数一数，无论怎么说，成绩肯定比缺点多，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三年困难”从哪年哪月算起呢？从降低个人每月的口粮标准算起，我想是比较合适的，可是在父亲的日记上就没找到这个年月。只记得我原来是三十二斤，减到了二十七斤，粗粮细粮按规定的比例配给，除了上学的孩子，一家人都减，以体力消耗的大小为准。总共减去了多少斤，问满子，她也记不准这笔账了。油、糖、豆也按定量分配。记得那时的白粥分外香，饭前还真个觉得饿。父亲和我总是书生之见：六亿人口都在挨饿，我们没有特殊化，一同挨饿，这才是正道。没有特殊化，其实并不彻底，父亲和我都有“特供”，跟司局级干部一个样，每月另加糖和豆；父亲有两斤肉，我也有一斤；香烟都是一条，父亲是“红牡丹”，我是“大前门”。特供的价钱跟市价一个样，可是在困难时期，在全国六亿人口中，这点儿特供，已经叫我们特殊化得羞于启齿了。
困难时期票证虽多，可是物价未涨，薪水未减，人们手上的钞票就越积越多。经济学家说这可不是好现象。得把那过剩的钞票收回来。用什么办法呢？就是提高一部分非必需消费品的价钱。对我们家来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酒了：售价转眼间翻了几番，尽管这样，名牌白酒在市场上竟一抢而空，剩下的只有浅黄色的金奖白兰地，喝惯国产烈性酒的人嫌它不过瘾，又不习惯陈年橡木桶的那种怪味。人舍我取，我父亲就专喝白兰地。一瓶十五元，兑上四分之一的凉开水，等于十二元。我还嫌贵，找到了一种调制的白玫瑰，味道太甜又异香冲鼻，难喝极了，好处是才五元一瓶，哪儿都有卖的，兑上凉开水，酒价还能下浮。父子俩对饮，各喝各的，都自己骗自己。
政协礼堂三楼大厅西北角，有个小小的小吃部，记得在困难时期，每月发给每位在京委员两张用餐券。委员凭券可以带着家眷去小吃，人数不限。小吃部摆着十来张小桌子，两人对酌正合适，四个人就觉着挤了，两张桌子拼起来勉强可以坐六个人，你总不能把一大家子都带去吧。荤素小菜七八种由你挑；还有白酒供应，五粮液，剑南春，每人限购一两；服务员挺有人情味，连小孩也算。点心主要两种：担担面和冬菜包子，多少随意。最后一起算账，吃不完的全部带走。父亲不大肯去，我和满子可不肯放弃这点儿既得利益，有时还带着孩子去。满子忘不了她的手提包。手提包里有个铝饭盒，把冬菜包子带回去孝敬老太太和姑母；还有个带盖的日本塑料杯，把多买的和喝剩的白酒，一滴不剩都带回家，让父亲独自开怀畅饮。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城市中因普遍营养不良，许多人患了浮肿病。有些单位做了普遍检查，人教社近三百人，患浮肿的超过了百分之十二，我父亲属于比较严重的一拨。医生送来一大包特效药，看外表像红砂糖拌的麦麸，用沸滚的开水冲服，如炒面，疗效想来是开胃通便。
好久没提到我的祖母了，她老人家已九十六岁了，终于老熟了。过世前十来天，她还念叨说：“我就想吃咸鸭蛋，亦勿肯搭我买一个。”她不知道为了一个没找到的咸鸭蛋，我们已经跑遍了半个北京城，还没法跟她说清楚，眼下是困难时期。我母亲病重的时候，老太太已经糊涂了，家里少了个天天见面的人，她从未问过一声。她老是斜靠在床上，生活全由我姑母照料。一日三餐，连放在床头盘子里的西式蛋糕，各种蜜饯，香蕉苹果橘子，都要我姑母喂进嘴里。我父亲有个特殊任务。老太太是缠脚的，脚指甲长得很慢，可是奇形怪状，又厚又硬，只有我父亲一个人能对付。父亲像修脚师傅一个样坐在矮凳子上，开亮的台灯放在一边，让老太太把脚搁在他膝盖上。他戴上老花镜，左手握住老太太一只脚，右手三个指头捏住刻字刀，就像刻牛角印章一个样，看准了才下刀，全身的力气都集中在三个指尖上。如此聚精会神，真该摄下个特写镜头来。
老太太对死的态度值得研究。早在还能下地的时候，忽然有一天，她把一件单衣叠好，用一块大手帕包好。问她干什么，她叹息说：“终归要去噶，捺哼去法亦勿晓得，亦呒人陪。”问她去哪儿。她想了一会儿说：“只有到来格路上去。”我想这是往事的再现，我们家在新中国成立前搬动太多，每回搬动，都没先跟她说清楚缘由，要去的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她嘴里不说，脑子里却老在转，如今翻出来了。后来，老太太的精神更加错乱，常说谁谁接她来了。说的大约是她娘家的人，大多连我父亲也从未见过。她看到的自然是幻觉。跟她说没有人，她却说就坐在那里。我父亲和姑母都是直性子，跟她说没有就是没有，有时候竟会跟老太太吵起来，弄得我们小辈不知如何才好。亏得依正弦曲线发展，有峰有谷，闹几天又好几天。
二月三日晚，老太太心脏停止跳动。第二天早晨，头一个来吊唁的仍是伯祥先生。也在嘉兴寺入殓。灵柩在寺里停放了八天，十二日上午在福田公墓下葬。称父亲的心，石工的形式要跟我母亲坟上一模一样。母亲坟上的石工，当时是芷芬兄一手操办的。他后来也戴上帽子，去北大荒参加劳动，于前一年十一月中旬因营养不良去世。石头只能由我去找了，找了几处，只找到一块稍小一些的，高里长里宽里，都小了两寸多，征得父亲同意才买下来。刻在碑面上的字仍旧由父亲自己写，一律用正楷。正中一行八个大字：“我母朱太夫人之墓”。铭语一百一十九字：“我母朱太夫人生于一八六五年六月十七日，殁于一九六一年二月三日。我生六十六岁，违离膝下非恒事，有之往往旬月耳，较久者一度，亦仅一载有馀。今则永不复亲颜色。归熙甫云，世乃有无母之人，其言至哀，我深味之矣。子叶圣陶敬书。”铭语字小，没用标点；每行三十字，分为两个两行，列在八个大字两旁。归熙甫就是归有光，明末清初的散文家。“世乃有无母之人”，是他作的《先妣事略》的结束语。我父亲很称赞他悼念母亲的这篇散文：说的都是家庭琐事，最后用这七个字点出了他对母亲的无尽依恋。十年浩劫，福田公墓中的石碑几乎全被砸烂。祖母坟上也在劫难逃，连带着字迹的碎石也没留下一块。母亲的坟在东边靠后，盖在上面的大石头倒还完好，父亲写的字没受损，只是楷书的铭文刻得太浅，笔画不很分明了，不知更能消几番风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