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弦先生在逝世的前一年作了首《老境》，第六句是“亲友时看星坠光”。他当时才四十九，已经惊诧于知己逝去之早了。一九五八年，我父亲已将六十四了，划过夜空的流星每年总有那么三两颗，哪儿想得到，这一回竟轮到了振铎先生！国庆节在观礼台上还见过面的，他说将要带个代表团去阿富汗和阿联酋访问，在他只是寻常事。父亲还跟他说过，这两个国家他去才合适。偏偏那架“图104”，十七日坠毁在苏联境内了。父亲二十日清晨听到广播，眼前很可能出现了一道炫眼的光。《文艺报》来电话约稿，父亲把当时的心情写成了五律《悼振铎》，打电话叫他们来取。诗稿取去了，父亲又觉得还有许多话没说，非再写些什么不可。下午，伯祥先生和昌群先生来了，三位老朋友像开追思会似的，谈了半天的振铎先生。我父亲说：“明朝一同去振铎家看看吧。”伯祥先生说：“老太太面前还瞒着呢！所里关照，叫暂时别去。”话头于是转到老太太身上，都说振铎先生花甲之年还改不了孩子脾气，就因为老依偎在母亲身边。他最后一次拉着老朋友去家里看陶俑，那桌精致的闽菜，仍旧是老太太亲自动手做的。“半年前的事还在眼前，唉！”晚上，父亲没留老朋友喝酒，他自己一滴也没喝，说肚子里不太舒服。
第二天上午，父亲花半天工夫作了七古十六韵，他把昨天作的五律先抄上，写上“前诗意未尽再作一首”九个字，再抄上新作的七古，一同寄给了《人民文学》，把经过交代得清清楚楚。无奈“此恨绵绵无绝期”，即使再续六十韵，恐怕依旧是个“意未尽”。父亲在再作的七古中只提了两件往事：一是抗战期间，振铎先生困守上海，“隐护人才兼文物”；一是一九四九年年初，结伴从香港浮海进入解放区，“图南北运意气雄”。两件都值得写，应该写。能不能添上几件呢？那还用问，在后来写的七律《振铎周年祭》中，父亲就添了两件：“水库习劳昕夕共，定陵并辔指陈详”。当时，这两件事还簇新的，才过去半年左右；四十年的交情如雪崩迎面扑来，满眼闪烁的亮点叫人一时无从挑选，这也是十分可能的。
“水库”和“定陵”一联，按时间先后应该掉个个儿。先是二月二日下午，振铎先生特地邀约我父亲和伯祥先生，同去明十三陵，参观发掘将竣工的定陵地宫。真个像孩子似的，得了新鲜的好东西，立刻想到跟同伴分享，还充当了一回地地道道的讲解员。六月下旬，参加修筑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我父亲和振铎先生却是不期而遇，同是国务院组织的第二拨，却不在同一小队，出发时都望见对方在别一辆小面包上。宿舍借的一所学校，离工地八里；住宿和劳动，两人都不在一起。每天午后三点整队出发上工地，夜里十一点回宿舍，扣除来回走路和中间休息，实际劳动时间不足四小时。我父亲当然跟老黄忠们归入一队，让他坐在河沟边，捡大小合格的卵石扔在筐中，由飞虎队倒进小车运走。这第一天好像没有什么，回宿舍喝了碗粥就睡了。第二天可不成了，上午还不太觉得，没找着振铎先生。晚上九点提前歇工，吃过晚饭开了联欢会，接着又放电影，父亲的两条腿几乎站不起来了，最后一个回到宿舍。第三天，觉得困疲稍舒。歇工时有微雨，工地上备了两辆大客车，供老黄忠们穆桂英们搭乘。我父亲有唇髭做证，被拉上了车，也不再推让。坐在车上，他望见振铎先生，高个子一摇一摆，走在队伍里。第四天上午，父亲居然找到了振铎先生，两人一同去浴室洗了澡，都说疲劳关似乎已经闯过。晚上提早歇工，因石料已经够用，第五天改成了运沙子。我父亲和振铎先生，还有夏衍先生、范长江先生，都留了下来，要他们写水库建设的“特写”，先看看已整理得的材料。各人都选了一篇，答应回北京就写。忽然下了一阵大雨，大家都说真是“久旱逢甘雨”，可惜这雨像害了羞似的，转眼就停了。父亲在日记上记着：“晚餐后与振铎各饮啤酒一瓶，闲谈久之。”三十七年前的初春，两位老朋友在上海半淞园初次见面，同去的还有雁冰先生兄弟俩。那次长谈，在我父亲的散文中，还留下了一些痕迹。而四个月前的初夏，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那个宁静的夜晚，两位老朋友分明做的无疑是最后一次娓娓长谈，却一句话也没有记下来，不免叫人觉得可惜。
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的一年，好像只要大家站成一排，使劲向前一跳，就能跳进共产主义似的。我就接到过一张表格，叫我把到了共产主义需要些什么，全都填上。这怎么填呢？我只好跟父亲商量。父亲没接到这样的表格，只叫我别填，到了共产主义不就按需分配了么？着的什么急呢？我想倒也是，记得进入共产主义有两个条件：一是生活资料的极端丰富，一是思想品德的极度提高。父亲写过一首赞扬国际主义无私援助的新诗，开头却引用了《礼运》中的两句古话：“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在喝酒闲聊的时候还说过：共产主义道德，恐怕就是这样了。想来制作表格的那一位是不会把思想品德忘了的，正是“大跃进”，使他认为这个问题在中国大地上已经不再存在，待表格上的数目字统计上来，大家就可以按计划比着“放卫星”了。
“大跃进”中，连作诗也“放卫星”。心里想到什么，说出口来又顺溜，那就是诗。男女老幼都作诗，屋里墙外都是诗，村村都开赛诗会。我父亲也忍不住，写了不少“大跃进式”的诗。四月中旬，他受天津茶淀青年农场邀请去参观，看了大田、牧场、果园、苗圃，跟朝气蓬勃的知识青年一同耽了两整天；用他们的口吻写了两首新诗，《种桃树》和《拾粪》。五月二十，各文化团体去十三陵工地慰问，父亲参加了，回家来兴奋得说个没完，第二天上午就作了首古风。五月下旬，父亲由文联组织，去张家口外“走马观花”，带队的是自谦“诗多好的少”的郭沫若先生。
在劈山大渠工地的油印小报上，郭老发现了一首好诗：
扁担不长三尺三，箩筐不大柳条编。
你别小看这玩意，昨天担走两座山。
大家看了都说好，都说是真正的诗。这“大家”，姓名见于我父亲的日记的，还有萧三和沈从文两位先生。父亲认为这首诗歌颂了集体劳动，特地写了篇赏析文章。他说前两句写了两件轻微不足道的东西，后两句却记的是难以想象的劳动成绩。是什么把前后两者联系起来的呢？读者自然而然已经知道，是挑担的人；不是三个四个，是数不清的一大群有组织的人，而且都明白为什么要担走这两座山。什么“含蓄”、“暗示”、“对比”、“联想”之类的词儿，父亲一个没用，说了些切实的读诗和作诗的ABC。“大跃进”渐渐没人提起了，何况是一首佚名作者的小诗呢？何况诗大多是抒发感情的，夸张过度的也还不少，如这一首似的。即使真个是好诗，也只能当作诗读，万万不可当作计划来执行，当作成果来统计。
这回去口外，我父亲又写下了不少即兴的顺口溜，还给张家口《大跃进民歌选》第二辑题了首七古：
大跃进中新面目，思想解放干劲足。
生活如花烂漫开，万道诗泉齐涌出。
心头激动口头歌，无须拘拘事雕琢。
自来诗篇宁有比，文学史开新纪录。
看这气派，如果谁编《全大跃进诗》，不妨用作《代序》。又一回是九月十三，统战部组织去徐水访问，我和父亲都参加了。民主人士中多的是诗翁。记得回京的那天上午，大家像开赛诗会似的，把三天内积在肚子里的锦绣都挥写了出来，挂得满院子唰唰的一片响。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不管怎么说，“大跃进”使更多的人接触了，或者贴近了深入了劳动，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一时间像雨后春笋。我父亲注意到了小说，他一连写了十来篇评论，都是新人新作。最先介绍的是浩然的《喜鹊登枝》和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后一篇是以十三陵水库工地作背景的。父亲在开头说，并非因为他去过工地才说这篇小说好；意思是即使没去过工地，也同样说好。我想，他去工地慰问过志愿者，自己也参加了志愿者的大军，恐怕不能不说是他看中这个短篇的次要原因。小说只写了一位年轻战士，一位将军；两位主角未曾见过面，在工地上同挑一个箩筐；从午后三点，写到啃了两个馒头，又抓起扁担，闯进大点子的急雨。题目《普通劳动者》，不用说，是作者加给将军的称号。
这篇小说被选进了某出版社的语文补充读物，把我父亲写的评论附在后头。这样编排是不错的，至少可以让教师省下一半的备课工夫。过了几个年头相安无事，一九六四年三月接到北大附中一位同学来信，说他们班的同学认定：吃晚饭的时候将军在沙堆背后听人讲的，不是长征故事，而正是九年前，将军带领部队，在十三陵一带作战的故事。我父亲当夜给这位同学写了回信，说“我非常感激你们，对你们的细心看书非常欣慰，对我的疏忽非常惭愧”。又说“当时我怎么会想错的，现在也弄不明白，总之我说了不正确的话，叫人家受累搞糊涂，是很不应该的”。还说立刻给出版社去信，请他们在再版时改正，连如何改法都写得明明白白，问同学们是否妥当。给出版社的信，也同时发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