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子跟护士医生都熟了，随时能进病房去陪伴母亲。第三天医生查过病房，她跟进了办公室，医生告诉她说：癌症复发，几乎可以肯定了；能不能动手术，等摄了X光片再看。满子问：怎么跟病人说呢？医生说：只说可能是手术之后，肠子粘在盆腔上，用X光确诊之后，做个小手术就成了。医生这句话分明是定调子，满子带回来，给家里人和所有探病者传达遍了。母亲听说又得动刀割治，当然很不受用，流过眼泪，发过小脾气，都没当着我父亲的面。三月一日，至诚独自从南京赶回来。五日上午，母亲剖腹而未割治。医生打开肚子一看，除了老疤成了硬块，大肠和肝脏表面已布满了病灶，无从下刀，只好缝上。手术才花了一个来小时，母亲就从手术室推回了病房。医生把我和满子、至诚唤去，把实情跟我们三个讲了；又说怕我父亲难以接受，教我们只说手术顺利，癌症已经割除；对母亲，仍旧连“癌”字也别提。能瞒到什么时候呢？医生说，只能瞒一天算一天。除了照医生说的办，我们别无他法。于是让满子留在病房里陪夜，弟兄俩赶回家去谎报。父亲还真个信了，说幸亏手术动得早；让满子陪手术后的头一夜，也使他感到放心。我和至诚找机会先跟姑母说了，等至美夫妇来，又悄悄跟他们说了。到后来，被瞒住的只剩下了父亲和母亲两个。
母亲又恢复得出奇的快，没满二十天，腹部的伤口已完全平复，虽然胃口还不太好，喉咙还偶尔刺痛，还是高高兴兴出院了；在家里有至诚陪她闲聊，想吃什么有满子给她做。她自以为还经得住折腾，只喉咙里这点儿小病作祟；从两年多来的病史看，似乎中医还有点儿办法。探病的客人们听我母亲这样说，有熟识的名医，哪有不热心介绍的：住得最远的在颐和园边上，就住八条的也有一位，都是我拿着父亲写的帖子，毕恭毕敬登门去请的，前后不下十位。我把母亲两次剖腹的经过都先跟医生说清楚了，还关照了在两老面前得讳言“癌”字。他们有的很爽快，说且到府上号了脉再说；有的在答应之前得先斥责一通，说我们不该如此鲁莽行事。我赔着小心低头听着，心里想：“往者不可谏矣。刀已经开过，即使真个是真理，再说也是白费了。你这位只读线装书的儒医呀。”至诚是四月上旬才回南京的。这一回，他有两件事使母亲特高兴。一是他和朋友合写的话剧《浪潮》，得了文化部的剧本创作奖；二是他参加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从父亲的日记可以看出来，儿子的荣誉一个接着一个，使做母亲的减轻了对病痛的埋怨。父亲自己却让陈叔老说中了，从隔离病房回家来就脱不了身，每天记在日记上的工作比我母亲的病情烦琐得多。各种教科书的审读，像赛跑似的每年一圈，没有个尽头；“汉语”和“文学”分家，又横插上一杠子，拼凑那篇两万来字的讲话就花了两个来月。最后下午接上午，总共讲了六个钟头才算完，疲惫得好似害了一场小病。印刷字体笔形的划一，汉字读音的标准化，主意是我父亲出的，开会商量自然得请他当主席。有些文件，是国务院办公室叫他看的，如公文批改示例，他非认真审读不可。有些事，他本可以推掉的，如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当时的新闻媒体出了个新鲜花样，争相约请老作家当记者，写采访稿。来向我父亲约稿的先后有三家，都说某老某老都已经答应。父亲不能落后，也不能厚此薄彼，全允诺了。先看了三份“材料”，三次去西苑宾馆，分别访问了三位代表；叫我和秘书史晓风兄各起了个毛坯，还有个毛坯急忙写信叫至诚起了寄来。父亲仔细修改了，其实没跳出“材料”的窠臼；还分送给三位代表自己过了目才交稿。那三位约稿的要是知道我父亲正处在内外交困的境地，他们一定不忍心把这桩老人家陌生的任务，硬加在他的肩膀上。
六月中旬，我母亲的病急转直下，发了两天高烧，肚子上长出个肿块，又红又热又胀，才三四天就穿孔了，淌出又黑又臭的液体，足足有一碗，既不是血又不像脓，吓得我们手足无措，赶快打电话向北京医院求援。医院立刻派了医生和护士来，帮我们把母亲的创口挤干，洗干净后，抹上了龙胆紫，包扎舒齐。母亲倒说肚子轻松多了，体温也降下来了。第二天，医生来复诊，说只是寻常疮疖，又说医院有空病房。母亲听了还是愿意住院。至诚又赶回来了。姚澄在上海拍《庵堂认母》，凑个周末，赶来陪了母亲一天。母亲的创口又恢复得特快，不到一个星期就平复了，又着急要回家，医生也同意了。
母亲这回出院，右腿迈步的时候常常要皱眉头，肯定是忍着酸痛，那个并未割除的硬块，肯定在悄悄地发展。父亲以为硬块已经割除，怎么不想想，即使割除了第二个，也保不定会长出第三个来呢？可是也不尽然，在日记上，对母亲的起居和身体情况他记得越来越仔细，只是每一段结语，老顺着主观愿望往好里说。想来也只能如此，因为我母亲老要看他的日记，当作消闲。母亲可变了，变得我们怎么说，她就怎么信，倒像看穿了我们和医生串通一气，跟她不说真话。三年开了两次刀，弄得全家恓恓惶惶的，是什么病，她心里会没有一点儿数？瞒着是一片好心，又何必说穿呢？母亲或许是这样想的。父亲直到她过世后，才跟我们这样说。母亲曾交代满子，要给父亲添些什么衣服，自己没精神操这份心了；还跟我姑母说，老太太的后事只好全托付给她了。都在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抹着眼泪说的。
父亲的大书桌对着南窗，左首是母亲的病床。病拖久了都是呈曲线发展，母亲也有一些稍好的日子，总的趋向是矛头向下。父亲如果没有必要出门，就一边工作，一边陪伴我母亲；心里想着这样的日子应该倍加珍惜，可总是找不到松快的话头，脸上又不能现出一丝愁容。来客不是医生就是探病的亲友，心里又觉着矛盾：父亲欢迎他们来，可是说的话却无非这么几句。我们想父亲日夜犯愁，可能会闷出病来，母亲很可能也这样想。十二月初，作协要组织个代表团，去印度参加亚洲作家会议，问我父亲愿不愿参加。我们看母亲暂时还不会出事，都怂恿父亲去；母亲也说，有雁冰和老舍同行，为什么不去呢。父亲极其勉强地答应了，跟我们说定哪一天向他报告母亲的病况，信写到哪儿，电报打到哪儿。我们一天不差，按说定的办。所幸的是二十来天的远游没造成终身遗恨。一月二十，父亲归来了，带回来好些牛角雕的小工艺品。母亲斜靠在床上把玩了一件又一件，久已没见到她脸上有笑意了。父亲去印度的这段日记，在他过世后，我让儿子三午儿媳兀真抄了下来发表，就是《叶圣陶集》第二十三卷中的《北上日记》片断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