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那年从香港北上，同船的有好几位老一辈的民主人士，后来在各种大会上，我都见过：他们坐在台上，我在台下望见他们。只有陈叔通老先生一位，和我父亲交往较多，忽飘然而至，两人说古论今，谈上一两个小时。如果稍用些儿心，就可以看出我父亲在轮船上那七天的日记中，记这位老人家用的笔墨稍多，音容笑貌凸现于纸上。父亲作灯谜，把这一回“同气又同舟”的航行，作为《知北游》的谜面；后来作诗应云彬先生索奖，又以“南运经时又北游”开的头。大家依韵和作，陈叔老开头一句却是“奔赴新邦未是游”；有不同意见当面直说，却并不让人感到尴尬。他兴致极高，默写了两首旧作向大家请教。一首是《日本投降枕上喜赋》，道着了“天涯共此时”，大家彻夜难眠的矛盾心情；另一首是《秋热》，借“秋行夏令”，喻蒋政权色厉内荏已长不了，可还得防它垂死挣扎。父亲把这两首七律都抄录在日记上，读者诸君如有兴趣，可翻看《北游日记》片断之一。
一九五二年八月三日，我父亲和母亲去北戴河避暑，四天前接到陈叔老的信：
圣陶先生：
到北戴河已九日，毕竟清凉，八月更佳，闻公有意来此暂息。弟八月七日返京，可能十一再来，愿与公偕。不知能稍待否？
弟陈叔通七月廿九
叔老当时七十七，长我父亲十九岁，自称为“弟”，真个是忘年之交了。父亲此行已安排妥当，不便改期。三日晚上，在北戴河的招待所听得汽车声，原来陈叔老得知我父亲已到，就找来了。“追寻逾密约”，叫人想起佩弦先生。他说将于次日晚提前回京。这时月光如银，海面烂然，两人坐在廊下谈了一会儿，觉天凉如水，叔老就回去了。第二天午休后，父亲访叔老接着往下谈，在日记上留下了如许记载：“叔老谓目今人事工作殊有缺陷，致人不能尽其才，才无由显其用。谓须大胆使用，小心鉴别，乃可丝丝入扣。又谓人事工作者宜抱‘一夫不获，皆余之咎’之诚意，乃可做好工作。叔老谈及同载北来，亦既三年，当时海上纵谈，今日方知其皆非实际。我人逐渐学习，稍明归趋，欲求洞达，则谈何容易。叔老固健谈，且深喜与余谈。惜其今夕即将返京，否则假中共谈若干回，亦为大快。”
老一辈的民主人士中，最喜欢作诗的是柳亚老，作了喜欢给人看。陈叔老兴致来了也作诗，他跟佩弦先生有点儿相像，只给熟人看。一九五六年二月，老人家带给我父亲一册历年来的诗稿，说本想烧掉的，总之不想刻印传世，让我父亲看了就还给他。我父亲看过就送还了，按说看了多少得批上几句赞赏的话，我父亲索性脱俗，免了；也没把特别中意的抄下几首来，只把叔老的复信贴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上。那时我父亲肝病初愈，打算上班。叔老在信上劝他遵守医师嘱咐，在家多养些日子，上了班便不能自制。又说“弟无他长，尚能自知，诗稿只合摧烧”。却又抄了一首去年在北戴河作的七律给我父亲看：“所读何书竟一空，愧余炳烛费深功。总因回头妨前进，自谓持平误折衷。即物研求须有素，与时运用始无穷。从来多少高明者，堕入玄谭幻想中。”无标题，也许有感于理论学习吧。那时叔老已八十一了。
我父亲患肝炎，在北京医院隔离房住了不满一个月，受严格管制的只是头一个星期。每天有一个半小时的探视时间，书报刊物、稿子信件，什么都能捎带进去，只免去了开会一项。要不是春节，医生大概还不会放他回家。父亲答应医生出院后戒烟停酒。来探望的朋友络绎不绝，父亲只好躺着，来客让我应酬，留饭就命我陪饮。热闹的春节才过完，大事可不好了，母亲的喉咙又犯病了。我立刻想到癌症，嘴上可没说。父亲跟上回一样，没把喉咙刺痛跟癌症联系起来，是不愿意呢还是没想到呢？我揣摩不透。亏得母亲自认为刺痛只是喉头的神经出了些小毛病，从未跟腹部割出来的那堆东西联系起来。何况前年割治以后，健康恢复之快着实惊人，使她感到乐观。去江南转了一圈回来，父亲有些困倦，母亲却浑身是劲，还不断地长胖，从没有这样富态过。去医院检查了两回，都说没事。她自己也说：“真个心宽体胖了。”伯祥先生的夫人患了癌症，痛得靠打吗啡维持着，瘦得落了形，母亲去探望过，后来又去殡仪馆送入殓。癌症再可怕，也没听说过谁得了会越来越胖的。母亲哪里会想到自己患的正是癌症呢？而且已在迅速扩散。喉咙已经发出SOS的信号，可惜即使有人能解读，也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了。
跟前一回一个样，老片子重放了一遍。先是治喉咙，请中医，请西医，吃药，扎针，注射盘尼西林，全不见效；恶心、呕吐、厌食，母亲就瘦下来了，瘦得隔着衣服都可以摸到，右腹开过刀的地方又有个硬块。母亲吓得流下了眼泪，父亲也手足无措了。满子打电话向医院询问，回说如此情形宜及早住院检查。母亲听说，急忙让满子陪往医院。这一天是二月廿三。父亲写信给至美、至诚，告诉他们母亲已入院检查；等满子回来，急忙问住院的情形，又跟我和满子商量，如果查出来竟是癌症复发，将怎么办？我说：“只得听医生怎么说了。”没想到这句话惹怒了父亲，说我这个人“理智得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