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本想在至美家多住些日子，至诚忽然来信，说文化部调锡剧团到京汇报演出，他和姚澄可以一同回家。母亲就提前回家等着。九月十七，新夫妇双双回来了，说这一回可耽搁二十天，只是不能在家里住，他们得过集体生活，住在文化部招待所，还得不断排练。既然是纪律，当然得服从，大病才愈不久就能见面，母亲已非常满足了。父亲忽发奇想，不知道用的什么名义，通过什么关系，请他们团派人在总署的国庆庆祝会上演出一场。他们团到总署看了会场，说台太浅太窄，让姚澄演一出《罗汉钱》吧，加一出沈佩华的《双推磨》。于是向戏剧学院借到了灯光，特地印了请柬。九月廿八晚八点，庆祝会开幕。我父亲做了简短讲话，说今日预祝国庆，意义格外重大：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已胜利完成了全部任务。从会场上出来，天安门长安大街已经锣鼓喧天。说到这里，台边上的锣鼓就打起来了，于是表演开场，台上演得卖力，台下鸦雀无声。父亲在日记上记着：“演罢已十一点半。至后台向团员致谢，团员欢甚。观者皆称满意，以为逾于预料。……姚澄之唱清楚有韵味，表演亦极自然，能达感情。今夕除老母外，全家均往观，在家庭生活中为未有之事。我家之熟友亦大多往观。”两位老人家商量怎么酬谢他们好呢？结果请他们全体在北京饭店吃了一顿川菜。
至诚夫妇八日随团回南京。父亲告诉他们说，月中可能与母亲同去上海，说不定又能见面。这次旅行是愈之先生的主意。去年八月按规定的待遇父亲带着母亲，曾由办公室副主任程浩飞先生陪伴，去北戴河避暑；今年让我父亲参加宪法草案定稿的文字工作，把避暑的季节错过了。愈之先生说错过了可以补；出版总署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只待收场了；还有些事务性的工作要办理，琐碎之极，叫我父亲别管了，挑个清静的所在放松些日子吧。父亲跟母亲商量，母亲说当时匆匆离开上海，已五个半年头，很想回去看看，最好仍旧请浩飞先生做伴。十六晚上，浩飞先生接二老到车站；十八日晨，火车到上海。招待所在西区，是一座西式的住宅。午后，二老先去探望满子的母亲。父亲坐了一会儿，就去子恺先生家了，好让两亲家母，还有满子的大嫂，把空话说个畅。过了两个半小时，二老趁便去看了我的表兄刘仰之夫妇。
如果照这样记下去，又成了流水账簿。总之在上海耽了三个整天，想见的至亲好友都见到了；要重访的热闹处所，如南京路上的各大公司，都转了一圈；还参观了专分配给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居住的曹杨新村。二老廿一下午乘火车去南京，晚七点半到车站。出乎意外，至诚匆匆赶来，说是才得到的消息，姚澄接待外宾未归，尚未知晓，就把二老送到了招待所。第二天吃过早饭，大家由母亲带路去到锡剧团宿舍，团员望见了都围上来叫“姆妈”。姚澄说，团中正排练至诚编的新戏《走上新路》，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她是主角，下午彩排，后天就动身去上海参加会演。母亲留在团里等看排演，父亲和浩飞先生同去游玄武湖划船。第三天上下午乘汽车兜圈子，该去的地方都“到此一游”，那时还没有“景点”之一说。第四天，至诚夫妇随团去上海，二老于是临时决定，和他们同乘一趟车，到无锡去望望太湖，在车上跟至诚夫妇又多聚了半天。
在无锡住的招待所是五里湖边的蠡园。父亲在日记上记第二天清晨游鼋头渚：“晓雾渐消，远山徐露，湖水不波，清静殊常。”母亲精神一放松，反倒觉着累了。午后就在蠡园中闲散。第三天访新筑于中犊山的华东工人疗养院，听三位模范报告自己的先进事迹；下午游惠山，晚上听书；这一天又给排得满满的。第四天晨离开蠡园，乘汽车绕太湖西岸到湖州，然后径达杭州，住南山招待所。两年半之后，母亲病故，父亲睡不能安，填成了一首《扬州慢》，略述两人四十年来的游踪。开头一句是“山翠联肩，湖光并影，游踪初印杭州”，写的新婚之次年，两人的第一次旅游。最后一句是“坐南山冬旭，终缘仍是杭州”。写的就是这一回。二老坐在招待所的草坪上晒太阳，浩飞先生抢镜头，端起相机给拍了张照片。
父亲到杭州的头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云彬先生，说明是伴我母亲出游，约他们夫妇俩晚上在楼外楼相见。母亲跟宋师母已三年不见面了，真个说来话长；吃了醋熘鱼、炒虾仁，都说到底是家乡风味。西湖正在疏浚，把这一勺水搅浑了，因而与历次不同，只乘了半天划子。灵隐、净慈、虎跑几个大庙都到了，灵隐正在修葺，数净慈最清静，还特地去虎跑寺后，瞻仰了子恺先生创意修造的、弘一法师的纪念石塔。一向不大去的几个山洞，连龙井、九溪、六和塔、钱塘江大桥，都到了，一定还有漏记的。
在杭州整整耽搁了四天，乘夜车再折回上海，仍住在那所西式住宅里。第二天已是十一月一日，父亲打听到锡剧团还没回南京，用过早饭就跟母亲去沧州饭店看至诚夫妇俩。他们的《走上新路》已经演过，评论尚可。父亲把母亲送到满子家，自己去拜访了巴金先生，谈了一个多小时；又去拜访子恺先生，也谈了一个多小时。可惜我没跟去，不能记下些什么来。父亲回到满子家，大嫂嫂已经把桌子摆好，只得老实不客气，坐下来喝酒吃蟹。第二天下午，二老由姚澄陪着，去剧场看当时才盛行的所谓调演，闽剧、扬剧、苏剧、昆剧、京剧各演一出折子戏，都是上选。戏散后赶到文化俱乐部，应望道先生招宴；除了他夫人，还请予同、绍虞、文祺、统照、巴金等诸位先生作陪。父亲想见的老朋友几乎全到了，餐毕闲谈，九点散。回招待所，我父亲才看到报纸上已公布，他被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
第三天午后，我母亲被亲戚拉去看越剧，我父亲被新闻出版界拉去讲全国人大开会情形。晚上，二老去看话剧《考验》，是夏衍先生的新作。父亲在日记上记着：“余已读过其剧本，观演出如重读一过。以剧本论，虽尚未完整，不枝不蔓，干净利落。余嫌其说道理过多，又少诗的情趣。演员以演杨厂长者为佳，表现某些官僚主义者，已为典型。”又说我母亲一天看两场戏，恐疲劳太过。
第四天下午两点，二老去跟亲家母辞行。满子的母亲不停地说“难得”，意思是她自己已七十二，我母亲已六十一，况且在大病之后，还能见上一面实在不容易。我母亲说，等后年吧，满子回家省母就跟她一同再来。满子每年五月要回上海，像孩子似的，偎在她母亲身边住上二十来夜。可惜等不到那个时候了，一九五五年八月六日，我岳母心脏病突发逝世。母亲分明记得离开上海那一天，我岳母还由大嫂嫂搀扶着，一直送到门口。二老乘的是夜车，至诚夫妇到车站相送。这回南游到了四个城市，南京、上海两地都有至诚夫妻相伴，也可称难得，是母亲最惬心的事了。
在《北游日记》的片断之三中，我没摘抄前头的那十九天的日记，因为父亲记的全是个人活动。十一月六日上午火车到北京站，接站的除了出版总署的人，多出了一位教育部的办公室主任。父亲见了他才想起来，自己已经成了教育部的人了。午后，教育部董纯才副部长来看我父亲，主要说，部里都知道我父亲不欢喜做行政工作，分工仍旧主持人教社可好？自人教社成立以来，出版总署基本上就这样办了。父亲回答没有意见。董先生才走，又来了统战部的于毅夫副部长。他说本当商量在前，因我父亲外出，就先任命了。现在赶来征求意见，尽可畅所欲言。其实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钱俊瑞先生已这样问过我父亲了。我父亲当面回答，说最希望不把他列入行政部门，在人教社也不居社长之名，当个编辑就好。如今看来，得过些日子再商量了，只得回答说确无意见。于先生走后，我父亲马上赶到总署，才知道总署将改为出版事业管理局，并入文化部，人事已安排妥帖，一部分人员在文化部的其他单位工作，或转入其他部门。四点钟，开最后一次署务会议，各人谈五年来工作之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