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游日记》片断之三的篇幅最长，自开国大典之次日，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始，用摘录的办法，直抄到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六日，主要摘录父亲在出版总署副署长任上的经历。如今翻出来重读，觉得既太繁又太略。例如某一天参加了四五个会，会的名称都罗列出来了，谁在会上讲了些什么，却一句没提；有时留个批语，“甚重要”，“尚可听”，有时连批语也没有。经过了半年多的历练，父亲知道会是非开不可的了，有的会确实很重要，他当时在小本本上，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历次讲话，都做了密密麻麻的记录。可是囿于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养成的习惯，他只把伏案的工作算作工作。如果没看书稿，没动笔改些什么写些什么，这一天就算白过。要是动了笔呢，即使给署内的黑板报写了篇三五百字的短稿，在日记上也得挂上一笔。例如从一九五三年年初起，日记上经常出现“看字典‘某’母稿”，所看的就是现在还在印行的《新华字典》最初稿，注音和编排还用老式的注音字母。稿子是仓促上马的，我父亲跟叔湘先生轮换着审读，都摇头叹气，都坚持到底。两位老人家这股韧劲不该泯灭，我不敢略去，只有见一回抄一回。对各种会议也是如此，我想的是把出版总署那五年的史料保留下来，只怕漏掉了一些重要的。如今接下去写父亲的后半生，主要仍然写我的回忆。摘抄父亲日记上的片言只语是免不了的，有些还必不可少。但是我必须时刻记住，写和编毕竟是两回事，我是在写，而不是给我父亲那五年的日记编另一个节本。
我才到北京，头一个鲜明印象是两老都老了瘦了，都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父亲身边多了个警卫员鄂凤祥，人很老实，搀搀扶扶，送封信什么的，也有此必要。家里雇了位女佣叫王大娘，也还清爽，只是做的饭菜不合南方人的口味。我们一家住四合院的北屋，带左右两边的耳房。东屋是云彬先生家，西屋是彬然先生家，南屋是晓先先生家，文权先生住在后院，安排得热热闹闹的。可是也有个缺点，假如晚饭过后，有位客人来东屋云彬先生家串门，跟我父亲和彬然先生都相熟，自然得打个招呼。我父亲一定往北屋里让，说，“这里宽舒。”晓先先生闻声也跟过来了。五位朋友如果说得投机，海阔天空，胜似小组讨论，两个小时是打不住的。等到客人起身来告辞走了，我父亲就颓然而卧，跟开了半夜会回家来一个样。
从父亲的日记中可以查到，开国那年的十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负责人名单在报纸上公布，胡愈之先生出任出版总署署长，副署长是我父亲和周建人先生。名单的草案在四天之前已送我父亲看过。他自言自语说：“余实怕尸其名，就实际而言，余岂能助理出版事业之大计乎。”看到了报纸上的名单，他又自言自语：“负其名固不费事，而尽其责则甚难。将如何尽责，目前尚茫然也。”这两段话，他都记在日记上。亏得愈之先生早胸有成竹，事前做了不少筹备工作，出版总署在十一月一日就开了成立大会。从日记上看，父亲的主要精力仍旧放在教科书的编辑工作上。中小学课本是明春开学必需供应的，急于定稿发排的还有好几种，叫他怎么腾得出工夫来考虑别的。到第二年二月十五，我父亲参加扩大署务会议，讨论了对于本署工作任务的认识，在日记上他才记着：“三月有余之时间，同人对于出版总署一机构尚觉模糊，或以为即一大书店。今日总结，乃确认为对于出版事业之行政机构，旨在推进出版事业……”我想当其时，父亲也是“尚觉模糊”的同人之一。经过讨论他才明白过来，总署不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功能齐全的业务机构，必须在改革全国出版规模的同时，改组总署的自身，使它能担负起管理并推进全国出版工作的责任。
改革全国出版工作的规模着力于两个方面：一是使发行和出版分家。头一步把三联、商务、中华、开明等发行部门的人员和资金抽出来，加上小书业组成的联营书店，再由总署派人参与领导并投入部分资金，于一九五一年元旦成立了公私合营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过了两年，让参加中图的各私营出版业抽回资金，和新华书店合并。国营新华书店实力雄厚，分店支店遍布全国，专管发行，不只国营出版业的图书，私营出版业的也同样经销。另一方面花的时间较长，就是把发育成熟的出版社，从总署分出去，使总署成为强有力的管理机构。先分出去的有人民教育、人民、人民美术、人民文学等国营出版社。稍后才有公私合营的，如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由总署牵线，合并成立公私合营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庆祝合营的酒会上，我父亲以总署和开明旧人的双重身份举杯祝酒，说两家各有长处，如今成了一家人了，定能互相学习，亲密无间，做到真正的化合，而不是徒有其名的混合。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我父亲兼社长和总编辑。我母亲被调去担任校对科科长。办公地点在宣武门石驸马大街，上班下班都得乘三轮，路那么长，寒冬腊月未免受风寒，母亲就自己开个汤头对付。她越老越积极，快六十岁的人了，被推举为工会小组长；在民主党派适当发展那当口，又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晚上要是开会，常寄宿在芷芬和汉华家里。校样催急了，还要带回家来，跟我父亲两个在灯下赶夜工。“三反”运动中，我母亲参加了“打虎队”，为清查账目，索性带了副铺盖，在办公室里前后住了半个来月。终于身子挺不住了，有低烧，喉咙口感到刺痛。先请中医治，说是上火，开了方子，叫她好好休息。请了十来天假，吃了四五服汤药，不见好转，又去北京医院诊治。大夫说是扁桃腺炎，接连给打了好些针盘尼西林，也不见效，到一九五二年年底，说话时舌根感到木强，只得把人教社的工作辞了。
那一年的阴历除夕是阳历二月十三，父亲在总署参加联欢，多喝了几杯二锅头，回家来没吃年夜饭，躺下就睡着了。忽然大门口一阵喧闹，原来至诚回来了。鄂凤祥拦住了硬不让他进来，说首长已经睡了，有事明天再来吧。丁师母听说，披着棉袍出来一看，真个是至诚，说清楚了，凤祥才跟着至诚进来。全家老小都下床来，围着至诚不知说什么好，母亲流出了眼泪，问他是怎么回来的。满子赶着要热饭，丁先生夫妇俩已经送了一大碗汤圆来了，还惊动了宋家和傅家。整个四合院充满了灯光和欢声笑语。至诚是请假回来的，只耽了半个月，不大出门。母亲有个人闲聊，情绪松弛，似乎把喉咙的事忘了。等至诚回了南京，她又说还可以工作几年。父亲说那么去找楼适夷先生问问，人文社有没有适当的工作。人文社就在朝内大街，乘汽车不到两站路，母亲真个去问了。适夷先生说他们的校对科科长刚退休，正要个人顶替；开明校对工作的缜密是出了名的，让我母亲去了多注意培养年轻人。母亲就高高兴兴的又上班了，路程十亭中省去了九亭。
九月中旬，母亲破例请了半个月事假，那是喜事，至诚娶媳妇，写信来请两位老人家去南京主持。正碰上开文代会，父亲走不开；母亲如果不去，就太说不过去了，何况做了父母，就有这份义务和权利。新妇姚澄是江苏省锡剧团的名角，在南京是无人不晓的；苦出身，没上过学，新中国成立后扫的盲，已经能写短信了。至诚在锡剧团任编剧，几年来商商量量编写唱词，改进演技，两人产生了感情。江苏省当时还有话剧团、越剧团、扬剧团，数锡剧团走红，北京来了领导或外宾，大多由他们团演出招待。四个剧团住在一所大院子里。母亲到了下关，至诚、姚澄接她到宿舍，就让青年人包围了，这个也“姆妈”，那个也“姆妈”，唤得她心都酥了。新房布置得齐齐楚楚，筵席也准备齐了，用不着我母亲操一点儿心，见得至诚、姚澄两个的人缘之好。母亲回北京来，说得有滋有味的。婚宴在九月十九晚举行。大家要老人家致辞，她说大儿子结婚正在四川避难，要什么没什么，也靠许多青年人帮忙，而欢愉远不逮今时。当时的风气就是这样，也算是给晚辈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吧。
一九五四年三月底边，母亲发觉右侧腹内有时隐隐作痛，按摸似有硬块；起初不当回事，后发觉硬块在渐渐长大，去北京医院检查，已经是五月底了。大夫不下断言，叫第二天再去；第二天，大夫检查了说，得住院透视。第三天，母亲住院，按部就班地接受种种检查，她哪儿能看不出一点儿形迹来，情绪不免低落。大夫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安慰她，跟我们家属说的是另外一套：长癌的可能性最大，已经可以摸到，恐非早期，该尽快割治。父亲同意大夫的劝说，心里想的却是种种可怕的后果，那时正列席政府委员会议，不能去医院陪伴我母亲。去了又怎样呢？装作镇静，还得把谎说圆了，叫我父亲也受不了。大夫们最后会诊，定在廿一日割治。父亲把图章交给我，让我在自愿书上盖了印，此外只拟了份电报稿，唤在南京的至诚、姚澄一同回家。至诚来了，姚澄有重要演出任务，走不开。母亲动手术的那天上午，家里人几乎都去医院，在休息室里等候着。父亲仍旧去总署上班，在办公室里的半天工夫，不知他是怎么挨过来的。午后两点，至诚才赶去报告说开割顺利，大夫说“确是毒瘤，无流窜之痕迹”。父亲悬悬之心稍为放宽是可以想见的，在日记上的那句“无流窜痕迹”却过于乐观，大夫说的是“未见”，不是“无”。
父亲去医院详细问了大夫，遵照规定的探视时间，才走进病房看我母亲。母亲的上行结肠和附近的一大片都已割去，正注射生理盐水。她说用的局部麻醉，还不觉得痛。只是看到割出来一大盘东西，心里害怕。父亲只得按大夫编排的一套说了。母亲都信，只说不知为什么要吃这样大的苦。满子领到一张特别探视证，先回家安排定当了，吃了晚饭就去医院陪夜。她在抗战期间，腹部曾开割过，手术后的必然过程，如发低烧、恶心呕吐等等，她都亲身经历过，因而遇事不太慌张，知道该怎么照料。至美去替换了两回。母亲自己觉得恢复比预料的快，一个星期后就不需陪夜了。好像险滩已经闯过，前头又风光无限，谈的只是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她说出院后要带着小沫去至美家里住一阵，复兴门外安静。父亲什么都同意，说在家里，电话一个接一个，铃声不断，心烦透了。至美是三年前跟蠖生结的婚，住在复兴门外的一所学院里，有很宽敞的校园。八月一日，母亲出院，去他们家休养了将近一个月，才回到东四八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