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街的开明分店栈房是座典型的老宅院。门房朝南，租给了一家裁缝铺，看门的杂务就托付给他们了。进了门房是个狭长的天井。开明的书堆在坐北朝南的三间正屋里。天井东西两旁对称，都是相连的两组三开间平房，东边一溜分租给文化生活社和联营书店做栈房；西边一溜由我们家包了，工作和生活都在这六间房子里。父亲母亲的两张书桌相对，占了前一组的北头两间，有几把椅子可以接待客人。文协成都分会召开常务理事会，发起成立筹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会，讨论成立新世纪学会，出席的几位朋友凑我父亲的便，竟把会场搬上门来了。陕西街离少城公园和新书业集中区祠堂街不远，文化人闲逛喜欢走这一带，因而我家几乎客人不断。来客多就像电视机的频道多一个样，听到的方面就广，就可惜不能由着你按钮锁定，好的赖的都得听，兼听则明么，即使不顺耳，生气归生气，听不进去的也得耐着性子听，说不定还是作短文的上好的选题呢，可惜老有约定的文篇逼着交卷。在这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父亲只好躲进后头的栈房，点上支洋烛埋头赶写他的。来客看到我父亲的书桌空着，回头就走了。会不会让正需面谈的朋友错过了呢？不会的，有我母亲守在那里呢，不会让特意赶来的客人白跑一趟。
在成都的两年中，开明总管理处召我父亲去重庆开过两次会。前一回是一九四四年八月半动身的，雪舟先生同行，前后四十天，为了商量开明在桂林的那部分人员和物资的撤退问题。其实已经迟了，日军已经从湘南攻入了桂东，开明有一批书籍、纸张，在半路上遭到轰炸，已经损失了大半；北撤的编校印制人员都历尽辛苦，分批陆续到达重庆。两年前在桂林相遇的文化出版界的朋友，如今又在重庆见面了，也有几位十年以上未见面的，如冯雪峰先生、叶以群先生、丰子恺先生，大多相见在会场上或宴席上。只谢冰心先生是初见。九月十九日下午，我父亲受邀去嘉庐拜访她，商量她的作品全部归开明出版的事。
后一回是第二年五月三十到的重庆。开明在第二天晚上开设计委员会，子恺先生、雁冰先生、巴金先生也是委员；主要开董事会讨论今后出书方向和明年纪念创建廿周年的事。没想到在这半个月里，父亲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却是发起和筹备给雁冰先生祝寿。雁冰先生也是四十九岁。第四天，赵家璧先生邀请巴金先生和我父亲等数人同餐。叶以群先生说，本月二十四日将为雁冰先生五十岁祝寿，要我父亲拟一封邀请参加祝寿茶会的公启，再写一篇回忆文字。父亲立刻答应了，还建议邀集出版沈先生著作的各家书店，到那天一同发售他的著作，并在日报上刊登祝寿广告。邀请公启第三天上就交卷了，只三百字，请少数极熟的朋友具名；回忆文字写了约两千字，题目是《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离渝前两天，还替联合特价发售茅盾著作的各家书店做了广告。他心里牵挂着《开明少年》创刊号稿件的送审，到了那儿没能等到六月廿四，提前十天赶回成都了；只好在同一天，参加文协成都分会操办的茅盾祝寿会。祝寿会由黄药眠先生主持，有好几位先生致了辞。据记者报道，我父亲站到了凳子上大声呼喊：“我们要和茅盾一样提着灯笼在黑暗里行走。现在成都、重庆、昆明各地，到处有人点着灯笼，光明越来越多，黑暗终将冲破。”父亲冲动如此，好像又站在甪直的那片操场上，为五四运动而振臂高呼。在七月七日写给雁冰先生的信上，他为那天没能当面揖贺表示道歉，说“祝寿之事，弟近觉亦有意义，其意义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社会。二十四日会，其给与相识不相识之友朋之振奋，实未可计量也”。
我父亲赶回成都，还为了主持文协成都分会的文艺讲座。这次讲座讲师堪称一流，佩弦先生正好回成都休假，也给拉了差。讲题二十四个，方面比较齐全；从七月九日开始，八月五日结束，共十四讲：
郭有守：文艺与教育 姚雪垠：小说之创作
朱自清：新诗之趋势 叶圣陶：小说之欣赏
许可经：音乐之欣赏 邹荻帆：新诗之创作
庞薰 ：工艺美术 戴镏龄：传记文学
吴组缃：生活态度 丰子恺：艺术与艺术家
吴作人：敦煌艺术 姚雪垠：小说之结构
陈白尘：戏剧之创作 李劼人：佛罗贝尔
讲座设在燕京大学的一所大课堂里，是我父亲去向校长沈体兰先生借的，可容一百来人；听讲的不详，总之是文学青年吧。每次开讲，我父亲都去主持。结业的一天，讲师和百来个听讲的青年还开了半天座谈会。
讲座进行到一大半，沈体兰先生告诉我父亲说，燕大新近接到三青团中央团部的密令，说有奸伪分子在他们学校里设文艺讲座，所讲大多荒谬，要学校彻底查清呈报，又命它的成都团部，另外组织一个讲座来纠正。要讲唱对台戏呢，口气倒不小，两位老人都感到可笑又可悲。过了两天，沈校长要尽地主之谊，请文艺讲座的全体讲师吃一顿饭。父亲跟朋友们商量了，回说十来个人不在一起，要凑大家有空实在不容易，只好心领了。附带提一句，潘公展这段时间正好在成都，可能跟讲座的事有点儿关系。
有一件事隔了一个甲子，恐怕没人记得了。那年七月，锦江发大水，城里的大小街道都淹了，屋子里也有四五寸深。水从地板下面噗噗地往上冒，连父亲也只好整天赤脚，祖母就没法下床了。成都被淹是从来没有的事，报纸上只说雨量过于集中，也没提集中到何等地步。有人议论说是修筑飞机场掘断了龙脉，这倒颇有道理。成都平原上的八个大飞机场，占用的都是平平展展的水稻田。这经过了两千多年修整的水利工程，这高高下下的成千上万条沟渠，堵塞的不知有多少，掘断的不知有多少，上游来的水系不知打哪儿走，哪有不闯祸的。飞机场是非修不可的，老百姓都明白。好在天亦无言，罪名让老天爷担着吧。大水还不妨事，接着来的是霍乱。不时听得门口裁缝铺里的小伙计喊：“又抬过一口了！”一口什么？一口薄皮棺材，污水还滴滴答答往下流，与街道上的积水同流合污。雪舟先生不知从哪儿弄来了防疫针，让我给开明的职员和家属都做了注射。我还赶紧查资料，给《开明少年》补写了一篇《霍乱》。
在陕西街，我们协助过一位逃跑的壮丁。就在至诚去重庆之后的那些天，隔壁的茶馆被迫歇业，门窗紧闭，把守严密，说是关押了一百多名壮丁，等候飞机去昆明的。往年壮丁分四次征集，抓来了就地开拔，从不进城。这一回大约因为滇桂吃紧，改为一次征足，可是运输机没这么多，部分壮丁就被暂时关进了城里的茶馆戏院。逃走的事时常发生，大多被军警捉住或击毙。少城公园中就有一个跳进了荷花池，被手持大刀的看守追上，骑在他身上，用刀背乱砍他的臀部。游人看了抱不平，拥上去把那个看守的脑袋按进了淤泥里。大家以此为快，到处传说。这天晚饭后，门前人声鼎沸，又喊“壮丁跑了！”跟着听得屋瓦上有脚步声，随即跳下一个人来，求我们放他一条生路。我们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就绕到栈房后边不见了。听裁缝店的小伙计说，隔壁茶馆的壮丁起哄，跑了二三十个。我们以为昨晚那个壮丁已经跳墙走了，谁知他在夹墙缝里整整躲了一天，到晚上才让我们发现，哆哆嗦嗦爬了出来。问他，他说姓黄，住在老西门外，制草纸为业，出来收账，被拉住了，身上的衣服和钱全被军官没收了，换上了灰布军服。我们拣了身旧衣裳让他换上，父亲给了些钱，叫他快走，他说走夜路怕又被抓住。我们让他在栈房里吃了饭，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不见了他的踪影。也不用我们再叮咛，祝他一路平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