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物质匮乏的同时是精神的匮乏。而对于我们这些当时只有十多岁的孩子来说，精神的匮乏甚至超过了物质的匮乏，只是那时还认识不到这种匮乏的严重后果。那种严重畸形社会状态下的精神匮乏，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对其中许多个体来说，这种缺失将伴随其一生。
一
书籍，应当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食粮的首要来源，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书籍却是最缺少的。可以说共和国有史以来，书籍最匮乏的时期，被我们这一代人遇上了。我们之前和我们之后，都要好许多。
记忆中开始看书是“文革”前在幼儿园。不论是小班、中班还是大班，每天都有看书课。印象中每到看书课的时候，阿姨（幼儿园老师）就会抱出一大摞图书来，分发给小朋友们。我看得很快，因为主要是图画，文字很少。看完了就举手，老师就让你自己去桌子上再换一本。每节课我都要换三四本，而有的小朋友一本都还没看完。有点自夸地说，我的理解能力还比较强，阅读速度比较快，求知欲也比较强。
在家里父母也给我们买一些书，但我总觉太简单了。我的三姨见我在几个孩子中还比较聪明，就专门给我买了些文字多些的、启发智力的小书给我。我记得有一本书上有个带插图的智力测试题，说一个聋子、一个盲人和一个正睡觉的正常人，晚上在河边乘凉，河对岸有人开了一枪，问三个人谁最先知道，谁最后知道？虽然当时不知道什么是“光速”“音速”，但凭着小聪明还是答对了，被大人一表扬，更觉得自己聪明了。虽然那时还没有上小学，但喜欢看书的欲望确实比一般小孩要强些。
小学一年级时，正值“文革”前夕的1965年，我们全家从西安到了贵阳，第二年就爆发了“文革”。那之后，除了学校的课本，几乎就没什么书可看了。但不久发现，有些同学课间看连环画（我们称为小人书），好多我都没有看过。于是就从家里带来些自己的书，每天和同学换书看。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应该都有这种经历。
换过一段时间以后，大家都没什么新的书可换了，同学就带着我去专门看小人书的书摊看书，那里的书可就多了，一分钱可以看两本。那时，贵阳市的这种小人书书摊是比较多的。有街边的，也有在屋子里的。街边的是一人一个小板凳，屋子里的就是长板凳，看书的小孩子们一个挨着一个，都在安安静静地看着自己的书，没人说话，那纪律比上课还好。约着去的同学或者伙伴，经常是自己的看完了，就悄悄地互相换着看，这样，一分钱就可以看四本了。时间长了，看书的小朋友虽然不认识，但只要是坐在一起的，互相交换一个眼神，就可以换书看了。摊主一般也不会那么认真，常常是睁只眼闭只眼，只要别把书给他拿走就行。
找到了这个途径，算是暂时满足了我看书的欲望。但没多久，这一两个小书摊的书就被我全部看光了，然后又四处找这种看书的小摊小店，但重复的书多，没看过的少，没多久周围的小书摊都被我看遍了，逐渐对这种小书摊也失去了兴趣。
二
小学四五年级后，对小人书已经没有了兴趣，总想找些别的什么书来看。
家里有一些书，是父母从西安调到贵州时带过来的，装满了一个竹制的小书架。但基本上是马、恩、列、斯的全集或选集，精装本，很厚，再就是《毛泽东选集》，还有很多文件汇编，苏联人写的《政治经济学》之类的，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根本看不懂，也没一点兴趣。
很快，在同一个院子的邻居李阿姨家我发现了一些喜欢看的书籍，比如说“文革”以前的许多语文课本。李阿姨和她丈夫马伯伯都是“文革”前医科大学的高才生，一个是内科主任，一个是肺科专家，三个孩子中有两个比我大，所以课本都没用了，正好可以借来看，我觉得那种课本才是真正的语文书。另外，李阿姨家还有一套“文革”前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也借来看完了。
从小学四五年级到下乡当知青这一段青少年时期，看书的状态就是四个字：饥不择食。只要自己看得懂的、喜欢的，就去买，就去借。
大概是五六年级的时候吧，记不得是从什么地方寻来了几本没封面的书，一本是长篇小说，写的是一批大学生到云南西双版纳开垦边疆的故事。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西双版纳这个地方，书中把这片土地描写得十分美丽，看得真是有些热血沸腾。可惜书都被撕得没头没尾，只有中间，也不知道书名。另一本是大16开的书，头尾都被撕掉了，是几篇小说，也很好看。一次，从西安来贵阳出差的三姨来我家，我就找出这两本书请教三姨，因为三姨是“文革”前的清华毕业生，在我的心目中是最有文化的。三姨随手翻了翻说，小说名叫《边疆晓歌》，大的书是本杂志，叫《收获》，是很有名的文学刊物，“文革”开始就停刊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本刊物，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若干年后《收获》复刊，第一期我就订阅了。
除了到处找书借书，也到书店买书。但那个时候，贵阳市没什么书店，最大的新华书店，在市中心的大十字。主楼是社科综合部，只有一层是营业部，旁边一间面积很小的是少儿部。那时候，新华书店没什么书。除了马列的全集、选集，就是《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还有就是鲁迅的书。到后来，书店里也有了一些文学书籍，比如《红岩》《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艳阳天》，还有不定期出版的《朝霞》杂志等。什么张永枚的《西沙儿女》、长篇小说《牛田洋》等，都是我们那个时候主要的“精神食粮”。
按理说也可以到图书馆借书，可那时图书馆早已关闭多年，想在图书馆找书，是根本不可能的。无意中，开辟了另一个途径：在地摊上买书。
那时，贵阳市公园南路有一段路，旧时称作“金沙坡”，马路两侧基本上是废旧物品收购店，有不少人就在路旁摆地摊，买卖旧物，什么老手表、铜板银圆、旧衣服、古玩杂货等，这其中就有专卖旧书的地摊。“文革”当中，旧书摊上也不可能有很多文史哲方面的书，大多是些理工科、医科之类的书，但去逛的次数多了，也能淘到一些想看的书，比如“文革”前出版的《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中国通史》等，我就是在旧书摊上买到的。文史哲类的旧书少，所以稍微沾点边的，觉得可以翻翻的，都先买了再说——什么《瞿秋白文集》，蔡仪的《新美学》，苏联人写的《心理学》，各种五六十年代的文学评论集，各类字帖等，也不贵，几毛钱、一元钱，厚点的顶多两元钱，杂七杂八，“饥不择食”。
看的书多了杂了，就更想看书，总感到越看得多，越不明白，就越想弄明白。这些书籍，带给我这种年龄的孩子的知识信息，就像是来自几个不同星球、不同世界的东西，有些字、词表述的应当是一个东西，却让人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那时，自己感觉很迷茫，又激动，好像在寻找着什么。
初中三年级快毕业的时候，我遇到了在我个人阅读史上影响很大的一本书。一天班上一个也喜欢看书的同学很神秘地说要借给我一本书。然后小心地从书包里掏出了一本很厚的书——《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书的装帧很精致，硬皮封面。不知是什么原因，看到书名我就感觉一下子被抓住了，就觉得是自己想看的书。再一翻阅，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语汇体系与我们当时所接触到的那种语汇体系完全不同，感觉是有许多人在跟你说话交流，仅此一点，就有读下去的欲望，且先不论这些内容的对错。
借给我书的同学只答应借一个星期，到时间必须还。我印象中这本书好像是北大西语系编辑的，前言说这是供批判用的。以我们那时所受的教育和知识结构，本能的反应是书中的言论应当都是“坏”的或者是“不好”的，但又有一种强烈的想读下去的冲动，于是带着一种既兴奋又有负罪感的心情开始了阅读。一看下来，感觉完全相反：这些供批判的言论是对的，说的都是人话，这才是人类的语言，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听得懂的语言。
尽管这本书是以“供批判”的方式出现在我面前的，尽管对每个被批判者的言论只选取了片断，但是，它使我这个少年在那个年代第一次知道了“人性”“人道主义”这样的词汇，第一次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而且他们的言论竟然如此一致，虽然他们并不在同一个国家，也不在同一个年代。
书在一个星期内肯定是看不完的，这种书不光是要看，更要品味和思考。书里的内容对我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尽管那时我还不懂它们的价值，只是本能上感觉我应当好好看完它，读懂它，一急起来，只能选取自己认为能看懂的、短一些的段落抄写。我买来了两本硬壳的笔记本，不停地抄写，两个笔记本还没抄完，一星期的时限到了。
书还了，但它已经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虽然懵懵懂懂，但我从此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书，那么多人，那么多思想。
三
大概是在我初中快毕业的时候，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使我得到了一个能比同龄人看到更多书的机会。
那时，父亲从“五七干校”放出来了，重新有了工作，从原来的市委调整到了省里，在省人民出版社担任领导。父亲是个工农出身的干部，虽然也有些文化，但一下子从党务工作部门调到一个知识分子扎堆、专业性很强的单位，我们家都感到有些诧异。
诧异归诧异，但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因为我知道，出版社不仅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也是书籍最多的地方。对我来说，最关心的不是父亲换到这个陌生的工作领域是不是能够很好地适应，而是我能不能够借到书看。父亲去了一段时间后告诉我，社里有一个很大的资料室，有很多书，但是还没开放，先问问再说。
一次父亲回家后说，可以开一个书单，看资料室有没有。以我们那个年龄和当时所受的教育，我自然开不出什么像样的书单来，大概也就是《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红与黑》等。书很快就借回来了，资料室的叔叔阿姨说，资料室对内部都没开放，书原则上是不外借的，所以只能自己看，不能再借给他人，更不能遗失。书借回来基本上就是我看，姐姐和弟弟没什么兴趣。第一批书看完归还后，资料室的叔叔阿姨又循着这类书的风格，陆陆续续借给我一些世界名著，什么《安娜·卡列妮娜》《罪与罚》《静静的顿河》《浮士德》《约翰·克利斯朵夫》《九三年》之类的。之后，又推荐了《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以及“三言二拍”等中国古典小说。
由于爸爸的工作性质，在那个年代里，我看书的条件算是很好的了。我看的书。在“精神食粮”严重匮乏的时代里，称得上是“饕餮大餐”了，但是说实话，真正看懂的并不多。
对当时的我来说，中国古典小说，我也就看个故事；西方的文学名著，顶多也就知道个情节，长长的人名记不清楚，真正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并没有看懂，也不可能看懂。以我那时的年龄、阅历以及所受的教育，看不懂是正常的。在这批西方文学书籍中，印象最深的是《九三年》，但看完以后对“阶级”“人性”“好人”“坏人”这些概念根本弄不清楚。
在那个年代，因为个人兴趣和特殊条件，我看的杂七杂八的书，可能比同龄人多些，但是，总的来说，“精神食粮”还是严重缺少的。
四
精神的匮乏，不仅是没书看、少书看，还有整个社会文化的缺失。
首先是学校的教育。按理说，学校应当是国民精神给养的主要来源，但是，那时的学校，除了“1+1=2”、化学元素周期表、物理定律等基础知识，其他许多应当教授的内容，要么被完全取消了，要么被意识形态化了。人文内容严重缺失，艺术学科全部被扫地出门。即使是最基本的一些课程，也不能得到保障。在那个年代，学校的功能是不健全的。
再说说那时的社会精神文化环境。要说那个年代一点精神文化的东西都没有，也不符合实际。只是当时的文化太过单一，有时甚至是荒谬，但就这一点仅存的“文化”已经是我们这一代人精神生活的全部，我们仅有的一点对艺术的认识也包含在这个“全部”中。
比如说绘画。在那个年代，对绘画这种艺术形式，接触得最多。那时，除了满大街的大字报，最多的就是各种漫画、宣传画。拳头、红旗、钢枪、工农兵，还有各种被丑化的人物，是所有绘画中的主要元素。单位、学校里的宣传栏、墙头，永远都能看见领袖像以及字体、字号各异的语录，木刻的、水粉的、油漆的，红色是主调，其次是黑色和白色。我们这一代人的审美，就是如此培养起来的。以至于若干年后，当我第一次看到俄罗斯巡回画派的画册时，一下子就被深深地震撼了，仿佛真实地闻到那森林的芬芳和泥土的气味，这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和美。
戏曲和音乐，也是我们那个年代接触最多的“精神食粮”之一，不管这种接触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八个样板戏”就是戏剧的全部。省里的京剧院、市里的京剧团，排演的全是这几个戏，就连当时我们小学的宣传队都能排演全幕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单位、学校的宣传队，即使是演不了全幕的“样板戏”，也要有“样板戏”的片断表演。但凡有“样板戏”的演出，必定要组织干部、群众和学生们观看，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参加。你若是打开收音机，除了激昂的、字正腔圆的各种社论，大部分时段播出的，还是“八个样板戏”，而且是全剧播出。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子，都耳熟能详，随便就能哼唱出来几段。
所以，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一旦听到样板戏的音乐，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马上就能条件发射地想起那些唱词唱段，那是“火红年代”留在脑海中的深深印记。
歌曲，每天能够听到的，主要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石油工人之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社员都是向阳花》《浏阳河》。那时候，我自己感到好听的，还是《黄河大合唱》，还有钢琴协奏曲《黄河》。这些歌曲的旋律是激昂的，主题是“革命”的，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乐感”。所以，80年代初期，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歌曲一下子传入大陆时，人们才发现，原来歌曲还可以这样唱。尽管那时港台歌曲大都被视为“黄歌”，但是这些与大陆“红歌”截然不同的“黄歌”，却迅速在大陆蔓延开来。不仅仅是因为新鲜感，更重要的是，这些歌曲触及到了人内心最柔软的部位。真正的艺术，表现的是人性、人情。
五
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那个年代主动积极接触的“精神食粮”，恐怕就只有电影了。贵阳这个小小的省会城市，六七十年代，电影院还是不算少的。在市中心的大十字、小十字附近，就有五六家电影院，什么贵州电影院、贵阳电影院、新华电影院、群新电影院，还有人民剧场、人民会场。那时候电影票价也不贵，一毛钱一张，学生票五分。但是，电影却很少，数年如一日，就那几部电影，比如《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还有《平原游击队》等，再就是几个“样板戏”电影。
电影虽然少，但对我们这些少年仍然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毕竟是“打仗”的电影。所以，常常是买连场的接着看。一部看完了，连影院的门都不出，上个厕所马上回来找好座位等第二场。有时候，这个电影院看一场，完了马上跑到附近另一家电影院买票，看另一部“打仗”的。
那时候，除了几部常年放映的国产故事片，也不时有国外的电影。主要是几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电影：除了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还有朝鲜的《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罗马尼亚的《海岸风雷》《广阔的地平线》《多瑙河之波》《爆炸》，阿尔巴尼亚的《地下游击队》《宁死不屈》，以及越南的一些至今都记不起名字的故事片。
虽然是外国电影，但也是影院的“家常菜”，愿不愿意看都只有这些。所以，那时候人们就给这种状况编了一段顺口溜：“越南的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朝鲜的又哭又笑，罗马尼亚的搂搂抱抱，中国的新闻简报。”
这些电影虽然表现的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内容，但是都贯穿着“阶级”“斗争”“战斗”“敌人”这些观念。以至于我们那时候一看新片，对出现的人物，首先就要作一个判断，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这一代人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世界观，基本上就是在那种文化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其中，电影的影响是很大的。
唯有一部外国电影，给了那时的我不一样的感觉，那就是罗马尼亚的彩色故事片《齐普里安·波隆贝斯库》。这部电影讲的是罗马尼亚一位青年音乐家的爱情故事。蓝天、白云、大海、草地、山野，音乐、爱情、生离死别，加上男主人公坚毅俊朗的形象，影片一下子就抓住了观众的心。尤其是片中的小提琴曲，如泣如诉，动人心弦，使人跟随着电影画面，产生了心潮起伏的强烈感觉，久久不能忘怀，一个字——美！
这部影片从内容到形式，与之前我们所接触到的电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使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知道了什么是电影的艺术之美。只要在那个年代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应该有如此的感觉和记忆，尽管那时我还理解不了什么民族独立、爱情、自由这些深层次的东西。
很多年以后，我在网上再次听到这首小提琴曲时，仍然似当年那般激动，才知道这支小提琴曲叫《叙事曲》，电影主人公齐普里安·波隆贝斯库，是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两个国家国歌的作曲者。
给了那时的我们另一种震撼的，是几部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日本大海战》《啊，海军！》《军阀》和《虎！虎！虎！》。这几部电影当时是作为“内部电影”放映的，说是为了“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拿来做参考的。这几部全是彩色电影，画面血腥、细节逼真、场面宏大，加上节奏快速紧凑，一下子颠覆了我们这些青少年的观影体验。之前我们接触的战争片，都是什么《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三进山城》《平原游击队》之类，是这几部日本“大片”，刷新了我们对战争的认识，让我们直观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性。这种感受最直接的生理表现就是观看途中手心冒汗，走出影院后心跳仍然很快。
从教育到书籍，从绘画到音乐，从戏剧到电影，我们这一代人，所吸收的精神文化，就是这些东西。不管它多还是少，不管它好还是差，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全部的“精神食粮”。不同的只是有的人“吃”得多些，有的人“吃”得少些。
六
物质的匮乏，影响的是一代人的身体，而精神的匮乏，影响的却是一代人的思想。身体不好可以补回来，而思想观念的转变却是万分艰难的，尤其是在一个人一生中最关键的时期形成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这是影响一个人一生的。
几年前，我们读初中时的二十几个同学，分别近四十年后第一次聚会。几个小时的聚会交谈，让我真实地感到，除了岁月留下的生理上的深深的痕迹，他们许多人在思想观念上似乎没有什么改变。除了回忆，大家热衷的无非是家庭情况、工资收入、孩子婚否、什么时候退休，再有就是抒发些对现实的不满，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吃完饭后，大家就急忙约起了麻将。
我当然不指望大家和我一样，也关心一些物质生活以外的话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上过大学——那一代人中能考取大学的，毕竟是极少数。他们就是最最普通的老百姓，在初中或高中之后，就再也没有进入过学校。而那个年代的精神匮乏，使他们在几十年后只能够关注这些话题，以后的年月，也仍旧是如此。
我时常在想，如果在那个年代，我们接受的是完整的教育、正确的理念，了解真实的历史和起码的常识，那么，我们这一代人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又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这毕竟只是“如果”，现实就是现实，一种近乎残酷的现实。这是几十年前精神匮乏的结果，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