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自己有没有怀疑袁世凯呢？似乎没有。宋教仁辗转来上海的路上，有人警告他袁要对他不利，宋轻松一笑说：“从来只有革命党暗杀别人，哪有革命党被人暗杀的道理。” 宋中弹后躺在医院，弥留之际还不忘给袁世凯发了一通电报遗言：“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力之见存。
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年，尚祈鉴纳。”言词之间，对袁尚有殷殷期待之意。如果刺宋果然是袁世凯指使，那宋教仁真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铜板”。
到底袁世凯有没有授意刺杀宋教仁，这个问题恐怕永远都无法水落石出了。但新近有史家认为，孙、陈一派嫌疑更大。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应桂馨“一货卖两家”，两头拿钱，反正，“袁大总统”和“孙前大总统”
都不喜此人。
刺杀宋教仁一案，对民国政局影响极大。宋案之后，当时革命党内有两种“善后”意见。一种以黄兴为首，主张循法律渠道解决，这也是当时舆论界的主流意见。当时上海地方检察厅已经向总理赵秉钧和洪述祖发出传票，要求他们出庭接受调查，这在中国司法史上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奇闻，如果能够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也许中国的法治之路会开辟出一条蹊径也说不定。但这样的蹊径没有出现，因为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派力主武力解决的意见占了上风，从而有讨袁的“二次革命”发生。结果，革命党既得不到一般士绅的支持（张謇等人就反对动武，只要浏览一下当时众多的主流报刊，可以看到满眼的反对动武解决的舆论，甚至后来举起护国反袁大旗的蔡锷，此时也通电称孙为叛逆），自身力量又薄弱，很快就被袁世凯“武力解决”掉了。袁世凯为对付国民党的武力反袁，早就做好准备了，军事、财政、外交等问题，无不是为着一举消灭国民党的武装而展开。国民党以为自己还可以像武昌起义一样，枪炮一响，义旗一举，天下景从。可惜，袁世凯不是满清王朝，国民党的一举一动早在他的算计之中。袁世凯终于收紧了他的拳头。
宋案以武力解决的后果，一是革命党人有限的力量在这一役几乎摧毁殆尽，不能在国内立足，中国政坛上失去了唯一令袁世凯有所顾忌的强硬力量。经此挫败，尤其是感于这次武装倒袁不止未得到国内主流舆论的支持，反被社会中坚力量如士绅一派斥为贼寇作乱，国民党中一些温和派，甚至痛言十年之内不谈政治；二是袁世凯找到借口加速了他的集权，摧毁了民主政治的最后象征——民选国会。原来，在二次革命当中，革命党人江西督军李烈钧很快战败，走得仓惶，连密码本都没有带走，结果让袁世凯搜到李烈钧和国会里国民党议员秘密协商武力反袁的密电，袁世凯就以此为借口解散了第一届国会的多数党国民党，瘫痪了国会。从此，袁世凯就一马平川地走上了另组“民意”机关，强奸民意以为帝制铺路的“登基之路”。
其实，袁世凯心头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就是他认定袁家的人没有活过60岁的，他已近60之年了，大限将至，他空有一番抱负却不能施展。
这种心境和情势下，稍作安抚，他可能就此“认命”（袁世凯非常信命），做完这终身总统到死就算。他一生没有什么死命效忠的信仰，唯一追求的就是个人的权力和功业，这些是他到死才会放手的东西。衡之后来的当政者，也非独袁世凯一人如此，如蒋介石，做的同样是“终身总统”。
袁对民国没什么效忠的信念，但只要这民国还能保证他的权位，他也许就可以“保存”民国。可是这民国里面，却总有人想夺他的权，即使他来日无多也绝不相让，这终于激起了袁世凯争雄斗胜的霸气。
他的愤懑，在他武力解决宋案时说的一段话中显露无遗：“可告革命党人，我现已决心。孙、黄等无非意在捣乱，他们的本事就是左一个捣乱，右一个捣乱！……彼等谓我争总统，其实若有相当之人，我亦愿让。但自信政治经验，军事阅历，外交信用，颇不让人，则国民付托之重任我亦未敢妄自推诿，彼等若有能力另组政府，我即有能力毁除之！” 袁世凯和革命党人短兵相接的时候来了，种种情势终于逼得袁世凯使出了“杀手锏”，做成了“独夫”总统。其实，袁世凯这般铁腕人物，怎会甘于做一个动弹不得的“神主牌总统”，所以，只要他还掌权，革命党套在他头上的紧箍咒他迟早要脱掉的，现在，他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举扫平了革命党，等于将那紧箍咒后面观音菩萨赋予的法力破除了，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他头痛。
也许，革命党人若懂得养精蓄锐，韬光养晦，不和袁世凯正面争权，袁世凯的复辟大概不会这般顺利。或者宋案发生时，革命党人按兵不动，而利用主流舆论施加压力，那么，尽管最后宋案可能还是不了了之，袁世凯要称心如意摆布政权，就没那么容易。他们正面与袁争权的举动，说起来，和戊戌年间康有为等维新派急于向“后党”夺权的心态类似，其取败之由也一样，都是犯了“政治幼稚病”——在没有政治实力的情况下，不是去致力于培植实力，而是直接向权力伸手。就如他们相信，对袁世凯的政治权力，可以以一纸宪法（《临时约法》）或一座都城（如定都南京），就可以画地为牢地圈禁之，而看不到那权力之基座，是实力造成的，此种实力，就是袁氏自揭的“政治经验”（执政能力和班底）、“军事阅历”（军事力量）和“外交信用”（列强的外交与财政支持）。
袁世凯斗垮国民党，其策略是在一放一收之中。他和革命党的这一番角斗，其原因，也是在一放一收之间：谁该放权，谁该收权？更往大里说，是当时中国政治体制的问题：是总统收权，还是内阁收权？是中央收权，还是地方收权？谁都想收权，不想放手。最终是袁世凯大权在握。他一辈子都在夺取和维护权力的斗争中，不仅乐于而且精于此道，革命党现在还不是他的对手。
2．内与外袁世凯接手的中华民国，不止面对国内的权力争夺问题，也面对着严酷的国家危机，这就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习以为常的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豆剖”。
清室退位不久，外蒙和西藏很快就宣布“独立”，其“理由”则是：
它们只效忠清朝王室，对中华民国没有效忠的义务。其实这是表面现象，关键是沙俄和英国在后面捣乱。当时外蒙驻着沙俄的军队，英国对西藏也是觊觎已久，英、俄看到清朝垮台，机会难得，马上鼓动外蒙、西藏独立。
所以新生的中华民国，还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先就得面对国土分崩离析的大祸，这就是“国际社会”给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送上来的“见面礼”——当时的“国际社会”不就是英、俄、法、德、日这些虎狼成性的列强？对中华民国来说，这是一个意料不到的苦果，没想到推翻了爱新觉罗氏的王位和满洲贵族的统治，这个王朝开疆拓土的版图却不那么容易接手。
那么，这些以侵略、掠夺为职业的列强，是如何看待新生的中华民国呢？
一言以蔽之，它们照样把中国看作猎物。它们最害怕的就是这奄奄一息的猎物忽然恢复了活力，摆脱他们的牢笼。但他们也没有胃口一口吞下中国，而且生吞活剥的话，恐怕列强先就因为分赃不匀打起来了。他们最希望的是，这个猎物永远这么奄奄一息，但又不死，就像奶牛一样可以每天供他们取用。
他们这政策是一贯的，不管中国掌权的是清王朝、革命党，还是袁世凯。
在俄国解密的档案中，有一份俄国驻伦敦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的报告，所署日期是1912年3月14日，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后来，袁世凯上台，有把中国变为名副其实的大国之虞。这种前景对别处产生什么影响，我不甚了了。但在伦敦影响极大。公开对抗不可能，社会舆论及商界亦不允许。
所以人们产生一种想法，认为目前只能采取一种施加影响的方式，即控制中国国库。这是一种政治构想，不是银行的主张，而是政治上的主张。于是，各银行立即从领导地位变为充当工具。这是唯一有效的办法，但它要求列强的团结一致……”
这里所说的银行团，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后来加上日、俄成“六国银行团”）。从这里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不包括美国）有一个共同的阴谋，就是用控制中国财政的办法来继续控制中国，抑制中国在袁世凯的统治之下强大起来的趋势。而当时的袁世凯也不得不吞下这一苦果——向列强借钱，让他们控制监督财政。
袁世凯的政府一上来就借钱，也有其不得已之处。原来，晚清最后的七十年，清政府一直和列强打仗，而且每打必输，每输必割地赔款，中国已经成了列强名副其实的“超级提款机”，不止根本没有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现代化事业，甚至连基本的财政都无法维持。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以后，财政更加紧张。这时候各省将以前上缴中央财政的税收几乎完全截留自用，临时中央政府再也罗掘不出什么财源了，而要用钱的地方反而更多：不止要维持中央政府，还要遣散民国初年迅速膨胀的地方军队，收买满清王公对民国的效忠，保证旗人和王室的生计（这些是清室退位的条件）。袁世凯无力也不愿用武力来重新统一外蒙，所以他不得不用金钱收买一些蒙古王公，保持他们对中华民国的效忠。当然，袁世凯还需要用钱收买众多政治上的反对派，笼络自己众多手下。
财政上的困难逼迫袁世凯签下了屈辱的借款条约。开始他还顶着压力和列强周旋了几个月，不肯答应列强监督财政用途的无理要求（美国就是因为这一要求违背其立国精神，退出了银行团），但宋教仁一案意外爆发，革命党积极准备用武力解决，袁世凯急于镇压革命党，为保住自己的总统位子，也就顾不得“国家尊严”了。这就是袁世凯的恶政之一——“善后大借款”的由来。
袁世凯用他特有的手段保住了中国名义上的统一。他和英国、俄国谈判，以承认外蒙和西藏的自治为条件，使俄国和英国承认中国对外蒙和西藏的“宗主权”。所以，列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看中了”袁世凯，和袁世凯“穿一条裤子”镇压革命党。相反，他们费尽心机，使出卑鄙的手段压榨袁世凯的临时政府，攫取肮脏的利益，其中英国称得上是“帝国主义”中“摇扇子”的角色。
袁世凯虽然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是“多年老友”，但这些英国盛产的“尖头鳗”（gentleman）信奉“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朱尔典在袁世凯死后第七天对人这样评价袁世凯：“作为朋友，我将永远怀念他。在一场不平等的竞争中他虽告失败，然而，以愚之见，与其说荣任总统时的袁世凯伟大，勿宁说蒙难中的袁世凯更伟大。”可是这个“伟大”的袁世凯，在刚当上总统的时候就蒙了一回“难”，也不见朱有何同情，反而是他代表英国使出了“鹭鸶腿上剔肉，蚊子肚里刮油”的手段，来大敲特敲其竹杠。在英国、日本的指使下，列强到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1913年10月10日）前三天，才承认袁世凯的政府，而这离武昌起义已经两年了。
在这两年里，从列强与中国的交涉之中，何曾见过“国际社会”对这个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欢迎之情？
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位子不久，又迎来一场外交上的恶仗，这是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此时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隆重登场，日本因为和英国签有“英日同盟条约”，自动成了德国的“交战国”。
其实英国根本就不愿日本和德国“交战”，老奸巨猾的英帝国当然知道日本所谓“交战”，只是“交而不战”，是让德国战战兢兢交出在亚洲的利益，“交战”只是趁火打劫的借口罢了，它打劫的对象表面上是德国，实际上是软弱可欺的中国。
当时德国一看形势不妙，主动提出将在中国的特权交还中国——反正眼看着保不住了，何不作个顺水人情？日本却威胁中国政府，不许其接收德国交还的权利。利用和德国“交战国”的身份，1914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照会，要求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胶州的租借地无条件转让给日本。9月2日至11月7日，日军先后占领山东的龙口、潍县、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这期间中国政府发出抗议，要求日本撤出中国，但无济于事。1915年1月18日，针对中国政府要求日军撤出山东的照会，日本驻华大使日置益违背外交常规（按外交常规，外交条约应该首先提交给一国外交部长，不能直接提交给国家元首），秘密向袁世凯提交解决德国在华利益和日本在满蒙利益的条约，共有5号，分为21条，即“二十一条”。
其主要内容有：（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2）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期限延长为99年，承认日本在“南满”及东蒙的特权；（3）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4）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他国；（5）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察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在武昌、九江、南昌和潮州之间有修筑铁路权等。
条约中提出的条件甚至比好些胜利国向完全被击败的战败国提出的条件更苛刻，它最终置满洲南部、内蒙东部、山东省于日本的管辖之下，使中国处于日本的保护之下。袁世凯收到这一条约文本，大吃一惊。
《顾维钧回忆录》中忆及袁世凯当年召集诸人，会商如何应对日本的侵略。问了几位身为国际法学家的参事的意见之后，袁世凯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如果和日本打起仗来，为了保卫国土，军队能采取哪些行动。段回答，如果总统下令，部队可以抵抗，设法阻止日军深入内地。不过由于武器、弹药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袁直截了当问他可以抵抗多久，段立即回答说四十八小时。这时，袁盯着他问，四十八小时以后怎么办。他望了望袁，说，听候总统指示。袁世凯又问外交总长孙宝琦，孙支支吾吾不知所云。袁世凯环顾左右，等着别的总长发表意见，这些总长却都成了闷葫芦。有人说，袁世凯自此知道北洋军队暮气已深，乃有另起炉灶编练模范军的念头。
于是只有忍辱求和一途。这时候他原来养着的一些看似无用的人物就派上用场了。他原来花月薪一万大洋的巨薪，雇了日本著名宪法学家有贺长雄做自己的法律顾问，这时候他遣有贺秘密回日本探听这一条约文本是否得到日本天皇和政坛元老的一致同意。有贺探听的结果是，这一文本只是当时的首相大隈重信为了邀功而秘密提出的单方面要求，事先并没有得到天皇和元老的同意。得到这一消息，袁世凯心神稍定，开始琢磨怎么和日本人周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