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面子上他总能做到对谁都情真意切，而不是光押宝吃一方。就以向上找靠山来说，袁世凯并非单独恭维、孝敬那拉氏一人而已，凡是能向那拉氏接近说话的人，无不十足敷衍结纳。据说，京中满汉各大员，无论婚丧嫁娶喜庆寿筵逢年过节，举凡讲究排场的事，袁世凯都有“份子钱”
奉上来——只要值得巴结，巴结得上，他对谁都巴结。
袁世凯和李鸿章的关系，就很能说明袁的为人。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忍辱负重赴日本马关签下人人都认为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还差点被日本人刺杀在春帆楼。这也就罢了，回到中国，清政府中还有大批放言高论的清流党人，恨不得对他食肉寝皮，有的提出先杀李鸿章以谢天下，然后废约再战。所以，李鸿章不止几十年来苦心经营赖以秉政的淮军灰飞烟灭，老本蚀尽，自身也是身败名裂，连三眼花翎都被拔掉了。此时的李鸿章，老病交加，签完条约回到天津，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藏在家里不敢出来，往日门前“车如流水马如龙”，一夕之间，“门前冷落车马稀”，此时此地，还有谁会来“拜见”他？有！袁世凯看到天下人“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梁启超语），却当即向督办关外军事的刘坤一销差，不避嫌疑赴津谒李，输诚致意，李鸿章此时的感念可想而知。其实，袁于此际来安慰李鸿章，于他政治上并无多大风险，而就打动人心来说，雪中送炭的效果总比锦上添花要好得多。别人或者见不及此，或者也许有此识见而无行此手段的胆略，而袁世凯则二者兼备。所以，当1901年李鸿章为议和八国联军而再起的时候，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李鸿章在其留给慈禧的遗折中（李在草签《辛丑条约》后去世）保荐袁世凯代其北洋疆臣领袖的地位，视其为北洋的衣钵传人，有“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这样的激赏之语。当然，后来有人考证出李的遗折中并无保荐袁世凯一事，但前述说法也非毫无来由，李鸿章对袁的确是提携推重不遗余力。李鸿章战败的时候，袁虽因指称淮军积弱之弊而赢得李鸿章的对头李鸿藻的青睐，但在人身上却并不攻击李鸿章，相反在私交上和李有同病相怜之感。同样，戊戌年翁同龢被罢斥，满汉枢臣无一不噤若寒蝉，纷纷表示与之疏离，而翁走至天津时，时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却修书一封，附上一叠银票，托亲戚面送翁同龢。
袁世凯搭上庆王这条线，是袁的“事业”更上一层楼的起点。“朝中无人莫做官”，可以说，袁世凯任外朝封疆大吏而能遥执中央权枢，主要就是因为他有庆王这样硕大无朋的“靠山”，甚至，在那些稍微清高一点的官员眼中，“庆袁”简直就是“狼狈”的代名词。袁世凯在41岁的壮年就登上直隶总督的高位，清廷对他的这番“恩遇”，比待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些中兴名臣有过之而无不及，袁得此提拔主要就是他靠在荣禄这棵大树下。但庚子之后，荣禄体气大衰，袁就想着得找新的靠山了。这时候庆王开始得到慈禧的信任，他对袁世凯一心巴结荣禄不免有些酸溜溜的“怨妇”
心态。他对人发牢骚：“袁慰庭只认得荣仲华，瞧不起咱们的。”袁世凯的耳目遍布京城，京中的风吹草动都能明察秋毫，他提前得到庆王将取代荣禄的军机处领班地位这一消息，立马从北洋经费中拨出十万两银票，令部下杨士琦密赠庆王，话说得非常漂亮：“袁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贺，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庆王那个感激啊，简直可用“受宠若惊”来形容，你看，袁宫保比咱自家还体贴自己！的确，袁世凯没有食言，后来庆王府的用度，几几乎完全由北洋经费包下来了。袁世凯的投资都是有回报的，此后庆王在军机处的任何大政方针、用人用事几乎都先听袁世凯的意见。后来御史徐丁超参劾庆王云：“金店办捐而商贾售真名器，异端言事而庵观作小朝廷。孩童乳臭，攘部首之尊，儿女姻亲，踞藩雄之任。”
可见其贪鄙。“孩童乳臭，攘部首之尊”是指袁世凯为了讨好庆王而保荐庆王爱子（也是花花公子）、二十七岁的载振任新设立的商部尚书，载振和庆王当然也会投桃报李，后来东三省设总督巡抚，其全部人选就是出自袁保荐。但要说庆王是个十足的糊涂蛋，却又未必，此人心里其实很亮堂，沟沟坎坎经历得不少，否则以慈禧识人用人的精明，不会如此倚重他。
本来，载沣当政之初，在一帮满族青年亲贵的撺掇下，他是打算一不做二不休除掉袁世凯的，但庆王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除掉袁世凯很容易，可是你能保证他手下的北洋军队不兵变？”这句话吓住了没有胆略和决断的载沣，加上张之洞等满汉大臣力谏说，皇上刚登基就诛戮大臣不祥，这样才保住袁世凯的性命。
袁世凯当上民国的大总统后，满族亲贵成了靠民国施舍的“破落户”了，但袁世凯没有过河拆桥。虽然庆王在满清皇族中已经没什么影响力了，袁对庆亲王这些曾和他穿一条裤子的满人元老还是时时接济照顾。这些念旧之举，固然是为了保住满洲贵族对新生的中华民国的“效忠”而有意为之的收买，但也有袁世凯个人的感情在里面。虽然袁世凯后来声名狼藉，但他一生都非常在意自己的名声，他绝对不愿留一个“凉薄无情”、“过河拆桥”的恶谥。袁世凯在辛亥年逼迫清室退位的时候，扭扭捏捏，遮遮掩掩，一个原因就是不愿得一个“欺负孤儿寡母”的名声。
阮忠枢是袁世凯的心腹幕僚，他们订交早在袁氏甫及弱冠的时候，就是他早年一次去上海后回家的路上。两人旅次交谈，相见恨晚，当时就结拜成兄弟。后来袁世凯官山东巡抚时，阮忠枢就入袁的幕府，成了袁世凯最信任倚重的心腹之一，多少文案中，阮稿最当袁意。所以袁的成功，阮的辅佐功不可没。然而，一入民国，因为袁的事业日张，手下人才荟萃，阮渐渐跟不上形势了，尤其文案一道，因为“民主”、“共和”这些新词一时层见叠出，而袁世凯是最能花样翻新的人，所以在文字方面借重阮的地方就越来越少了。袁身边的人也认为阮已经失势，不足为道了。加上阮对袁的称帝也不以为然，所以别人看得二人关系疏离已远。到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授意成立一个由核心成员组成“十人委员会”主持复辟事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十人是袁精心选择的他最器重的人，却也是他认为对他的功业贡献最大的人，一旦袁氏家天下成功，这十人就是居功阙伟的显要。不料，他斟酌再三，竟还是将阮忠枢的名字署在这名单的首位，这一举动，让很多人不解，也让很多人心服。因为这一“叙功”名单，原来对袁有“幽怨”之心的袁氏旧人，对袁感激之念又生。毕竟，宫保是个知恩图报，不忘旧谊的人。
后来袁世凯和唐绍仪因为总统和总理权职之争闹得不欢而散，唐绍仪一气之下辞职离京往津。袁急忙派段祺瑞、徐世昌两人联袂到天津劝他回心转意，唐坚辞不就，袁还想转圜，先发布唐以病假休息，其后知无可挽回，才不得不准其辞职。这一次决裂之后，唐绍仪在袁氏生前再也没有和他见过面，可见心伤不浅。他帝制失败时，段祺瑞、冯国璋这些一手提拔、曾经生死与命的将领和他若即若离，他最器重的四川都督陈宧，湖南都督汤芗铭，以及早在袁十几岁时就带在身边的唐天喜，这些人纷纷离叛，才是从精神上打垮他的真正力量。因为他最看重和这些人的交情，也一直认为这些人是最不可能背叛他的人。他和这些人的私交深浅，从对这些人的称呼就可以看出。他要自己的子女称呼段祺瑞为姐夫，因为段的夫人张佩蘅是袁世凯收养的前清大员张芾（曾任江西、广东巡抚，死后清寒，留下妻女无处安身）的孤女，张氏视袁家为娘家。他要子女称呼冯国璋为“四哥”，大概因为冯国璋在家排行第四，冯国璋的续弦夫人周砥，既是袁世凯督直时创办的女子学堂的学生，又曾做过袁氏子女的家庭教师。就个人恩遇而言，袁对他的部下的确不薄。这样亲如一家的关系，结果说散就散了，怎不让他绝望？
当然，袁世凯念旧，为人圆融通透，也不是说这人是好好先生，谁都不得罪。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尤其是在私交上，他远不像官场上那样沉着冷静，唯利是图，而是颇多负气之举。然而，恰恰是这些率性而为的举动，才使得袁世凯显露出常人的性情，使得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精明的利益计算机器，而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性的活生生的人。
袁世凯对于看不起他的人从来都是怀恨在心。年轻时他想到北京谋出路，向他的小舅子借钱，而他小舅子对他不屑地说：“你到外边能找到什么事？去了也是白糟蹋钱！”不肯借钱给他。后来袁世凯当到直隶总督了，这位小舅子来投靠他，第一次他接待了，但气咻咻地说：“外面没什么事情好做，你还不如呆在家里。”第二次就再也不肯见他了，也无一文馈赠。
而对当年支助他到北京的舅舅，则馈以5000大洋。袁世凯的生母刘氏病逝归葬，因为刘氏不是正室，袁世凯大哥不许葬入祖坟正穴，官居总督的袁世凯一心想为生母争一个名分，始而软语相求，继而疾言厉色，但终究拗不过袁氏“家法”，袁世凯大怒，一气之下为刘氏另购墓地厚葬，而且终生不再和他大哥见面。他后来罢斥之后，宁愿到别处购地另建居处，也不回他大哥占据的项城老家，其间怀恨之深可见。
袁世凯自身所处炎凉转换之境不少，最著名的当然是他在洹上韬光养晦的三年。很多部下故旧都明的暗的来和他沟通联络，输诚致意，但也有些以前承他照拂的人，在这三年中对他不理不问，似乎生怕沾上晦气，等他1911年再起复大用时，却又来求到他门下，急急露出一副热衷肠来，袁世凯对此辈则一律冷面相对。至于那些曾经看不起他，他又无可奈何的人，他倒也能相安无事——他只能如此。他尊重强者的力量。
1901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借着回乡葬母的机会，特意兜了一个大圈子，从河南经武汉上海绕回天津——他现在是疆臣之首，但从无和其他封疆大吏结交的机会，所以借机联络一下同僚感情。不料，在武汉，张之洞给了这位红人一个冷场。原来，张之洞此人饮食起居完全无常，往往夜半办公用餐，白天酣睡，而且时睡时起，无人知道他到底何时会睡何时会起。
这天，在欢迎袁世凯的宴会上，此公和袁世凯杯盏交谈不一会，竟然悄然垂首而鼾声大起。满座衣冠无不尴尬，面面相觑，又不敢去喊醒他。倒是袁世凯淡然一笑，摆摆手，再低声应酬一会，起身散场。等到袁世凯官仪起行放炮，张之洞才恍然惊醒。清末新政，张之洞和袁世凯同入军机，张之洞每有动议，几乎必力邀袁世凯同署，袁世凯也很配合，好似毫无芥蒂。
袁世凯知道张之洞以探花的出身，看不起自己的“不学无文”，但彼此皆是英豪，也就无之如何了。
4． 友与敌“消灭敌人的最好办法”，按照林肯总统的说法，“就是将敌人变成朋友”。北宋的开国大将曹彬，在皇帝让他出征的时候，非得一再恳求让皇上的亲信太监田钦随行监军。曹彬才能出众，人品正直，而田钦只会溜须拍马，搬弄是非，所以曹彬周围部下和朋友大为不解。曹彬解释道：“我知道田钦不是什么好东西，把他拉来随我一起出征，而且请他做监军，就是为了我在外征战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他留在皇上身边，肯定说我坏话。
他和我呆在一起，我成功了他可以分享我的战功，我失败了，他也得承担责任，这总比让他在宫内一张嘴陷我于万劫不复之地要好吧？”看来，曹彬并非一介武夫。美国的林登·约翰逊总统说：“与其让那混蛋在你的帐篷外边冲你帐篷里边撒尿，还不如将他拉进你的帐篷来，让他从里冲外边去撒！”这就要有化敌为“友”的艺术。
对于政治上和他有利益冲突的人，袁世凯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笼络结交，试着建立私人感情，将对手笼络为自己人。观其一生，在政坛真正和别人决裂到誓不两立的情况少之又少。袁世凯当大总统时，创设参政院，罗致不少前朝元老为参政，有人诘问他，共和民国岂能任用如此多的满清“余孽”？袁回答：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政治不能凭虚而造，参政责任繁重，非富有经验者不理。诘问者倒无辞以对。从袁世凯的对答，很可窥见他的政治敌友观。这些前朝故吏，在他摇撼满清皇室宝座或者帝制自为的时候，很可能是他的敌人，但在维持民国政局稳定、积累自身总统声望的时候，则无疑又是友朋。
他总想留着和别人见面的余地。即使对孙中山一派，他最初还是极力想笼络以为己用的。他私下对自己的心腹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指革命党人）来了，我们当然是欢迎之不暇的，但是要在我这个圈儿里。”意思是只要革命党尊他为首，他并不排斥革命党。得罪过他的人，只要愿意此后为他所用，他也可以做到“前嫌尽释”。袁世凯小站练兵被御史胡景桂参劾，巧得很，袁世凯当山东巡抚的时候，胡景桂就被分派到袁的手下当按察史，这位胡御使恐怕赴任途中一直在忐忑不安吧。他在战战兢兢中，唯有万事小心，竭力办事。结果，袁给胡景桂的考语是“该员诚朴亮直，能任劳怨。讲求刑名捕务，均能实事求是”。这道评语，却也当得上“实事求是”。更为难得的是，庚子年胡景桂之名莫名其妙地上了八国联军要惩办的“战犯”名单，此时袁世凯却向德国驻烟台领事为其解脱说，胡是被冤枉的，因此救了胡一命。后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又请胡出任直隶学校督办，辅佐自己兴办新政事宜，胡也竭心尽力。从袁世凯对胡景桂的种种举措来看，袁世凯真有帝王胸襟——用人唯才，不计较恩怨，凡有利于自己的事业，即是自己的朋友。收服胡景桂，使为己用，这是袁世凯化敌为友的最佳范例。
如果无法和政敌建立坚固的感情纽带，并收为己用，他就试着赤裸裸地收买。他对孙中山黄兴一派开始也用这一套。他当上临时总统后给孙中山“铁路督办”这一肥缺，给予大笔经费，自有任孙中山取用金钱的用意。
当然，其中也有陷人入套的意味，后来袁丑诋孙中山，所示孙中山的一大“罪状”，就是贪墨巨额铁路修造经费。
如果收买还不成，那么只要对手不打上门来，他会竭力避免正面的冲突。
他早年在朝鲜被吴兆有参劾，他除了打消这一场无妄之灾外，倒并不在上司面前反说吴某人的不是，避免了两败俱伤的结局，这或许得益于他叔父袁保龄的教导：“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汝在津万勿谈孝庭（吴兆有的字）一字短处。此事关人福泽度量，非仅防是非也。”袁世凯回到北洋衙门，果然对吴兆有等人无一字怨言，语谈更不涉朝鲜期间的是是非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