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权治王的行为已使狄仁杰声名鹊起，他本人因此成为了朝野认可的耿直之臣。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更让狄仁杰的人气指数一路飚涨，几近爆棚。
话说，时任司农卿的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韦弘机乃是高宗朝的重臣，此人曾在太宗贞观年间任左千牛胄曹参军出使西突厥。当时正是西突厥的鼎盛时期，其控制着许多西域小国，称霸于伊犁河流域一带。韦弘机出使西突厥的目的是以大唐天子的名义册封及设置继任的突厥可汗。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才到达锡尔河川地区，西突厥发生了内乱，韦弘机被隔阻于西域，东归无路。不过，韦弘机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自暴自弃，而是苦中作乐，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借机游览西域各地的大好风光。这一游，就是长长的三年。三年中，他遍游西域诸国，详细记录了各国的人情风俗和地理物产，撰成了《西征记》一书。凭借此书，他名噪一时，归国后，更因此书得到了唐太宗的大力嘉奖，得升为朝散大夫，后累迁殿中监。
高宗显庆年间，韦弘机出任檀州（治所在今河北密云）刺史。檀州地处边境，没有学校，文化落后。韦弘机到了任上便兴修学校，创立孔庙，高悬孔门七十二圣贤及古往今来贤达者的画像，用重金从内地聘请老师到檀州支教，使檀州的文教事业得到了质的飞跃。
除了发展教育，在檀州，韦弘机还立过一次大战功，在高宗跟前大大地露了一回脸。
那是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年底，高宗发兵东征高丽，军队到了滦河河畔，竟然遭遇了连日暴雨，山洪暴发，河水泛滥，根本过不了河。天气寒冷，霪雨连绵，道路泥泞，停留数日，负责供应粮食的后勤部队跟不上来，士兵饥寒交迫，怨声载道，哗变随时会发生。关键时刻，是韦弘机从檀州筹集到粮草并顺利运到军营，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军心很快稳定。此事，让高宗龙颜大悦，当即擢升韦弘机为司农少卿。
可见和王本立的逢迎阿谀不同，韦弘机是个有真材实料的实干家。
如果说，王本立只是高宗所迷恋的男性朋友，则韦弘机绝对是高宗所倚仗的朝廷大员。
从檀州解任，韦弘机又到东都洛阳主持营田事宜。有一宦官违犯法禁，韦弘机先斩后奏，下令将该宦官就地拿下，杖责惩治，事后才打报告给高宗。高宗称赞他执法严明，奖绢数十匹，并说：“更有犯者，卿即鞭之，不烦奏也。”
太子李弘病逝，高宗原命蒲州（治今山西永济西）刺史李冲寂负责修建太子陵墓，可这李寂做事磨磨唧唧，到了交接工程的日期他的工程还未能完工一半！高宗恨得不行，走马换将，换韦弘机跟进此事。结果，换将如换刀，韦弘机不日完工，向高宗交上了一张圆满的答卷。
高宗满意之余，又将他擢升为司农卿。
高宗本来一直想修缮长安和洛阳的寝宫，鉴于财力不足，现在看韦弘机做包工头做得有水平，便跟韦弘机商量，说：“长安和洛阳就是朕的东西二宅，而洛阳的宫殿多为前隋所建，年深日久，日趋颓坏，朕打算重新装修一番，又蹙于财力有限，爱卿有什么好办法？”
真是的，要兴修宫殿，哪有不耗费资财的？这高宗分明是既想得华堂美屋享受，又担心背上劳民伤财的恶名——跟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一个理儿。他找韦弘机想办法，就是想让韦弘机帮自己背了这恶名。
这恶名，韦弘机背得起，也乐意背。领导肯把这样的难题交给你，那是对你的信任，很多人一辈子都求不来的，我韦弘机可不能错过。他很严肃、很认真的样子跟高宗算了一笔账，说：“如果严格走司农寺程序破土动工，无疑要耗费巨大资金，材料钱、人工钱，一样都不能少。但可以考虑用官用走卒省去人工钱，而且，我也可以通过节省司农卿的日常开支来修缮宫室，只要精打细算，既不动用国库，也不劳累百姓，三年内即可峻工。”
这“既不动用国库，也不劳累百姓”分明是自欺欺人。
但高宗需要的就是自欺欺人，听韦弘机说得头头是道，便御笔一挥，钦点他兼任东都将作、少府二监事，负责修缮之事。
能干的韦弘机不仅包揽下了整修全部隋朝宫殿的工程，还观风望旨，兴建宿羽、高山、上阳等豪华宫殿，以博取高宗的欢心。
上阳宫位于洛阳禁苑之东，东接皇城西南角，三面环谷水，北有广阔的苑圃，南临洛水，有长一里有余的长廊与涧溪曲处的新殿相连，雕梁画栋，绚丽多彩。上阳宫内更设有丽春殿、麟趾殿、观风殿、甘露殿、仙居殿、芬芳殿等华丽别致的殿堂，殿前又有层峦叠嶂的假山、星罗棋布的亭台楼阁，令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仪凤四年（公元679）正月，高宗和武则天到上阳宫验收工程，一见上阳宫竟是这样美轮美奂，就不想离开了，吩咐下人搬来居家所需衣物，当天就住下了。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上阳宫成了高宗和武则天的主要居住地，而国家的政治中枢也就从长安渐渐转移到了洛阳。
不用说，韦弘机得到了高宗的嘉奖，升为司农正卿。
高宗的这种做法，和当年商纣王建鹿台有什么差别？如果不防微杜渐，及时制止这种享乐思想，大唐亡国，只怕就为时不远了。
老臣尚书左仆射刘仁轨暗自摇头，对狄仁杰说：“自古以来皇帝都居住在深宫之中，不把奢华暴露在百姓面前，以免引起百姓的愤懑。现在倒好，所有的宫殿廊馆，都沿洛水而建，皇帝寝宫，从此安置在宫城之外，这不是效法尧舜等明君之道。”
狄仁杰点头同意。他也深知出现这种事，根源主要是在高宗那儿，但宫殿建都建了，高宗住也住进去了，要高宗从宫殿里搬回来，甚至拆除宫殿，那是绝无可能的，那就只能就事论事，劝勉和指责韦弘机以后不要再迎合着圣上的心思去掺和类似的事就算了。
狄仁杰还结合当前形势苦口婆心地对韦弘机说：“国家现在正和吐蕃作战，前线将士抛头颅、洒热血，君主却在后方这样腐败奢侈，实在不应该。”
韦弘机大不以为然，煮熟的鸭子嘴硬，极力撇清自己的责任，说：“天下有道，朝廷百官各司其职，辅弼大臣们所思所想都是为了加官晋爵，而我也只是管理后勤的官吏，所作所为也不过是尽人臣之责罢了，并没有什么不妥当的举止。”
狄仁杰看韦弘机的强词夺理劲，觉得如果不想法揪查出他的违法证据，将他从皇帝身边赶走，那么，此人很有可能会成为竖刁、易牙一类人物，而高宗又是个意志不那么坚定的人，容易被奸佞之人挑唆，进而做出些昏头昏脑的事，误国殃民。
事实上，就拿这次兴建宫殿来说，韦弘机虽然在高宗面前口口声声说“既不动用国库，也不劳累百姓”，但在大兴土木的过程中，他还是动用了大量百姓所上缴的赋税，是典型的佞臣行为。
当然，狄仁杰不会傻到拿这事去弹劾他，因为，这事的主谋者就是高宗本人。拿这事弹劾韦弘机，就等于是在弹劾高宗。
狄仁杰嘴里冷笑，他清楚，韦弘机敢于包揽修建宫殿的工程，就说明他胆儿够肥，手脚也不会干净，违法的事儿肯定不少干，只要用心，就可以搜罗上足够的罪证让他丢官免职。
于是，他也不与韦弘机辩，而是暗中派人对韦弘机展开调查。
果不其然，调查刚刚展开，就大有斩获。
韦弘机主持国家营建工作，大量收受贿赂，而其家人也有盗取官府资财的不法行为。
够了，就这两条，就够韦弘机吃不了兜着走了。
狄仁杰手脚麻利地整理好材料，一纸奏书，上呈到高宗案前，严厉劾奏韦弘机贪污失察之罪。
铁证如山，韦弘机哑口无言。
高宗虽心有不舍，却也只得将其免宫罢黜。
狄仁杰扳倒了韦弘机，不但让他严于执法、嫉恶如仇的声誉更高，也为他个人积累了不小的政治资本。
原先，有一个名叫朱钦遂的道士是武则天的亲信，曾在京师横行霸道，韦弘机仗着有高宗在背后撑腰，将其囚禁，密奏高宗，说：“这个牛鼻子道士假称中宫驱使，仗势欺人，有损皇家圣明，请圣上加予严惩。”高宗于是将道士配流边州。
这件事，应该说韦弘机做得还是不错的。但，他因为这件事，招致了武则天的怨恨。
现在，狄仁杰搞垮了韦弘机，算是替武则天狠狠地出了口恶气，狄仁杰的名字也因此被武则天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不过，从高宗处理权善才、王本立、韦弘机、朱钦遂这些人的事例上看，他能知错改错、虚心接受他人的劝谏，惩治奸佞，重用像狄仁杰这样刚直不阿的臣子，倒也不失一代明君的风范。
可惜，这个明君的身体不行，自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开始，他就因病越来越少参与朝政了，很多重大决策，都是由武则天代为拍板。
史载：“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
到了上元二年（公元675年），高宗更因旧疾恶化，风眩不支，一度想让帝位给武则天。此事虽因大臣们极力反对不了了之，但武则天执政，从后台走向了前台，却成为了臣子们无法阻挡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