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政治清明的社会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政治清明”的执政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理念和新境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必将走向更加开放、更加开明、更加民主、更加和谐的新境地，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大勇气和大智慧，符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潮流。
政治清明，首先必须做到政务的透明，权力的透明。只有打造一个透明、阳光的政府，才能做到政治清明，要以权力透明促进政治清明。
在中国历史上，就政治清明而言，一般会提到“大同世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开皇之治”、“康乾盛世”以及陶渊明式的“桃花源”等，其实，这些朝代或理想化的蓝图，虽都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但实际上，最值得称道的是宋朝。
宋太祖赵匡胤为了解除开国大臣对朝廷的威胁，采取的是“杯酒释兵权”的温柔手段。不仅没有杀害有功大臣，甚至将不杀言官的祖训刻在祖庙，每一个继位的皇帝在上台前都要熟背，牢记于心。宋太祖传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牌”，还用法律形式规定以后皇帝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二百多年里，历代皇帝都严格执行了这一祖训，杀大臣的事例少之又少。即使是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这样的重大犯罪，也只是流放了事。更值得称道的是，在宋朝，官员们不会因为说错话写错字而掉脑袋、全家抄斩、灭门九族。
宋仁宗时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并进一步增加台谏和庭辩力度。以文治国，开明宽厚的政治氛围，使官员们敢于抨击朝政，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致使宋朝涌现出一大批中国历史上敢于直谏的官员，如寇准、范仲淹、包拯、欧阳修、苏轼等等。包拯在朝堂上和仁宗皇帝当面争吵，唾液横飞，派到宋仁宗皇帝的脸上的事经常发生。但宋仁宗即使再生气，也只能用帕掩面，也没把包拯怎么样。包拯照样勇于直谏、照样加官晋爵。
当然，宋朝也有党派之争，有改革派、保守派，主战派、主和派等等。但改革派、保守派并不是简单的两个派别，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遭到了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欧阳修和苏轼也反对变法，但各自反对的观点却不相同。苏轼在变法派执政时反对变法过急，又在保守派执政时反对对新法的全都抛弃。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朝廷上争论激烈，但私下彼此却相互尊重，王安石变法失败也只是罢相。宋朝的党派之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政治清明的典范，算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葩”。
我们要建设政治清明的社会，必须先从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开始，由建立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发端，并由此带动、影响整个社会。新党章规定：“每一个党员，不论职务髙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党委成立的研究处理任何专题的组织，必须在党委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不得代替党委，更不得凌驾于党委之上。”
“在党委会内，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平等的一员。书记或第一书记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
“要纠正一部分领导干部中缺乏民主精神，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压制批评的家长作风。对于任何党员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只要是正确的，都应该采纳和接受。”
“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问题的讨论，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提出批评。党员对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有不同意见，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也可以向各级党组织直至中央作口头或书面的报告。党组织应当欢迎党员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并且鼓励党员为了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和主张。”
在共产党内，如果有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君”，使同事、下属产生或感觉“伴君如伴虎”的恐惧，则说明这个单位或部门民主风气极不正常。要知道：在党内，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更不应该存在“老子党”、“小字辈党”，任何人都不可以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党内一律互称“同志”，政治上一律平等。任何党员，无论职务高低，都有权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负责地批评党内的任何人。党内政治生活如果不正常，就会产生对权力监督的失控，滋生一系列的权力腐败，导致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背离党的宗旨，最终走上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进而言之，如果我们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如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得以积极运用，如果党内外的职务不是由几个“伯乐”躲在暗房里“暗箱”操作出来的，如果任何官员的政治生命、晋升之路都必须处于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如果任何权力都必须在阳光下运作并且人民群众拥有根据其在职期间的表现、优劣决定其去留、升迁或随时罢免的权利，谁还敢无视人民群众的呼声？谁还敢不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所谓“伴君如伴虎”怎能不成为一句过时的旧话？
我们企盼：人民群众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跨越各方面的差异，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尊重生命，在科学、民主、公平、正义、自由、发展的旗帜下，努力将我们的家园建设成最适宜我们居住的美好家园，天蓝、山清、水秀、地绿，到处风调雨顺，鲜花盛开，莺歌燕舞。人人都可以从容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白天与黑夜，没有人欺负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彼此相亲相爱，人们的心灵得到了解放，不迷信任何东西；人人都可以读书学习；人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愿望，所有人都可以吃饱穿暖，家里窗明几净，城市里街道整洁；没有人可以依靠手中的权力作威作福，不会再有人敢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享受特权；不会再有人敢听不见人民的呼声，忽视人民的情感。如果真能如此这般，我们试图建立的政治清明的社会，能不指日可待吗？
要重视理论战线的建设
本人在2013年年初曾发布博文《歪理邪说需要群起击之》。不料，文章发布之后，竟遭到一片反对之声，好像堂堂中国已经没有了讲道理的地方。纳闷之余，我就想一个问题：面对理论界的乱象，面对社会上极多需要辩论、澄清是非的现象，我们的理论家们在干什么？我们的主管部门在干什么？我好想好想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共鸣，得到相关部门、相关领导的重视。但是，过去_年多，我以为的理论界的乱象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令人担忧的理论危机、信仰危机似乎更加严重。于是，我便将原来发布的文字稍加修改，再次发布。我依然存在一种幻想：我们的明白人还是有的，有担当的理论家会拍案而起。
附（一年前的博文）：
近来粗略地浏览了“博客中国”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博客文章，不少作者的忧国忧民之心令人感动。遗憾的是：许多好文章竟然没有得到较好的支持，相反，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从支持率和反对率来看，我甚至觉得：是非被颠倒了！一些一看就是很荒唐的现象，竟然能得到不少的欢呼，岂非咄咄怪事？！难道不值得研究吗？这种情绪有代表性吗？难道说一些读者连起码的是非善恶的判断力都丧失了吗？还是有人故意“放大”对“正义之声”的讨伐呀？如果这样，又是何等居心？进而思之，岂不令人胆战心惊？莫非“邪恶”的东西已经到了登堂入室左右舆论的地步？莫非“正邪之争”已经处于“白热化”的程度？
因为这种类似的情况，在网络世界屡见不鲜，是非颠倒、黒白不分的议论与评论太多。面对这样一种“乱象”，我们拿国家粮饷的理论家们在干什么？我们的主管部门在干什么？
现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公报要求：全党同志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工作前瞻性、进取性、创造性。要坚持用党的十八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着力回答和解决实际问题。
看来，我们现在确实需要一大批有思想、有作为的拥有战斗之气的理论战士群起抗争啦！否则，歪门邪道、歪理邪说以及是非不分就可能成为舆论的主流。在思想、舆论方面如果放弃斗争，放弃领导权，甚至装聋作哑、不作为，无疑是最为严重的渎职、犯罪啊。因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正能量不能主导我们这个社会，也许离我们真正亡党亡国就不远了吧！
且看我的统计：
《是谁最害怕毛主席的霸气》支持的100人，反对的514人；
《各国精英对毛泽东的评价》支持的137人，反对的532人；
《中国梦，共同富裕与大同世界》没有人支持，反对的125人；《亿万人民喜欢党》400多人浏览，没有人支持，反对的67人；《为官三篇》近900人浏览，支持的39人，反对的202人；
《国家的尊严是打出来的》支持的2585人，反对的3096人；《坚持改革开放走共同富裕道路》支持的143人，反对的290人；《民族复兴要有骨气，不怕鬼不信邪》支持的1965人，反对的2444人；
《国际歌再次奏响》支持的只有3人，反对的有130多人；
《共产主义能实现吗？》支持的48人，反对的64人；
这些，可能只是一个窗口，一个可以洞见危机与危险的窗口！
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作者、读者，应该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明天的晴朗天空尽一份努力，不能做那些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更不该为虎作伥！
衡量一种理论或政策的优劣，判断一个官员的好坏，站在历史的角度，无非三条：能否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力发展，能否有助于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这三条综合起来分析、判断，是非功过，自然一目了然。我们也许是历史的参与者，也许是历史的见证者、瞭望者、学习者、研宄者，总该有个判断是非的基本尺度吧？如此，好像片面地否定或者片面地肯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哦。辩证法、一分为二还是应该讲的吧？
（2013年1月31日北京）
新的感慨：
目前，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各种矛盾以及种种严峻挑战非常鲜明地摆在全国人民面前，后退绝对没有出路，前进必然有风险。怎么办？千头万绪，重视实际问题的研究，重视棘手问题的解决，当是首当其冲的要务。在这些要务之中，重视理论学习，努力提高理论素养，不断提高判断、抵制歪理邪说的防御能力和进攻能力，应该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一条。我们要把学习理论的外部压力转化为每个共产党人现实的内在需求，树立起终身学习、不断进步的观念，不断深化和提高对加强共产党人理论修养重大意义的认识。
要明确：具有较强的理论需求、兴趣、悟性及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高度自觉性，是共产党人政治上成熟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理论的意义和作用，认为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理论是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思想武器。恩格斯就曾把理论斗争同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并列，指出这三种斗争形式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才能使工人运动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并把理论修养作为无产阶级运动水平和无产阶级战士觉悟的重要标志。列宁针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人们对理论兴趣减弱、对理论发展表现出冷淡和无能的状况大声疾呼：决不能贬低理论的意义，决不能丧失对理论的兴趣。他强调，在人们对理论冷漠的情况下，加强理论修养显得更为重要。
在现如今的中国，坚持正确理论的指导，是我们巩固人民政权、实现中国梦、走向更大辉煌的必须要特别注意的战略任务。在理论战线上，放弃斗争，任凭歪理邪说横行，从根本上讲，势必会助长邪风，扰乱视听，搞乱我们的思想。各级领导特别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必须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对于专业理论工作者而言，更是有义务有责任站在理论斗争的最前沿，肩负起铁肩担道义、妙笔写文章的历史重任，激浊扬清，能够密切联系实际地科学地分析、说明、论证我们必须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我们赖以自豪与坚持的理论优势荡然无存，各种各样的主义、潮流以及歪理邪说自然会蜂拥而生。对这些蜂拥而生的思潮、谬论、主义，不给予及时的分析、引导，不能及时地向人民讲清我们依然坚守的主义，不能对影响我们正常生活的歪理邪说予以有力的批判，我们还谈什么理论自信？理论自信哪能不有所作为啊？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发展，还谈什么理想信念？还谈什么共产党执政？又怎么能长久维持稳定、和谐的社会？
至于什么是真理？是否掌握真理？谁掌握真理？俺不敢说唯鄙人而已。但是，鄙人有一颗讲真理的心，倾向于讲道理，不敢胡搅蛮缠，更不敢在基本道理面前浑浑噩噩。而且，鄙人崇尚真理、相信真理，也力图去追求真理。我想：真理是个有利于人类、有利于文明的好东西。谁能为我阐述、提供真理，我就该佩服谁。如果谁想用其他手段逼我承认他谬误的伟大，我也许会暂且违心地表示服从，但在内心里，我绝不会屈服于荒唐。
（2013年2月2日北京）（2014年4月2日北京再改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