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远航，1978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密山县。1997年考入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2002年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留学。现在美国一家公司工作。
一、突如其来的电话
那是在2000年的秋天，儿子孟远航在大学四年级开学不久的一天晚上打来电话，口气急促。他说，他正面临着选择：一是读研究生，他已经在第一批被推荐之列；二是申请出国。
事关重大，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出国，但研究生不能放弃。
孩子说，不行，二者必居其一，这是学校的规定。
我说，能不能让我好好想一想。
孩子说，来不及了，必须在这个星期做出决定，也就是后天。
第二天晚上，孩子又打来电话，征询我的意见。我说，这事最终还得你自己拿主意，我说的是实话。在这之前，包括孩子离家去北京上大学，很多事情都要与我商量，我总能很快拿出一些办法，而且非常自信。但这次我第一次感觉自己知识匮乏，无所适从，实在没有能力做出判断。
孩子说，他选择出国。
我让他说说理由，他说GRE已经考过了，只要再考下托福，就可以申请国外的学校了，如果放弃的话，意味着要再等上3年时间。真正吸引他的是换一个新的环境，开阔自己的眼界。我追问了一句，如果出不去呢？
看得出，他似乎没有“出不去”的思想准备，停顿了好一会儿，才说，听天由命吧，有什么后果我认了。
有了这件事，我感到身上的压力陡然增加。按理说，孩子这么大了，尽可以让他自己做主，充分相信孩子的决断能力。可是我总觉得孩子还小，太小，他有这个决策能力吗？但潜意识里还因为孩子是独生子，总想给他找一条最稳妥的道路，少一些风险，不能在孩子身上做试验，不能赌博，一个孩子，实在输不起。
读研还是出国就是一次人生赌博。
我当时正应一家刊物之邀，写一个人物专访，可是我哪有心思采访啊。
我的采访对象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神经外科专家戴钦舜教授，在采访之余闲聊时，我向他说起了孩子的事，并表示了我的忧虑，这位著名的老专家略微思索了一下说：人们不是常说“舍得”吗，什么叫舍得？有舍才会有所得，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人的一生都是处在舍与得之间，不懂得放弃就不会有收获，而且必须当机立断。你想想自己的经历，是不是这么回事？然后老教授笑着说，其实孩子大了，让他们自己决定吧。别瞎操心啦！
戴教授的话让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这年的秋冬之季，孩子全力以赴，投入到申请出国的准备当中。
但是第一年出国非常不顺利，中间经历了一次次的希望与失望，Offer来得很晚，一直拖到2001年的9月底才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签证，也就是在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之后。
当时我已经买好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准备一旦签过后直接送他出国，因为美国的学校马上就要开学，孩子已经没有时间再回哈尔滨了。
在签证那一天，我在哈尔滨的家中等待他的电话，心情非常紧张，中午时分电话铃响了，刚听他叫了一声爸爸，我就知道情况不妙，果然，拒签！过程简单得很，签证官甚至没有问他去哪所学校、什么专业，开门见山地问：说说你毕业后回国的理由。孩子刚说了两三句，签证官就说：你没有说服我！拒签的章子也就盖下来了。
听了孩子的简述，我只说了一句话，赶紧回家吧。
我和老伴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火车站去退票。
儿子从北京回来了，他告诉我们，当时从领事馆出来，在花坛上坐了好半天，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疲倦，也不知坐了多长时间，才能够再站起来。更令他绝望的是，美国那所大学同意保留学籍，但不保留奖学金，对工薪家庭而言，没有奖学金，保留学籍等于一句空话。也就是说整整一年的努力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孩子回来后并没有如我想象的那样灰心，似乎精神状态还不错，有说有笑。只是我发现他不像每次回家后电话不离手，找同学聊天，约同学出去玩。这次电话打得很少。新的学期已经开始，儿子仍然呆在哈尔滨，同学们不是坐在明亮的教室里攻读研究生，就是在新的岗位开始了工作，或是远赴重洋开始了留学生涯。
那天我和老伴儿带着他去超市购物，碰上一个熟人，问起孩子的事，我实话相告，我看出这个朋友脸上异样的表情，很复杂。我觉得孩子也看出来了。儿子从念书时候起，就是同事和邻居孩子的榜样。如今，他什么也没有了，研究生没有了，也没有工作，只是一个顶着清华大学毕业生虚名的待业青年。
那段时光，孩子很难熬，我当然也不舒服，我曾想，是决策错了吗，如果不选择出国，那么，研究生当然顺理成章地读下去，即使不读研究生，也可以找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这种后果虽然当时已经预料到了，但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思想准备并不充分。正如鲁迅先生说：“我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
我曾问过孩子：你现在后不后悔？他非常痛快地说，不后悔！是发自内心还是强撑的自尊？我不得而知。
如果当时去读研究生，从眼下看，当然不错，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得出这种结论：生活中原来并不需要选择，只要按照别人划定的道路走下去就行了，无欲无求，顺利通达，也免去了一分烦恼。
然而此时我已经明白了，重要的不是结果如何，而是应该不应该做出选择，是听凭机会的恩赐，还是主动去争取？选择即意味着放弃，意味着风险，甚至失败也在情理之中。从主观意愿来看，任何人都愿意以最小的风险，换取最大的回报，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并不符合客观规律，正如经济学中讲的风险系数，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人各有志，孩子选择了出国的道路，肯定有他的志向，当然这是一种高风险的选择，但也必然是一种高回报。美国大学，尤其是研究生院无疑处于世界最前列，出去见见世面实在难得，而且美国还提供相当优厚的奖学金，足可维持生活，免除了家庭负担。有这种机会，随便放过，未免可惜。即使经过努力最终失败了，也不会因为放弃而懊悔——毕竟我尝试过了。
这样一想心里也就释然了。唯一的担心是孩子还小，他能不能经得住这种打击？这种打击会不会在他一生中形成一种阴影？
我不大喜欢塞翁失马这则故事，所谓好事坏事转来化去，都与自己无关，只能听凭老天的安排，让不可知的天意将个人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中，要想从逆境走出，最终要靠自己努力，除此之外都是靠不住的。
二、顺境与逆境
像我在辛辛那提大学碰到的所有留学生一样，孩子在国内走过的求学之路，平顺坦荡。从念书的第一天算起，一直非常优秀，该得的奖状拿回来了，该获得的荣誉也都获得了，每次开家长会我和爱人都是抢着去，因为听到的都是老师和家长的赞扬。
儿子出生在农场，在农场一直长到7岁，是个地道的农村人。其间除了几次带他回城探亲，他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地处边境的农场一步。北大荒山明水净，地域辽阔，北大荒人几乎都是全国各地的移民，当地人并不多见，民风纯朴而大气。我和老伴儿都是下乡知青，邻居是个马车老板，叫王荣，对远离家乡的我们多有关照，孩子一直以为自己是老王家的人，在他家比在自己家里还仗义，这种感情一直保持到现在。这些无疑给孩子成长带来了积极健康的影响。
后来孩子随我们离开了农场，来到佳木斯农场总局子弟校上小学，他很轻松地在班里保持着领跑地位。等到三年级的时候，又随我们来到了省城哈尔滨，到我家附近的一个小学当插班生，第一天上学是我送他去的。教导主任对孩子的能力表示怀疑，认为来自小城市，念书跟不上，最后还撂下这样一句话，先念一个月，试念，跟不上就得退学！过了一个月，孩子不但没退学，还当上了副班长。有一次做课间操时，儿子看见校长路过他们班，问教导主任：“这个新生怎么样？”主任说：“不错，就是有点儿‘蔫淘’（方言，淘气，但不明目张胆）。”看来这个主任很喜欢儿子。
初中三年，他仍然保持着领先优势，然后考入全省最好的一所重点高中——哈尔滨市三中，在这所聚集着全市精英的学校里，他发现自己的差距很大，最多算个中等生，因为同学大部分来自重点学校的重点班，儿子就读的初中是个普通学校。但第一学期念下来，他的成绩已经进入全年级的前列，1997年高考的时候，他考出了哈尔滨市第二、黑龙江省第三的优异成绩。这个消息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新晚报》在第一时间公布了哈尔滨市高考前三名的成绩，接着《哈尔滨日报》记者还专程去清华园采访了孩子，写出了不短的一篇人物专访《清华园的福将小子》。
儿子至今对他所就读的高中心存感激。哈尔滨市三中每年考入清华大学的人数在全国的中学里也是名列前茅的。三中的重素质教育更是全国闻名，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有很高的信誉。孩子每天下午4点钟就放学了，学校从来没有举办过任何形式的课外辅导班。学生不仅可以享受每个星期的双休日，还可以度过完整的寒暑假。值得一提的是，孩子自己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课外辅导班，从小学到高中的12年时间里，一次也没有。因为他自认为有自主支配课外时间的能力，他不希望辅导班打乱自己的安排。但对课外辅导班究竟参加与否，不能一概而论，应以孩子自身的情况而定，但过多过滥的学习班既浪费了孩子的时间，也浪费了家里的钱财是无庸置疑的。可贵的是哈尔滨三中从来不赶课程进度，似乎比其他中学慢了好几拍，等讲完全部课程后，只复习一遍就参加了高考，其他高中已经复习好几个来回了。就在前几天，我碰到了曾在哈尔滨市三中任校长的陈光敏先生。我表达了对他的感激之情。
在清华大学这样一所有着优良传统和丰富文化底蕴的大学里，儿子成长得很快。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他还争取做些社会工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一件事，在大学学生会工作时，他与国内一家知名网站联合，发起了一个“绿色贺卡”活动，即新年期间用电子贺卡取代传统的纸质贺卡，节约纸张，保护环境，这个创意在当时是很超前的一件事。这件事由他一手运作，与网站联系、谈判，网站还给他一笔活动经费，虽然只有200元，但他非常高兴，用这笔钱买了纸张、糨糊，在学校张贴海报。还在网站上发表了由他署名的倡议书，这个网页在网站上保留了很长时间。
在毕业之前的几个月中，我深深地感到了儿子对大学生活的留恋。他不愿放弃每一个学习的机会，从早到晚埋头在实验室里工作。至今，我们还保留着他当时穿过的一件T恤衫，在衣服的下摆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化学药品腐蚀的小洞。因为实验室里太热，他经常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把白大褂脱掉，所以才会留下这些纪念。
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眼下的处境让他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失去”，也才会真正懂得后来所得到的珍贵。
因为孩子申请出国的事情很不顺利，心情很低落。我经常跟他聊天，讲他小时候的事情。他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回考试成绩不好，从第一名一下落到了30名，回到家里很难受。我当时对他说，一两次考试说明不了什么，我现在40岁了，回头想想我上小学考试得了多少分，是多么无聊的一件事。你现在走过的只是短短的一段人生之路，眼前不过遭遇了小小的挫折，前边的路长得很，实在没有必要灰心丧气。儿子认真地问，你真的不记得小学的事了吗？我点点头，我知道我的话起了作用。
三、走进外企
2001年11月，他回到了北京，借住在清华大学同学的宿舍，因为他要做下一年出国的准备。还好，GRE成绩管5年，托福成绩两年有效，不必再参加任何考试，除了申请材料，其他什么也不用准备。
那段时间他给我打来电话，心绪仍然不佳，没有比重复劳动更让人心烦意乱的了，他不仅仅要把去年做过的工作重做一遍，还要重新体验曾经历过的失望与沮丧。待把这些材料都邮出去的时候，已经是11月中旬了。
这一天，他又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是意外地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事出偶然，他本没有找工作的打算，那天在宿舍里和同学聊天，无意中听到一个外企环保公司招人的消息。想想这段时间反正也没有什么打算，有份工作干着也不错。
他决定去应聘，面试者是个中方经理，50来岁，女性，是从中科院转过来的，问过一些常规问题后，女经理说，你用英语介绍一下自己情况吧。儿子在出国期间准备了详尽材料，内容丰富而且具体，这次算是撞到枪口上了，回答非常流利，经理很是满意。
第一天上班发生的事耐人寻味，本来经理已经吩咐秘书打一份材料，后来改变了主意，把任务交给了儿子，原来是一封邀请信，公司准备新年邀请同楼的另一家企业员工举行一场乒乓球友谊赛。经理向他交代了邀请信的要求：措辞要热情，排版要大方，最好有个图片。经理说的是原则，很朦胧，也许故意说得朦胧。儿子从网上“荡”了一个打乒乓球的卡通图片，并字斟句酌地写了一封邀请信。只有20来分钟就把邀请信打印稿交给了经理，经理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却让秘书直接给那个单位送去了，儿子知道第一次考试通过了。又过了两天，一个临时来中国做项目的澳大利亚同事发现带来的ZIP盘打不开，以为驱动器坏了，ZIP盘里存了很多重要数据。在此之前，儿子从来没见到过ZIP盘，但凭他的电脑常识，很快从网上找到了驱动程序，ZIP盘起死回生，解决了大问题。后来经理对别人说，现在的大学生，甭管学的哪个专业，微机都不错，招这样的学生不吃亏。
他在公司干的第二个工作就是翻译，这是一家环境咨询公司，主要工作就是做环境评价，因此离不开写文字报告。
他到公司的第二天就开始做书面翻译，先是把英文翻译成中文，这不是什么太困难的活。但几天之后从美国空降过来一个经理，交给他一个汉译英的任务，对于一个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确实是不小的挑战。虽说他平时花了不少时间学外语，但毕竟是应付考试，真正做到规范的书面翻译，并投入实用，实在勉为其难。究竟难到什么程度？他做过形象的比喻，就像把白话文译成文言文。经理对他的译文很是不满，声言要解雇他。他找到经理，希望再给他一个机会。看着儿子的执着，经理终于同意再试用一段时间。孩子是个有心人，从那以后他把经理修改好的译文都留下来与自己的译文一字一句地对照，看看人家是怎么翻译的，从而找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以后的译文再送审后，经理脸色好了许多，当然再也没有提起过解雇的事情。
因为工作中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他的英语能力突飞猛进。记得刚上班第一天，一个美国人跟他说了一句话，然后就走了，他没听清楚，正在琢磨老外的意思，那位又回来了，拍了他的肩膀一下，把话又重复了一遍，这次听懂了，是让跟他一块走，两人都笑了。
在工作中，整天与外国人打交道，英语是唯一的交流工具。工作间隙他与这些外国同事经常聊天，下班后有时在一起吃饭，交流机会很多。到了美国之后，孩子发现说英语的机会反而少了许多。因为在美国留学，除了听课以外，大部分时间还是生活在中国留学生的圈子里，说英语的机会并不多。
提高英语只是在工作时学到知识中很小的一部分。当时公司正在为鼎鼎大名的壳牌公司的一个大项目做环境评价工作，公司派他加入到项目组里做一些基本的工程技术支持，让他有机缘接触到一个大项目的运作过程，学到了好多新东西。
一次在远离人烟的深山里考察，他看到同事带着一个手机大小的设备，时不时拿出来按几下按钮，他并不了解同事在做什么。当他们请的向导无法确定下一步应该走的方向的时候，同事给总部打了个电话，又拿出那个小东西看了一会儿，马上就确定了方向。后来他才知道原来那是一个GPS仪，可以显示当时所处的地理位置，而总部有一个地理信息系统（GIS）存储着他们所处位置的地理信息，所以他们才不会在深山里面迷路。在此之前儿子连听都没听说过地理信息系统，他一下子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一有时间，他就和负责GIS的同事聊天，了解关于GIS的基本知识。到了周末，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对着手册研究GIS软件的用法，一看就是一天。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幸运，他有了一次出头露面的机会。因为负责GIS的同事是从香港临时派过来的，经常要回香港。有一次客户需要一张地图，而香港的同事还没有回来。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儿子自告奋勇，说可以试一试。当儿子拿着漂亮的地图交给经理的时候，经理，还有同事都很惊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初来乍到的小伙子竟然也能摆弄这么复杂的计算机程序。从此以后经理对他另眼相看，虽然在公司里他年龄最小，级别最低，经理还是派他参与了几次重要的实地考察调研。整个考察组里，只有他一个人会讲中文，因此和外界的组织联络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负责，需要掌握此行目的、联系接洽单位、制定活动日程、安排座谈人员、食宿交通，等等。这些能力得益于在大学里做过一段学生会工作，每次出行都圆满周到地完成任务。
这段经历确实给他带来了莫大的益处。在真实的世界里，他所学过的书本知识第一次解决了实际问题，不再是冷冰冰的公式和图表。他很感激清华大学的严格教育，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得他在面对实际问题的时候不会手足无措。然而总结4年大学的生活究竟给了他什么，他觉得，大学不仅教给了他某些具体的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掌握知识的方法，正如金子与点金术的关系，这个点金术就是自学能力和强烈的求知欲。一个大学生离开校门，在未来的工作中不断会遇到新问题、新知识，他将会以满腔的热情、兴趣，还有锲而不舍的韧性去面对，而不是回避，这是长久地站在科技前沿而不落伍的重要保障。出国读书对他不再仅仅是一次令他感到新奇的人生之旅，而是要汲取新知识来回答更多的实际问题，学习的目的明确而具体，因而也更加坚定。因此当经理告诉他顺利通过试用期，并准备和他正式签约的时候，他表达了自己出国深造的意愿，委婉地谢绝了。经理有些惋惜，但表示，如果出国不成功，还可以签约，公司的门向他敞开着。
在外企，他还学会了人际交往、为人处事，公司的出纳曾经和他开玩笑说：“小孟学坏了！”她指的是孩子不像刚来时那样呆头呆脑，浑身冒傻气，老练了许多，眼神都跟那会儿不一样了。他感慨地说，学生不离开校门，永远长不大。
那段时间，在电话中，他兴奋地向我讲述外国员工的故事，还有出差在外时碰上的逸闻趣事。我比他还要高兴，我看到他已经从逆境中走了出来，不只是生活处境，而是情绪，是精神面貌。到底还是年轻，还是孩子！
看来，挫折并不是坏事，虽然谁也不愿意经历挫折。
四、留美两年发生的故事
孩子第二次去美国领事馆签证时，我正在外地出差，是一次采风活动。那天我们来到一个偏远的县城。我不愿意主动给他打电话，说确切点是不敢。越是到最后时刻，对成功的预期越小，我深深地罩在儿子去年受挫的阴影之中。当时签证形势很糟，网上一片“刀光血影”。那天是在行走的客车上，我接到了儿子打来的电话，听他叫出爸爸两个字，就知道肯定签过了，正像第一次签证时打电话语气一样，孩子掩饰不住自己的情绪。我的心放下了，这意味着两年的努力，终于有了了断。车上的信号很不好，但要表达的意思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回到宾馆，又与孩子通了一次电话，谈得比较详细。这次签证，他准备得很充分，更重要的还是工作过一段时间，遇事比较老练，他对外国人已经很熟悉了，先不说口语如何，至少不会像第一次签证的时候，回答问题全靠背诵事先准备好的材料。当签证官递给他领取签证凭据的时候，已经快到下午了。看着满脸倦意的签证官，他说，我现在已经很饿了，希望你也能早点儿休息。
电话中他还和我说到这样一个插曲：在签证前，他像所有的留学生一样，去了一趟雍和宫求大喇嘛保佑，正像等待Offer时去卧佛寺求神拜佛一样，图个吉利，未必当真。他在雍和宫买了一个玻璃饰物挂在脖子上，但就在签证的前一天，拉练不知为什么松开，饰物掉在办公楼坚硬的花岗岩地板上，摔个粉碎，他心里一惊，一种不祥之兆陡然升起，他在心里极力安慰自己，这是个意外，与明天的事情毫无关联。我问，你很在意吗？他反问，您说呢，本来签证就是三五分钟的事，全靠签证官的一念之差，谁也说不准，就是撞大运。饰物摔碎的阴影很难散去，在签证排队的时候，这种念头时不时地袭上心头，搅扰着情绪。多亏有一个活泼的孩子在厅里跑来跑去，而且主动与儿子搭话，缓解了不少紧张情绪，临叫到自己名字的时候，他已经胸有成竹，信心十足了。
孩子如愿以偿地走上了留学之路。
在学生家长中，在接受新事物方面，我自认为是比较超前的一个，孩子到美国以后，之间的联系方式让我尝到了高科技的甜头。写信用电子邮件，聊天用QQ，当然是敲字。后来用网络电话，特别是有一阵国际长途电话价格猛涨的时候，既省钱，又便捷，还能用可视电话见到对方的影像。他买了一个数码相机，把照片用电子邮件发来，后来干脆上传到网上，我有照片也贴上去，这样就免去了接收电子邮件长时间的等待。
那段时间，孩子过得似乎很是快活，打电话报的全是喜讯，奖学金足够吃喝、租房，衣服从家带去很多，两年不买也没什么问题，而且很快就买了一辆二手车，驾照也考下来了，还买了笔记本电脑、电视机、DVD，一切顺畅。
其实孩子刚刚踏上美国土地的那段日子很难熬，他曾睡过地板，步行几公里去超市买食品，全靠肩背手提，还有无尽的孤独和想念亲人。他在向家里报喜的时候其实隐瞒了许多。这些都是我后来去美国探亲时才知道的，让我怦然心动。
我们一个星期至少通一次电话，他在美国的学习与生活，对我来说都是透明的，一切都在我的视野之内，“监控”之下。
第二年，他参加了一次考试，是博士资格考试，这是博士生入学第二年例行的一次考试，这种考试并不容易，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过不了关，他考得不错，顺利通过。可是过了几天，他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就是这个电话，又给我增加了不小压力，同时在父子之间爆发了争吵。
他说，他准备放弃读博士的机会而改读硕士，并且希望在毕业之后再去学习地理信息系统。我感到非常意外，猝不及防，我问：既然你想放弃读博，为什么还要参加博士资格考试？
他说出了如下理由，因为读书对他并不是一件枯燥无味的苦差使，参加博士考试正好可以对自己的能力做一次检验，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但是他总是觉得自己已经学到了足够的专业知识，可以开始工作了。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博士研究方向总是提不起足够的兴趣，准备转学地理信息系统专业。
我问，什么是地理信息系统？
他说，就是我以前跟你说过的GIS，是地理学的一个新的分支，跟地理定位有关，这么说吧，是一个热门专业，前途广阔，更重要的是兴趣，自从我在北京外企公司第一次接触，就非常感兴趣，一直梦想着能够去学习这个专业。
我问，听着倒是不错，可你转专业会成功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才继续说，那可说不准，干什么事都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我一直认为自己思想并不落伍，但我不得不承认，在读不读博士的问题上，我仍然转不过弯子来。首先是博士好听，我对博士很崇拜，杨振宁博士、李政道博士、丁肇中博士、基辛格博士，人可以不称职务，但必称博士。博士象征着博学，象征着身份，象征着荣誉。在国内大学扩招，本科生所在皆是的情况下，硕士，特别是博士，在职场竞争中占有抢滩的有利地位，物以稀为贵嘛。所以当孩子提出放弃博士的时候，我感觉非常失落。但又于心不甘，进行了多次劝说，但几次电话都是不欢而散。
更现实的问题是，他读博士有奖学金，生活有保障，继续读下去，起码可以过3年安稳日子。但中途换专业，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失去奖学金，在生活上将陷入窘境。依我们这样的家庭，根本无力承担在美国读书天价的学费和生活费。与国内不同的还有一个身份问题，如果不能如愿以偿地进入新专业学习，他将没有在美国滞留的理由，也就是必须回国。还有一个严重后果，他赴美留学拿的是博士Offer，已经在导师手下读了两年，又刚刚通过了资格考试，中途变卦，是很卷导师面子的事，导师会做何感想呢，很可能在一怒之下，连个硕士学位都不给就让他走人，那么这几年的时间与心血就会毁于一旦。
按照这个思路想下去，我陷入了极度的不安之中，我知道，孩子正在做人生的一次重大博弈，其风险性，并不次于当时在国内读研还是出国留学所做出的选择。出国留学的过程遭遇的坎坷还少吗？现在又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他能够成功吗，有没有十足的把握？我心里七上八下。更让我放心不下的是，当年的风险由我们父子二人承担，而现在，他只有用自己一个人的肩膀硬扛了。他有这个应变力与承受力吗？我表示怀疑。
就在爷俩“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他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已经与导师谈妥了，决定放弃读博。
这大出我的意料，竟脱口而出：“我还没同意呢！”
孩子也不太冷静，说：“你就让我自己做一回决定吧！”然后又缓和了口气，说：“导师也感到意外，让我再好好考虑一下，一个星期后再做决定。我同意了，不过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了，我已经做出决定了。”
那段时间，我非常恼火，觉得孩子变了，变得陌生了，竟有几分不认识了，他在不知不觉之间改变了游戏规则，把“事前请示”改成了“事后通报”，这让我感到十分惆怅。从他离家去上大学开始，我和他的关系，就像放风筝一样，不管他飞得多高多远，总有一根线牵在自己手里，心里踏实，但是我知道，他一直在努力挣脱这根线。今天，我终于发现，儿子已经挣脱了那根线的牵扯，渐飞渐远……五、美国探亲
2004年7月底，我和老伴到美国探亲，看望已经阔别两年的孩子。
在享受辛辛那提明亮的阳光、透明的空气、碧蓝的天空、绿树草坪之余，我见到了众多中国留学生。他们和孩子年龄相仿，经历却并不相同，这无疑是个优秀群体，翻开他们简短的履历表，每个学生都有辉煌的历史。
孩子似乎变化不大，个子没变，胖瘦依然，甚至做派也没有多大改变。
我曾看过一些关于中国人在美国生活的电视剧，也在网上看过一些文章，对美国社会的富足早有了解，但对美国的人情世故，人与人之间感情冷漠，人情薄如纸，特别是对AA制有着深刻的印象与难以认同感，很担心孩子在美国的处境。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看到留学生之间的情谊很深，并非如国内社会流传所言。我想这是他们身处异国他乡，远离父母，所以彼此帮衬，相依为命，同甘共苦显得尤为重要，他们之间往来频繁，聚会也很多。9月初，孩子搬了一次家，几个留学生合伙，租了一辆搬家的小货车，由一位技术最高的学生驾驶，大家齐心合力，干活舍得出力气，还有的自己并不搬家，纯属帮忙。那是个大热天，非常闷热，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一口气搬了5个家。孩子的室友晚上洗澡的时候，胳膊都抽筋了。儿子也累坏了，回家就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说晚上得好好睡上一觉。就在临睡前接到一个电话，有个同学明天搬家，让他去帮忙，他痛快地答应了，还通知了室友，也同样得到积极的响应。我当然很心疼，但也深受感动，我支持他们的行动。这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当知青的年代，知青受过苦自不必说，但那时人与人的真挚感情实在值得留恋，患难与共，甚至性命都是可以相互托付的。孩子离开父母，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独立生活，这种生存状态与我当年颇有几分相似之处，要不然人家管出国留学也叫“插队”呢，只不过是“插洋队”！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孩子和他的同学一块去机场迎接，回国的时候，三十几个孩子到家里为我们送行，这些孩子的情谊让我们至今难以忘怀。
我的孩子性格比较内向，不善交际，我一直认为，他更适合做学问。其实我陷入了一个误区。以为做学问的人都是只顾埋头业务的书呆子。这次我在美国接触了一些卓有建树的终身教授，与我心目中的形象相去甚远，个个都是热心公益事业，纵横捭阖，奔放热情，口才极佳，善于交际。他们要申请科研经费，参与学术会议，还要领导一个实验室，调动众多研究人员的积极性，仅凭优秀的业务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良好的指挥能力，组织能力和团队精神。
孩子还和我讲了这样一件事：那时他转专业已经有两个月了，有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他原来环境专业同组的西班牙同学打来的，请他明早回实验室帮忙做实验。孩子平时要睡到八九点才去学校，这天7点钟就去实验室了，头昏脑涨，心里也不痛快。让他意外的是，前老板早已等在了实验室，道歉的话，感谢的话说了许多，那些不快立刻烟消云散。这件事让孩子感触很深。对于这位前老板，儿子有深深的感激之情，一是教授的学识，教课与做实验都很有一套，在美国的业界名气很大。而且这位老板做事很大气，儿子中途转专业，另谋新主，一般教授很难接受，但他并不介意，并提醒儿子慎重考虑，然后就是痛快放行，并为儿子写了热情的推荐信，对儿子顺利转专业起了积极作用。相似的事还发生在他所带的另一个中国留学生身上，一个留学生刚来两个月即请假回国，但这位教授同样放行，而且并未因此影响师生的感情。孩子认为，帮助自己老板，虽然是前老板做实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用不着感谢，甚至道歉。但教授这样做自然有他的原因，这让孩子懂得了一个道理，教授的做法并非仅仅出于礼貌，更不是客气，而是美国人的行事原则，哪件事是你分内该做的，哪件事是求你帮忙的，老板分得很清楚。遇到此类事情，并不管你是导师还是学生，是上司还是下级，完全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其实老板就是手把手地教他今后在社会上怎么做人做事。
孩子在国内的时候，为人低调，事事不愿意出头，这与性格有关，也与我们的教育有关，我们不太注重培养他与人交往的能力，怕耽误学习，而且从心里轻视这种能力，觉得不是真本事，以为只要业务能力强，一俊遮百丑。将来走上社会，有足够的工作经历，就会无师自通，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那还是他上小学二年级时候的一件事，我让他去食堂要一块用于发酵的“面肥”。其实我已经和大师傅打好了招呼，他只是跑趟腿就行了。但他硬是不去，宁肯挨揍也不去。后来慢慢才品出了这个孩子的特点，凡是让他去向别人借东西，求别人的事他都不愿意出头，张不开嘴。
有这样一则故事。某学生毕业后去一家公司参加应聘面试，进了电梯后够不到楼层按钮，在里面挤来挤去，弄得别人很烦。有位中年人问他要做什么，他说要去四楼。中年人给他按下按钮，这个学生并未有所表示，甚至连一声谢谢都没有说。中年人正是这个学生的面试官，他没有录用这个学生，原因有二：其一，他本可以请别人帮助按一下按钮，但他没有张口；其二，别人帮他按下按钮，他连谢谢二字都不会说。这种人交往能力存在很大缺陷。如此看来，我的认识有很大的偏差，以为人际交往就是拉关系走后门，是不正之风。在美国常听到一句口头禅，少来国内那一套，就是特指这种风气。拉关系走后们是人际关系的异化，并非正常的人际关系。人际交往是一门重要的学问，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关系或心理上的距离，是情商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叫社会，社会就是人和人关系的总和。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何谈与人合作，融入社会？到了美国，与众多留学生接触后才知道，在这里做研究，需要的是综合能力。有个学生的考试成绩全部是A，这在学生中是非常难得的，但并未因此受到老板赏识，在老板所带的几位博士生中，只有他没有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在这里其他方面都很重要，不那么重要的反而是考试成绩，对人才评价的标准与国内大不相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观念上质的变化。高分低能在美国是不会有好出路，其实在国内也同样没有好的结果。
我欣喜地看到孩子身上的变化。在与周围人们交往的时候，很是老练与自信，不同年龄段的、不同地位的中国人、美国人，他都应对自如。在探亲期间，我有一个采访美国家庭领养中国孤儿的计划。儿子特意安排我参加了这种家庭的一个聚会，并找到了聚会的组织者的负责人，请她出面联系，确定了几个不同类型的家庭，以便有更大的代表性。当晚，我就与这些美国人见了面。后来孩子与这些人多次联系，约定采访时间、地点，并让我拟好采访提纲。在预约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比如有人时间紧，还有的反应不积极。但他并没有灰心，想办法补救、说服、解释，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采访对象。在采访时，他当全程翻译，落落大方，彬彬有礼而又不亢不卑。采访非常顺利，孩子的表现是我始料不及的。我觉得这才是他真正的进步。采访过程安排得丝丝入扣，当父亲的当然看在眼里，就冲这点长进，这两年留学值了。
没有孩子就没有这次采访，更不会有这篇文章问世。即使是自己的孩子，我也得说一声谢谢，只是这句话一直埋在心里，并没有对他表露。
有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看未必。人与人的交往能力并非完全来自天赋秉性，后天培养与锻炼的作用举足轻重。
当然，我最大的一块心病还是儿子转专业问题。我刚到美国时，他还在原来专业的实验室工作，一直忙到开学前一个星期才把实验做完。新学期到来，他已经是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学生了。
后来我得知，他在和我争吵的时候，一直在做着转系的申请，结局是圆满的，在这时，爷俩才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谈一谈了。孩子说美国对学位的看法与国内很不相同，国内普遍认为越高越好，看重的是面子；美国是够用即可，讲的是实用。美国用人单位精明得很，硕士能干的活，绝不会找博士干，那要付更高的薪酬。而且学位越高，研究方向越狭窄，工作越难对口。所以大多数学生在本科毕业就参加工作了。如果致力于研究工作，或想在大学当教授，以及一些特殊行业，比如做医生，那么必须在校继续读学位。儿子有一个美国师兄是在工作五六年之后回来读博士学位的，因为他的兴趣发生了转移，不想干公司了，想当教授了，就这么简单，绝不是为了一纸文凭。读书与工作非常灵活，学习的目的性很强，只有一个字，用。他们是不会做赔本生意的，脑子里压根没有图虚名这根弦。儿子的话后来得以兑现，两个专业的背景使他在实习期间就顺利找到了工作，如今已经上班一年多了。
这番话我以前闻所未闻，不是孩子不想说，而是我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现在想来，以我的知识量、信息量、过时的观念，还有固执的偏见，已经丧失了在孩子面前指手画脚的资格，早该“退居二线”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心里当然很痛苦。过去，孩子在最需要我的时候，我都会出现，而且每次都会尽我所能，给予他及时而必要的帮助。他对我，对家庭，也有一种深深的依赖感，虽然累一些，操心一些，但我心里很充实。在孩子面前，父亲的作用无以替代，家庭永远是孩子的坚强后盾。然而这一切渐渐地转变了，渐渐地成为过去时，难道家长在孩子的眼里真的那么不重要了？
在我采访美国家庭领养中国孤儿的过程中，发现美国人对孩子的教育与管束很是潇洒、宽松。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让孩子快乐，并不看重孩子将来读很高的学位，做经天纬地的大事。望子成龙，出人头地，美国家长远没有中国人这么执着。表面看起来，美国人对孩子的期望值并不高，没有中国家长这么“负责任”，但这是另一种爱，是一种深沉的爱。从家庭关系来看，中国家长的严看严管，大多招致孩子的反感。青春期的孩子与家长关系一般都比较紧张；从成材率来看，是否成材与管束的宽严没有多大的相关性。相反，美国宽松的教育方式，孩子更能得到全面而健康的发展，特别是创造力远远高于中国学生。
在这次谈话中，孩子还对我说出了一句埋在心里很长时间的话：我很少得到您的表扬，其实我觉得已经尽力了，而且做得已经不错，但就是得不到您的肯定。最受不了的是总好拿别人家孩子的优点比我的毛病，您知道我的感受吗？很伤自尊，自信心也没了，那一刻真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这句话让我半宿未眠，反省了很长时间。
接下来，我感到的是一种解脱后的轻松。以后我和孩子谈话内容变得随意而且范围宽泛，比如美国人的饮食习惯，美国的旅游景点，还有一些天文地理知识。这种谈话是轻松的、惬意的。过去我们很少涉及这些方面话题。这些话题并不在我关心的视野之内，是无足轻重，不值一谈的。过去爷俩并非是在谈话，更说不上谈心，更多的更像是开会与谈判。我每次打电话只会问，考多少分，排名多少，答辩通过没有，找工作落实了吗？说的全是“正事，”全是“致命”问题，孩子烦不胜烦：问点别的行不行？
那几天，孩子常常向我讲述课堂上的事，比如辛辛那提的绿化，市政建设，城市历史，市中心的繁华与衰落，包括他自己的见解。在老师的带领下，与同学徒步去“downtown”（市中心），并登上最高建筑俯瞰市容，等等，兴致勃勃。这么多年来，包括在国内上大学，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论过一句所学专业的事情，也许是因为他学的是工科，专业性很强，说了我也不懂，我们不可能有共同语言。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想沟通总是能够找到话题的。地理信息系统是一门新学科，是传统地理与计算机的交叉学科。其人文科学的含量很大。从孩子改专业的结果来看，人文教育对于理工科学生意义非凡，对拓展学生的知识面，特别是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都有很大裨益。新的领域让孩子感到新奇，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兴趣所在。他以前学的环境工程专业，应该说是很有前途、也是许多人正在从事的职业。有的同学对这个专业非常热爱，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但这些代表不了他，并非他之所爱，这是无论如何也勉强不得的。看到孩子喜形于色的样子，我由衷地高兴。但更多的是感慨，在这所学校，我接触了众多的中国留学生、教授，还有美国人。在读书与求职时，他们无不把兴趣放在第一位，但我，还有国内一些家长，似乎从来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考虑孩子的兴趣，更不懂得让孩子快乐，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还觉得是为孩子着想。
那次，我们去一家中餐馆吃饭。饭后，孩子并没有离席之意。正疑惑间，服务员送上了一个蛋糕。孩子问：“爸，妈，今天是什么日子？”我们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啊，天天都在过啊。孩子没有说话，打开了蛋糕盒，是一个精美的蛋糕，上面竟清晰地印有我们老两口的一幅照片，是新近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前拍摄的。孩子说：“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哦，是我们前几天不经意说出的，没想到他留心了，我和爱人对视了一下，谁也没有说话，但心灵都感到了巨大的震动。我们从来没有纪念过这一天，包括生日都很少过，或过得很潦草。我们的生活中实在缺少浪漫，但孩子的生日却是牢记在心的，每次都过得像模像样，包括生日烛光、生日蛋糕。被我们淡忘的重要日子，孩子细心地记住了，而且过得如此生动而充满新意，看来，孩子是动了一番心思的。
孩子把餐刀交给我说：“爸，您把蛋糕切开，再闭上眼，默想一个祝愿。”
我小心地把蛋糕切开，闭上眼睛，餐馆里很安静，就餐者谈话也是轻言曼语，柔美的家乡音乐让周围显得更加静谧与温馨。祝愿什么呢？那一刻，我百感交集，想了很多，我想到孩子从呱呱坠地，到蹒跚学步，在跌倒哭喊的时候，嘴里叫的肯定是妈妈或者爸爸，后来长大成人，身高先是超过了妈妈，后来又超过了我。但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把手伸向我们，由我们牵着他向前走，一步一步地走。这样我们都会感到踏实。这么多年来，在我的意识中，家长与孩子之间的爱是单向流动的。然而这一次有了变化，是逆向流动。孩子懂事了，长大了。随着我们一天天变老，孩子还会把手伸向我们，但不是由我们牵着他，而是他牵着我们向前走了。这样想来，是不是有些感伤？不过，人类社会正是如此传承的吧。
如今我已经回国，在美国3个月的生活历历在目。如果说去美国前，我还有很多担心，那么现在我可以放心了。也许，离了线的风筝会飞得更高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