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林，1965年出生于湖南湘潭。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地理系，1984年在北京大学遥感所就读研究生，198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到国土资源部工作。1990年留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地理系。1994年获博士学位到新奥尔良大学任教。现任辛辛那提大学地理系教授。
踏着树丛中厚厚的红色落叶，我来到了坐落在半山坡上的辛辛那提大学地理系大楼。这是一个仲秋的下午，亮丽的阳光漫洒在仍呈碧绿的草坪上，此时校园里荡漾着沉缓古老的钟声——每逢整点这里都会响起钟声，我抬头看了看，正是午后3点，辛大尖顶的标志性建筑在蓝色的晴空下格外清晰。
在办公室里，我见到了柳林教授。柳林穿着很随意，牛仔裤T恤衫，他中等身材偏高，性格沉稳，说话的时候，娓娓道来，听你讲话的时候，总是定定地注视着你的眼睛，表情十分专注，这是个书卷气很浓的学者。
采访是从闲聊开始的，他生在湖南湘潭，而且直到读大学才离开家乡，这让我很吃惊，湖南人我认识不少，乡音浓重，很难听懂，但柳林的普通话说得非常好，我甚至以为他是个北方人。柳林说，他在国内的时候很注意学习普通话，会刻意去纠正自己的口音，经常查字典、查拼音，有毛病就及时改正，后来能说标准的普通话了。他的太太是辽宁人。辽宁人讲话有点儿侉，一口宋丹丹腔，但太太非常注意，现在基本没有东北口音。
话题就从这里切入。
一、语言的技巧
柳林很看重文科，尤其是语文，这在理工科的学生中并不多见。国内学生中流行过这么一句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其实不然，说话、阅读，特别是写作，都离不开语文，这几样功夫学到家了，才能走遍天下。说句玩笑话，数理化再好，只能当技术员，当不了领导，总得给人家打工。语文属形象思维，知识面更宽泛，人文色彩更浓厚，对惯于逻辑思维方式的理工科学生是一种补充、一种开拓、一种修养。语文在中文里很重要，推而广之，学英语也是同样。
一般说来，中国留学生出国前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英语能力，再加上托福和GRE的强化训练，来到美国后，在很短时间内就过了语言关，与美国人交流不成问题。但因为是在成年之后来到美国，所以英语说得总不那么地道，带有浓重的口音，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相差很大，你听听外国人说中国话的腔调就明白了。
柳林发现，英语中W与V发音很相似，难以分清，这是口语不纯正的重要原因之一。柳林就跟女儿学，听她怎么说，因为女儿在美国长大。一开始不得要领，总是差那么一点儿，后来终于听出了门道，这是突发的灵感。有一次和邻居聊天时，他把自己的体会和盘托出，讲出了W与V的发音细微差别，邻居是个美国人，对他的发现很吃惊，连说是这么回事，只是从来没有意识到，从小到大，一直就是这么说的，习惯成自然。就是这点发现，纠正了一个说不准英语的错误，这是主动学习的结果。
柳林出国时考GRE和托福都没有遇到困难，没有像别人那样累得死去活来，只是复习了一个月。他心里有底，这与他的特殊经历有关。他在国内曾带过外国代表团，当过翻译，听力与口语早有训练。
那时，他还在北京大学遥感所读研，与国外学术交流很多，那次接待一个孟加拉代表团，学校指定两个学生当翻译，他是其中一个。两个人从来没有跟外国人开口说过英语，更何况当翻译了，心里难免惴惴。代表团在北京参观时，有现成的翻译，两个人没有上场，但柳林细心做笔记，暗中学，看人家怎么翻译。然后他们动身去西安，那个学生怯场了，自觉干不了这份活，主动出局，只有靠柳林一个人了。说实在话，第一次当翻译，心里确实不托底，非常紧张，但如今硬着头皮也得上了。于是他在飞机上翻看笔记，做好翻译的准备。他终于上场了，孟加拉人讲英语很难懂，并非外国人学英语的那种发音，而是一种方言，英语是孟加拉的一种官方语言，孟加拉人的英语说得倒很流利，只是口音很重。好在柳林早有准备，在北京时，他已经一句一词仔细听过了，柳林的翻译准确无误，第一次出场就得了个满堂彩，很称职。任务完成得很完满。在场的人都很吃惊，连孟加拉人都觉得奇怪，在北京没听你讲过英语，怎么在天上飞了那么一会儿长进这么大？他们当然不知柳林这几天是怎么过来的。从此以后，遥感所只要有外事活动，首选必然是柳林，包括后来到国土资源部以后，翻译总是非他莫属。柳林觉得翻译最难的是数字，因为中国数字用万做单位，但英语是用千，翻译过程总涉及数字转换问题，这就不仅是英语的问题了，所以神经紧张，感觉特别累。
这是过来人的切身感受。
二、你究竟喜欢什么？
在我采访的几个教授中，柳林是任教时间最长的一位，因为我把他在国内北京大学任教时间也计算在内。两个国家的从教经历，其中的差异感强烈，引发的思考也更多。
现在国内教育弊端不少，教育结构太死，缺少灵活性，分数第一，教出的学生都是考试机器，分数很高，但其他方面的训练明显存在缺欠。柳林在美国大学带过不少中国研究生，这种感觉非常明显，他只好把一个大项目分解，分得很细，很具体，然后把每一项任务交给学生。这些学生悟性高，责任心强，也非常刻苦，任务完成得很好。但如果要他们自己拿主意，出谋划策，就会显得束手无策。主动性不足，只能被动地接受；微观可以，宏观不行；有人带领还行，独立工作困难。相对而言，美国学生做具体事不如中国学生那么踏实、有能力，但说起话来，头头是道，遇事有主见，从大处着眼，很有统筹能力。这也许不光是教育的问题，与文化、价值观有关。
美国教育是开放式的，是从小开始的。比如让小学生设计一个新产品，然后去推销，这种事大人做起来都有困难；从小就训练孩子主动与人交流，在大庭广众中讲话，所以美国孩子很有个性，自信而张扬，不像中国人那么谦虚而内敛。那年，柳林的父亲来美国探亲，觉得孙女儿学习不努力，偷懒，比柳林小时候差远了。况且，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有时显得不太礼貌，让长辈觉得受了顶撞，心里很不舒服。父亲在国内经常参加市里组织的侨联活动，这些老人聚在一起聊天，对美国这边长大的小孩，连连摇头，没一个说好的，不认可。
柳林的女儿5岁来到美国，已经读高中三年级。孩子中文不错，能说，能读，用词的细微差别都能感受出来，看中国电视剧连听带看字幕没有问题，只是书写稍差一些，与在美国的同龄华人孩子相比，已经很难得了。有些留学生的孩子，到美国比她还晚，现在说中文都不太利落了。这与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教育孩子要花很大精力，有些留学生因为学习和工作忙，忽略了孩子，发现问题已经晚了。柳林的女儿中西餐都吃得惯，孩子习惯的养成是潜移默化的，需要一个缓慢过程。孩子在学校学习成绩全是A，但爷爷还是觉得努力不够，这是和国内的孩子相比。这时柳林就会对父亲说，在美国，不是成绩考好了就能读好大学，即使高考得了满分，也不一定被名校录取。美国高考有两种考试，一个叫SAT，一个叫ACT。其中SAT有普通的，还有专门针对学科的，好学校就要考专门的SAT。SAT满分是1600分，但像麻省理工学院、哈佛、普林斯顿等重量级大学，平均成绩只有1400多分，还有的才1300多分。可见他们并非那么注重高分，而是考查综合实力，看你的潜在能力，将来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这种录取方式是考生无法控制、无从准备的，自然不会把考试的作用放大到无限，以至于一张考卷定终身。
那次柳林携太太回国，到亲戚家串门。亲戚家的独生子在一所重点高中读高三，是个学习尖子，北大清华的苗子。孩子的自负、家长的自豪均溢于言表。太太没有顺情说好话，却以美国式的直率说了一句题外话：说说你最喜欢什么？孩子说喜欢做作业。太太又问，假定没有考试，你还喜欢做作业吗？孩子想了半天才说，还喜欢看书，背名人名言。太太接着问，背这些做什么？这回想的时间更长了，最后说：高考作文引用名人名言可以得高分。
说来说去还是考试。
这件事让柳林感触很深，一个简单的问题，竟让堂堂高材生如此为难。可以想见，这个孩子，学习的唯一动力就是考试，确切点说就是高考，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孩子很可能是现在为读书而读书，将来为工作而工作，无论读书还是工作，都不是出于爱好和兴趣。
国际著名数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丘成桐针对中国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屡获金奖说过这么几句话：“数学是做研究，奥数是做题目。获得奥数金奖只能证明考试的能力，而不代表研究的能力，研究的根本是找问题。奥数只训练别人的题目，而不知道去做自己的题目。”
丘成桐教过好几个得过奥数金牌的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的学问太狭窄，有能力考试，没能力思考，甚至都不能毕业。他认为，让孩子去参加奥数班做些题目，作为约束贪玩孩子的一种手段可行，但不能为考试而作强化训练。“国外做奥数的学生都是因喜欢而去做，没有系统的训练。中国现在很多学校应对奥数比赛的训练方法，把学生好奇心都扼杀了。”这确实是一段精辟的论述。
柳林说，华人在美国大学里做教授的不少，也有出类拔萃的，但从总的层面说来，学术带头人还是西方国家的人更多，做得更好，人家选择某个行业确实出于兴趣。为了工作，可以不管家庭，一天到晚泡在实验室里，不是出于兴趣是绝对做不到的。中国人工作也很努力，但努力与兴趣是两回事。兴趣是科学的原动力，是创造的源泉，然而我国学校及家庭，对孩子的兴趣普遍忽略与漠视，中国的孩子没有童年、没有乐趣，他们快乐的天性被茫茫的题海淹没了。
柳林的太太读高中以前一直喜爱文学，按她的兴趣不应该读理科，但国内有一种习惯的看法：学习好的读理科，成绩不好的才会去读文科。她也不能免俗，只好选了理科，时间一长，原来的爱好与特长也就淡了，荒疏了，埋没了。
柳林有一些在美国留过学的朋友，回国后再教育孩子时，深受美国教育方式的影响，把培养孩子的兴趣看得很重，一方面抓学习，一方面培养孩子的兴趣。
有个北大的同学，现在国内一所大学当了院长。他有个孩子，才满10岁，却说出了这样的话，最恨的就是教育部，是教育部让他们做那么多作业，看那么多书，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虽然孩子说的只是气话，但由于他们的父母都出国读过书，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过，话是这么说，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国内教育资源不足，大学不多，好大学更少，竞争太激烈，千军万马抢过独木桥。美国大学录取学生，考试成绩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标准，还要看你有没有其他方面的素质，国内很难想象用这种标准录取学生，没有这种机制，更没有制度保证这种机制的正常运行。没有硬性指标就无法保证公正公平，虽然知道毛病，但没有解决的办法，只能表示遗憾。
柳林性格比较内向，沉静而且随和，但在大事上很有主见，关键的时候敢说敢闯。他从小就很独立，读大学时父亲想管也是鞭长莫及，他会刻意锻练自己去做一些事情，比如原来不擅长当众讲话，就主动寻找机会去说去讲，这对他将来做教师很有帮助。有人认为这个能力属于天性，其实不然，外界环境，后天影响起着很大作用，比如有个小孩非常爱说话，但一张口就挨家长训斥，时间久了，就会变得沉默寡言，怯懦而缺乏自信，连性格都变了，能言善辩的天赋就被扼杀了。
中国的传统很重视读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做官，考状元，升官发财，高考是古代科举制度的延续。读大学，名牌大学，将来找一份好工作。美国与国内情况大不相同，美国当然重教育，教育事业相当发达。但有很多少数民族，特别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体，对读书并不怎么看重，世世代代就没有读书的，即使有的比较有见识，希望孩子读书，受到良好教育，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怎么教育孩子，没有这个经验，周围也不具备读书环境，同学都是爱玩的，学习自然不会好。所以学校的期望值定得太高是脱离现实的。当然这不只是教育本身的问题，还与美国的移民政策、种族问题、就业和生活状况都是紧密联在一起的。
脱离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去孤立地考虑教育制度是不现实的，光从理论去谈玄论道也是行不通的。在国内，只要高考指挥棒还在挥舞，一切都得围着它转，减轻学生负担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理想。
中国的教育现状究竟如何，两位泰斗级的科学家做出了不同的解读，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而杨振宁博士则说：“中国大学对社会的贡献非常大，大学造就出来的人才对社会的贡献人们时刻都能感觉到，这一点不容置疑。”两种观点针锋相对，看来对中国教育的评价还要继续争论下去。
三、美国存在歧视吗
柳林经常回国，进行学术交流，或者做报告，那年他回到母校湘潭一中，给他的小师弟师妹做报告时，感触很深。现在的学生与他出国时变化很大，无论是从知识面，信息量，开放程度，还是认识问题的深度来看，与他读中学时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一个男同学的提问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个同学问：美国为什么那么歧视外国人？你是怎么看的？
如果说，会场上其他同学的提问使柳林振奋，那么，这个同学的提问却使柳林感到惊讶。有句名言，美国是个大熔炉，可以熔化掉移民到美国的各个种族和民族的差异。你随便到哪个城市，哪个街道上走一走，不出10分钟，就会发现，各个种族的人都会向你走来。美国是世界上移民最多的国家，相对来说欧洲对外国人的接纳程度要差很多。就民族感情而言，美国的民族情绪并没有亚洲人那么强烈。歧视在哪个国家，任何社会都会发生，但说到美国就不能一概而论，正像有人说，美国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那么多外国人留在了美国，本身就说明美国社会的包容性。在美国，白人是主流，黑人也有政治势力，很抱团。华人数量少，还没有形成一股有影响的势力，也许以后会有改变。这与华人自身有关，华人大多对政治不感兴趣，对公益事业不热心，不愿意参加与已无关的事情，影响力小，政治上自然没有话语权。要想提升华人在美国的地位，必须从自身做起。柳林希望孩子将来搞政治，因为政治家能够影响国家的发展方向。中国人不是没有见解，只是好空谈，既然对现状感到不平，还不如自己实际去干。这种现象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印尼的华人有财力，但无政治势力，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地位，不会受到任何政治上的保护，所以政局稍有风吹草动，受到伤害的首先是华人。
如果一个社会集团想在政治上有影响力，就得在平时多关心公益事业，出钱出力，反之，就会被孤立。犹太人在美国很有势力，但不能说明美国人对犹太人看法完全变了，偏见还是有的，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的阴影还在。但犹太人都很有个性，而且非常刻苦，靠劳动致富是无可指摘的。他们占有大量财富，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很多，说明这个民族不简单。
犹太人的成功可借鉴之处很多，其实华人想扩大政治影响并非无能为力，在美国，有些事情花钱是可以办到的，比如占有更多的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你可以办报，也可以把报社买下来，这样就有了舆论工具，也可以捐钱给慈善事业，这样自己的势力就会壮大。
四、漫漫求学路
柳林1965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农村。他的家庭组合很有时代特色，母亲是城里人，下乡知青，爸爸是农村人，中学语文老师。柳林生在农村，在农村长到六七岁，就随母亲返城来到湘潭。母亲带着他，还有弟弟住在城里，父亲仍在乡下。两地分居了相当长的时间。柳林小学时到处换学校，很不稳定。父亲虽在乡下，但对他的学习实行遥控，抓得很严，这一点柳林记忆犹新，他会知道哪个星期父亲回家，就必须赶在父亲到来之前，把该做的作业做完，否则父亲是不会放过他的。小学是在湘潭读完的，在念初一的时候，分居了很长时间的父亲终于调到湘潭，在湘潭市第一中学做语文老师，这是湖南的省级重点中学，父亲就是在这所学校毕业的，说起来，爷俩还是校友。在柳林读中学的时间里，最辛苦的是母亲。母亲工作单位离家很远，每天上班至少走两个来回，因为中午还要回家给孩子们做饭，单程就得走四五十分钟，有时吃完晚饭还要加班。父亲一心一意为工作，晚自习一直守在教室里，不太管家。
柳林人生道路总体顺利，但中间遇到过两次小小的挫折，高考体检时，检查出来有肺炎，通知他不准报考。当时很灰心，很无奈，已经做好第二年再考的准备。那天，似乎冥冥之中有人在引领，他神差鬼使地又来到医院，重新做了一次透视，这次检查没有任何问题。这使他大喜过望，这时离报名截止日期只有一天了。他赶紧跑到招生办，还好，同意报考。
另一次是小时候被疯狗咬过一次，那是六七岁的时候，这只狗一天共咬了3个人，前面的一个发病死了，他是中间一个，后一个和他一样，平安无事。当时一家人急坏了，农村医疗条件差，父亲领着他到处打听偏方治疗，没有发病是万幸，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980年，也就是他15岁那年，参加了高考，这让我很吃惊，这个年龄考大学，应该属于少年班。原来柳林小学读了5年，中学只读了4年就参加了高考。有意思的是大学同班同学中竟有比他还小半岁的，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很少见了。
在填写报考志愿时，他报了北京大学，专业是数学系。数学只考了95分，那年北大在湖南一共招了6个数学系的，数学成绩都在99分以上。学校征求他的意见，问地理系去不去，他和家人商量，家里当然同意，班主任也赞成，原因不言自明，只要是北大，哪个专业都行。其实柳林并不喜欢地理，他更喜欢工程，特别喜欢动手，后来毕业工作后，回过头来再看，他觉得自己的兴趣还是在工程上，比如修车，家里有什么物件坏了，总是自己动手，感兴趣。
到了北大才知道，这个班只有一个同学自己填报了地理系，其他都是服从分配进来的。这个班的同学非常本分、老实，一个个都认认真真地读书，精读、细读，直到毕业。柳林是个放得开的人，对自己的专业不再感兴趣，主动往别的方向转，包括他本科毕业的论文就是遥感方面的，以后他真地转到了这个方向。班里其他同学仍然老老实实地学着本专业，后来这个班的同学出国的非常少，与其他系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这里，需要熟悉一下地理这个学科，传统的地理包括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地理信息系统也称为GIS（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是近年来出现的，是地理学的一个新的分支。现在的地理学科包括三方面，自然、人文、GIS。GIS是地理和计算机交叉的学科。
柳林1984年毕业，在本校读研究生到1987年。毕业后留校了，在北大遥感所里当教师。他工作干得不错，也很喜欢教师这个岗位，只是学校没有房子。柳林和另外两位同事住在一间房子里，这三个人，或者已经结婚，或者有了女朋友，非常不方便。就在这时国土资源部出钱在北大给他租了房子，就把他挖走了。这件事在北大曾引起一场风波，也让他在北大出了名，对青年教师的影响很大，那时人们的观念还没有现在这样开放，人才流动也没有现在这样自由。
对柳林说来，出国是一个重大的选择，他与同事相处融洽，工作也很优秀，当时正在做一个很大的项目，他负责设计一个重要的程序，而且单位还把他内定为后备干部。
但他还是选择了出国之路。
1989年，通过了GRE与托福考试，1990年踏上了留学之路，他来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在美国哥伦布市，地理系尤其著名，在全美排前五名。
五、教授生涯
柳林1994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获得博士学位，本想在公司工作，但在1月底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两个星期内，递了10份申请，有4个学校给了他面试的机会，最后被新奥尔良大学录取。
他来到新奥尔良大学任教，这是个终身教授的职位，对中国留学生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归宿，他在那里干了两年多。
一天，一个在辛辛那提大学当教授的朋友给他打来电话，辛辛那提大学地理系有个老师最近离去，系里缺人，问他是否有意加盟。因为柳林是从这个州出去的，有感情。太太又不太喜欢新奥尔良，而且新奥尔良大学没设博士点，只能带硕士生。因此，他决定到辛辛那提，但条件必须是终身教授职位。在辛辛那提大学，经过讲课、做报告，凭着他出色的表现，辛辛那提大学当即决定聘他为终身教授。那天他心情不错，是1996年的中秋节，这天晚上，天清气朗，月亮特别圆，同事带他到山上，观赏辛辛那提的夜景。
新奥尔良大学对他的离去表示理解，因为辛辛那提大学可以加工资，还可以带博士生，新奥尔良大学不可能提供同等条件。应该说，到辛辛那提是往上走了一步，一般人都会成人之美。不过，柳林对新奥尔良大学印象很好，对一块工作的同事也很留恋。
辛辛那提大学地理系有终身教授9个，其中两个还没有正式评为终身教授，因为还不到年限，到年限就要评，评不上就等于辞退，对新到任的教授压力很大。评审有严格的标准，论文项目、科研经费、带研究生情况，等等。在这个岗位上，头几年很辛苦，一般在第6年终身教授的职位就要批下来，批不下来就麻烦了，他原来在新奥尔良干了两年，在这边第4个年头就要评定。这看起来是好事，时间缩短了嘛！但也有不利之处，在新岗位上工作时间短，很难有什么作为，如果成绩不足，对系里贡献不大，再和同事关系不睦，留下来的可能性就不大了。这里特别要提到团队精神，这是现代社会必要的一种素质，你只要和社会有联系，就必须有很多人一起合作，工作才能圆满完成，一个人是干不成任何事情的，比如在大学当教授，连学生都带不好，何谈工作成绩？但上一辈的人对团队精神很难理解，柳林的父亲认为团队精神无所谓，只要自己有本事就行，单枪匹马可以走天下。
柳林在国内已经做过老师，深谙教学艺术。在讲课时，方式灵活多样，生动活泼。在讲到辛辛那提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从历史沿革、地况地貌、风土人情入手，他讲这个城市曾修过运河，也曾修过地铁。特别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辛辛那提的绿化在全美处于前列，作用也相当明显，使上风头的三个火力发电厂的污染降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对于学生，特别是工科背景的学生，一直缺乏人文科学方面的教育与熏陶，感到很新奇。柳林在辛辛那提的时间并不长，对这个城市了解到如此精深程度，是要花费很大精力的。为了加深同学的印象，增加感性认识，他上了一堂别出心裁的课。那天他把学生带出了课堂，像军队一样，做了一次长途“拉练”，由学校徒步走到“downtown”（市中心），走一路讲一路，一直登上城市最高的建筑，辛辛那提城市全貌尽收眼底，他们俯瞰流经城市的俄亥俄河，俯瞰市容，也领略了这个城市的绿化程度，森林城市确实当之无愧，到处覆盖着森林，房屋几乎全部掩映在密密匝匝的树丛之中。这些学生登高远望也许不是第一次，但这次肯定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他们对这个城市有了全新的更深入的理解。
柳林在国内做了5年的软件开发，计算机的背景很好，计算机硕士的课程他全部学过，达到了计算机硕士的水平。这样在讲课时就会八面来风，左右逢源，从不同的角度，寻找多个切入点，讲起课来很有深度和广度。
柳林在俄亥俄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曾主讲过两年世界区域地理，他面对的是100多个学生，每堂课一个小时，每周三堂课。为了讲好每一堂课，他花了很长时间备课，有知识问题，也有语言问题，这需要有很深的理论功底，有些知识从来没有学过，需要查资料，属于现学现卖，第一个学期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备课。柳林虽然在国内也上过讲台，但从来没有用英文讲过课，这个跨度是很大的。后来找工作面试的时候，根本不打怵。其实大学面试无非是讲一两堂课，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没有读书时讲课的锻炼，恐怕很难应对。有的求职者准备了很多材料，但没有讲课经验，不懂讲课艺术，照着材料一路念下来，台下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讲课讲的就是沟通、共鸣，眼睛看眼睛，心灵对心灵，做到最大程度的交流，有经验的老师一眼就能看出学生的反应，听懂没听懂，喜欢不喜欢听，这需要时间和经验。
与教大课相比，柳林更喜欢教小课，教几个人的课，因为能够充分地交流，能发现学生的某处不足，教大课没有这种条件。他喜欢老师这个职业，这样总能跟青年人接触，自己不会变老，保持年轻的心态。况且每个留学生都能带来自己的背景，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从他们那里能得到不少东西，这又是一个地理教授最为急需的。
现在柳林已经顺利地评为终身教授。这个职位可以说是绝对的自由，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但当老师的责任很重，首先是做人，给学生做出榜样，老师在做学问以前先要做人。当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能达到这个标准，差劲的也有，国内国外都是一个道理。教书育人，首先是教学生做人，然后才是做学问，他招来学生后肯定要与学生做一次长谈，对学生讲清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不该做、责任是什么，等等，也倾听学生的打算，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
系里在招人的时候，尤其是招收中国的学生，很重视柳林的意见，他对自己的眼力很自信，觉得不会看错人，前后一共招了十几个中国学生，都很优秀，非常胜任工作。
在美国GIS的前景很好，属于热门行业，工作比较好找。眼下他的一个博士生就要毕业，工作已经落实，估计年薪比他这个当老师的还要多。
大学教授一般领9个月薪水，假期原则上是不发工资的。这个时间可以到外面去干，但当老师的不好把学生丢下不管，在刚过去的一个夏天，柳林有两个学生要毕业，他花很多时间看毕业生的论文，指导他们修改。当然也有的老师很看得开，一到夏天就出门旅游、休假，这无可非议。剩下那3个月的工资学校是不会发放的。但对新来的教授，为了给他们充分的时间出成果，可以发工资，系主任是拿12个月工资的，还有一种是正在做项目的，经费中如果有工资这一栏，就能发工资。
在英联邦国家，工资与职位有关，但与方向无关，比如地理系教授与商学院教授工资是一样的，但美国主要由方向决定，在一个学校之内，同样是教授，系与系之间工资差距不小。一般说来，在美国哪个专业学生多，哪个专业市场好，哪个专业收入肯定就会高。
这些年，柳林经常回国。第一次回国是在1996年，那次国家科技部邀请他回国测评国内GIS软件。柳林在国内时参加过多个GIS软件项目，对该行业比较熟悉。
他与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遥感所、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学院等保持着联系，还是武汉大学测绘学院的客座教授。今年休假期间先后到了北京、广州、香港做学术报告，并和同行进行学术交流。
现在柳林的生活已经安定下来，住房条件不错，离单位只有25分钟的车程。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太太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专业，毕业后在教育部工作，但她对行政工作兴趣不大，萌生了出国的想法。后来她到美国读地理信息系统，是在柳林出国后两年的事情。录取的时候是博士，但她后来改读了硕士，因为两个人学的是同一个专业，同一专业的博士，在一个城市找到工作的机会很小。现在太太在IBM公司工作，做一个项目的负责人。按她的兴趣，既不喜欢地质，也不喜欢地理，她喜欢的是文学，但文学最终与她擦肩而过，后来工作忙也就无暇顾及了。
两口子只有一个女儿，刚出国时各方面压力都很大，全部精力去读书，一切安顿下来后，孩子已经长大了。柳林家庭观念比较重，培养孩子要占去很多时间。现在柳林的工作已经走上正轨，带过了十几名硕士及博士毕业生，主持和参与了十几项大型科研课题（含美国科学基金课题），发表论文30余篇，曾任中国海外地理信息科学协会（CPGIS）主席，可以说是功成名就。柳林刚过不惑之年，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学者、科学家，发展的空间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