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月已经长大了，亭亭玉立，是姑娘家了。皮肤晒得有些发红，头发养长了，披到胸口。她抬眼看着我和莫可可，好奇而羡慕的表情。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呀，记忆像流水突然奔腾而至。我低下头，咬了咬嘴唇，瞥了莫可可一眼。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
只有在熟悉的环境，在熟悉的人面前，我才能辨识清楚自己的气味。那个远离了故乡，在西安古城里晃荡的男孩，其实不是真正的我。在这个家门之内，我看到爹、娘、花月和我，构成一个同根相连的整体。而可可，被突兀地孤立出来，她的相貌、气质和腔调，都与这个家里的气味格格不入。
“你爹好些了吗？”娘一边问，一边将花月领进厢房里去。
花月是来领钱的。花月的爹给我爹做零工，修理屋顶时摔了下来。按照交涉的结果，我家、屋主和花月家各出三分之一的医疗费。
“花月家有这钱吗？”花月走了，我问娘。
“那有什么办法，总不能叫我们一家出吧？那是他自己不小心呀，那么多修屋顶的，怎么就偏偏他摔下来了，能怪谁？你爹这也算尽到义务了！”
莫可可在我家住了一星期，我带她漫山遍野随处走走，然后，将她送到县城，看她上了北上的大巴。
七月，梨花坡上，满是梨子成熟的清香。我们这村的梨有两种：一种叫翠皮梨，绿色，小葫芦的样子，肉粗汁多，甜；一种叫黄皮梨，土黄色，圆形，肉细汁多，甜味一般。梨花坡上都是黄皮梨，只在花月家院墙的溪壑边种着几株翠皮梨。那鲜亮的翠色与院墙上的鹅卵石、黄泥巴相对应。
花月爹躺在屋里。这两年，村里好多人家都新盖了楼房，花月家还是鹅卵石糊泥巴砌成的半是亭子半是屋舍的瓦房。
这个家，太需要一个男人来支撑了。
花月的弟弟花果，十二岁。
我觉得有必要找花月谈一谈。我已经二十一岁，能决定自己的一些事情了。
七月，农民休息的时间一般在午饭过后，下午三点以前。这时候，天最热，外出作业容易中暑。我想，这时候，花月一定在家。
她在溪壑里洗衣服。梨树遮蔽了天空，她蹲在青石板旁，用力地搓洗。我沿着斜坡走下去，她听到了声音，扭转头看我：“吉良哥……你来看我爹吗？你们家人真好！”
我喜欢她给我的称呼。莫可可叫我全名：田吉良。
“……你爹……他好吗？”其实刚才去屋里找她已经看过，腿残了，不能再站起来。
“多躺躺，吃得好一点，应该会好起来吧。医生说，如果到上海动手术，可能还会有点希望。”
我走下去，蹲到她身边，在溪水里洗洗手。“花月……不要急，再过两年，我就毕业了。”
“嗯？吉良哥，这村里就你有福气，你是城里人了！”
“花月……我是说，你爹的腿，你不要急。”
“吉良哥，可是，你知道的，我不急，谁急呢？不过，我也知道，急也没用，所以，也就不急了。”
“花月……我急。”我伸出手去，摸了摸她的头发。
“吉良哥。”
“花月……你第一次看到我还有印象吗？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你。”
“吉良哥，是什么时候啊？”
“那时，你还很小，这么高，穿个白罩衫，后面系带子，童发，站在梨花坡东头边山地里，你哭呢。”
“哦……我娘死的那一年吧。”花月垂下头去。
我拉起她的手来，握在掌心里。“花月，我过两年就毕业了。你等我。”
自二十一岁那次见面，不想以后多年再也没见着花月。
两年以后，我考了研究生。她南下去了深圳，音讯杳无。
我不信花月跟村里人说的那样，南下做了站街女。然而，各种传言，就像长了翅膀、长了脚一样，会飞会跑。有人说，谁谁的兄弟在深圳街头鸡店碰到过了，一百块一个晚上，干什么都成。又有人说，做那一行身体糟蹋得厉害，她现在人都走了样，皮包骨头了。我听得心惊胆寒，忧思再三，觉得还是要去深圳找一找。然而，一无所获。回来，倒病了一场。
娘说，即使找到了，也甭想把她领回田家的门。先别说初中都没毕业，怎么配得上她唯一的儿子，就是那做鸡的前科，娶回家，成什么体统，田家祖宗十八代的脸都丢尽了！
“你找回来，我就上吊！”
那一年春末，花月回乡，已经是八年之后。她二十三岁，我三十出头了。
我还是一个人。
至于我还单身着的原因，我后来仔细反省过，倒并不是为了等待花月回来，可以配对成双。我想，如果花月真是做了妓女，我恐怕心理上也会难以面对。但是，在没见到她的人之前，在尚不知道她状况是好是坏之前，我的心里总是放不下这份挂念。我不想这么不明不自地找个女人结婚，对她对自己都不是负责的态度。
娘早已不再说她要上吊的话了。她和爹，和我一样，都在期盼花月回家。花月每年给家里汇钱两次，都不留地址。花果和我只能从邮戳上判断大概的方位。花月也打电话回家里，问她爹的身体、弟弟的生活。按照电话查寻地址，这是唯一的办法。那次带着花果南下找她，就是按照电话地址找去的，可是依然没结果。
那还是九十年代，还没有手机。
花月回乡的消息，是从心安旅馆传出来的。旅馆就在小镇中心的大街上，金龙超市右首，是一幢带院子的四层楼的板型建筑。小镇平时的客流量不多，外地人尤其引人注目。那是春末夏初的一个午后，过了两点，一辆黑色奔驰缓缓地在镇中心绕了个弯，开进了旅馆门前的小院子。到这里住宿的一般都是长途客，从拥挤的大巴上下来，自己开车来的客人非常稀少。
村支书的小女儿余晓芳在旅馆做前台。她睁大眼睛看着一个曼妙的女子先从车里走出来，然后，回头扶一个中老年男人，身后跟着一个瘦高个司机。女子走到前台，摘去墨镜，叫了晓芳一声，晓芳当时就呆住了，半天反应不过来。
花月终于回乡了。她在人住登记簿上写下了名字：林花月。她和晓芳曾经是同学。
房开了两间。司机是广东人。关于那个中老年男人，没有作登记，花月没多说，只说是自己的丈夫，台湾人，在内地做生意。
村庄靠马路边的住户说，看着一辆黑色轿车徐徐穿过门前的马路，一直开到山脚才停下。一男一女从车里出来，那男人瘦高个，和女人倒是般配，帮她提着些东西，拐上了山路。看女人的样子，好像是后山梨花坡的花月。
娘电话告诉我：“花月回来了，你自己去看看吧。”她的声音听上去像是哭泣，悲喜交加。
我毕业后分配在县电力局。我的选择机会其实很多，可以去上海、北京，至少可以留省城。但是，关于自身的命运，我后来做过深人的思考，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我骨子里是个怀旧的人。我想，人，是多么复杂而不同的种类，但大抵可以分两种：一种人完全脱胎进化，他们憧憬新环境，适应力强，骨头里充满动物的活性细胞；而我，属于第二种，我的脚下是生了根的，就像一株植物，长得好坏完全依赖所处的土壤、气候与湿度，是植物性的，难以随意迁插移植。我要随时能看到亲人才能安心，听到乡音才觉得亲切温暖。所以，我早已知道，我的选择是，宁做一条恋家的充满温情的狗，也不能是一匹南征北战心灵沧桑的狼。
娘打电话给我时我正好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小水电站做技术指导。踩着自行车，我直接就去了梨花坡。
花月在梨花树丛里漫步。梨花早已凋谢，满坡嫩绿的叶片簇簇新地招展在午后的阳光里。花月穿着白底绿花边的羊毛短袖连衣裙，露出修长而匀称的腿和胳膊，剪着齐肩的黑发和刘海，精致得就像电影明星，无可挑剔。满坡梨树的绿衬托着她，就像一朵洁自的梨花盛开在绿荫里。
她摸摸这一棵的树干，又攀下另一株的枝叶，凑到鼻子前，闻一闻气息。“可惜花落尽了！你不知道，花开的时候，有多美呢！明年花开的时候再来！”她跟身边穿黑便装的男人说。那个男人，瘦瘦的高个，有礼而恭顺的样子，与她却保持着距离，并不亲密。
“是啊。”他淡淡地回应。
花月，这是成家了？那个男人，可靠吗？关心她体贴她吗？他为什么不拉着她的手呢，为什么不拥着她的肩呢？为什么不说，“好啊，我们明年再来呢？”
我走了过去。在小路中间站定。
她看到我了。
“啊，吉良，都认不出来了……花果说，你去找过我……”她一手攀着树枝，一只脚抬起后跟，脚尖支地，单腿站着。
“……你，成家了？”我看了看她身后的男人。
“……不是他。他是司机。”
“哦。”
“是个台湾人。也就是一起过日子吧。”
“我明白。”
“……”
“过得开心吧？看你的样子，应该不错？”
“还……开心。”
“回来……看看家里，还是……什么打算？”
“花果也大了，把房子修一修。安排好了医院，带爹……去上海，看一看。”
“哦……我……’，
“不用说了，你……替我们家做的，已经够多了。”
“……那好。看你好好的，我也就安心了。”
“听花果说，你还没成家……”
“成家有什么难，要上门的多的是。”我撇头看了看笔架山西头的太阳，阳光正渐渐收起光热，日头微微地薄淡下去。“……你别替我劳心，把日子过好。”
“……嗯。”
“住几天？什么时候走？”
“就明天吧。先到上海。”
“哦……家，是成在？……”
“深圳。”
“他，在屋子里？”
“旅馆里。”
“方便见见吗？”
“还是……不见了吧。”
“……好，好。尊重你。……晚上，来我家一起吃个饭？”
“下次，等爹从上海回来吧。”
“好，好。”
第二天清早，我等在旅馆大堂为她送行。我见到了花月的那个台湾男人，年近六十的光景，身量不高，举止动作却很有风度气势。花月，能是他的对手吗？
“这是我的好朋友田吉良，西安大学研究生毕业。”花月这样介绍。她微笑着，掌心朝上，指向我。姿态优雅，落落大方。
那男人向我伸出手来，两掌相接，能感受他不重不轻的用力，礼貌而有距离。我们彼此深深地看了对方一眼。“小伙子不错，花月，有事叫他来找我。”他拉了花月的手，吩咐道，一边钻进了车。
花果搀扶着他爹，进了旁边停着的一辆出租车。
花月，又走了。
再见花月，却是十年之后了。梨花，美丽却暗含着离别的忧伤，也许，就是它，注定了花月背井离乡的宿命吧！
期间，梨花坡上新楼落成，花果娶媳妇的时候，她回来过一次，是司机陪着，一个人来的，也是住了一个晚上。娘这次没通知我。花果也没有。我那时也准备成家了，未婚妻是县城一中的英语教师。
这十年，是我过得最安逸平和、在天伦之乐里享受人生的十年，我和家人对生活都感到滋润、满足。我也渐渐理解人生，其实人生并不如少年时所渴望的那样，一定要远走高飞，实现宏大的抱负与理想。有时，偶然想起花月，我更相信命运。我想，我是有条件远走高飞的，却收起羽翼，匍匐在父母身边。而她，怎么说呢，能说她走的是一条歧路吗？与其在农村受苦受穷嫁一个粗野汉子，说实话，我宁可看到如今的花月，即使，也许曾经受尽艰难，也许这表面风光的生活并不如我们想象的好，即使，这样的生活没有名分，因而也没有保障。可是，对于花月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了，是的，是最好的了。
一天，隔壁县电力系统的领导过来交流工作，办公室小张说城西新开的一家餐馆不错，名字好听，叫“梨花院落”，售卖一种台湾风味的糕点，叫“梨花糕”，清香醇浓，相当好吃。于是，就订了座。
餐馆在城西青峰山麓脚下，这一带是县城风景最秀丽的地段。为了保护自然风貌，在规划之初，周围就不准许建什么大型建筑，所以，尽管这些年城镇化建设使得不大的县城变得日渐拥挤，但这里的风景却得以比较完好地保存。山脚原先有个小型的电机筛片厂，但早已停产荒弃，除此之外几乎找不到还有什么人工的设施。
车开进大门，绕了个弯在停车场找了位置，下了车，往周围一看，才知道，原来餐馆是电机筛片厂旧厂房改建的，废旧资源得到了很好的利用。从工厂大门到内部厂房、空置地面，都已经改造过了。餐馆外立面建筑保持着厂房原有的沧桑灰朴的调子，满墙攀爬着爬山虎和野草，只在人门右侧的墙上，镶嵌洗练而简洁的四个纯自的宋体大字——“梨花院落”，旁边有一长串英文标识。门上是梨花造型的徽标。整个院落，风格艺术而时尚。餐馆前后的空地，车道两边，是新栽的梨树。
包厢在二楼，沿着宽敞的清水水泥阶梯上去，朝右转弯，走至走廊尽头。包厢的名字叫作“梨花坡暖”。里面的装修别具一格，清水光润的水泥空间，垂着水晶枝型大吊灯，大理石圆形桌面，黑色包皮皇家宫廷靠椅，毕加索风格的几何立体油画。
宴饮不久，黑色包皮房门轻轻被推开了。政府部门向来是餐饮常客，按照接待惯例，餐馆负责人会进酒致礼。
就这样，难以置信，十年之后，我又见到了花月。
她是梨花院落主人，我是县城电力局副局长。
那个台湾男人得心肌梗塞已经去世，给她留下一笔资金。在外倦游已久，她说，累了，就回来了，开了这样一间餐厅。以前在台湾男人经营的连锁酒店里学习过管理，因而做起来还算熟门熟路。
（发表于《当代小说》2013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