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那些庄稼们
站在城市敞亮的教学楼上，乡村校园离我越来越远。有时极目远望，触摸的也只是一缕细若游丝的钟声，一角暗淡沉默的红墙。
离开那所中学已近十年，我以为我成了城市的一块砖。那天清晨，南来的风敲打我的窗户，这声音我熟悉，是老校长站在了单身宿舍外。校园还记得我，记得这只冬季里乡村练翅秋来时城市飞翔的鸟。很长时间没回去看看了，看看曾是我的那一块责任田。
那所中学，是一面宽敞三面绿。远远望去，是众多庄稼举在头顶的一颗硕大红润的果实。我清楚它的分量，我数得清饱含其中的缕缕阳光。就这么几排平房，把土地的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父兄们栽下树苗浇上心血忙完这些就走了，不远处很多农具在喊他们呢！他们干完的事，就是留给我的最大事情。
和一本诗集去报到的那天，老校长就领我认识各种庄稼。麦子向我鞠了一躬，高粱的脸红红的，我一一记住了他们的名字，记住了这拨动心灵的号码。爱睡懒觉的地瓜，越表扬越谦虚的谷子，一身布衣却白白净净的棉花，我用丰富的手语和他们交谈。眼前的校园是一部打开的乡土诗集，紫色的喇叭花绣出精巧的插图。好大一页书啊，一行行白杨在黄色的背景里挺立。这时，随便一声鸟啼，就是最动听的朗诵。那一刻，我手中的诗集掉下了地来。
两棵白杨之间挂着的那口老钟，让校园有了磁性，吸住阳光吸住花香吸住蛙鸣，汇成了一片琅琅书声。于是，我深入到庄稼们中间，察看他们的长势。地瓜这家伙又走神了，眼光长成长长的瓜蔓是不行的，会影响生命的质量。我轻抚了一下他的垂髫，提醒他精力要集中在下面，下面的书本里有机肥多，保准营养他个腿脚粗壮。下雨天玉米有时歪斜着身子，我拽了拽她的绿罗裙，端正她的坐姿，告诉她生长要始终向上，去接近太阳，去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才会收获一身金黄。那口老钟用深沉和浑厚记录着古老的岁月，我的庄稼们用翠绿和金黄唱和着鲜亮的生活。我喜欢这古朴中跃动着灵秀的校园，我率领我的庄稼们一茬茬走进秋天。
我的教室和父兄们的庄稼地是如此地唇齿相依，好像同住在一家土炕上，我在炕头，父兄们呵护着我的那一边。所以，我找不到一条法则，可以分开他们的庄稼和我的学子，我已经承包了乡村校园这块责任田。当夜里机器在不远处唱起民歌，父兄们的庄稼畅饮琼浆玉液时，一豆烛光照亮了我的教案，那汉字闪烁着橘红的光芒，成了一只只小小的萤火虫，我看见我的庄稼们梦的颜色了。大豆的梦飞黄腾达，高粱的梦红得发紫，还有棉花，她在做着白云的梦呢！
都是同一块土地上的收成，我的一点点成绩庄稼的一点点进步，却让父兄们那么高兴那么激动。一年到头，远亲近邻围坐一桌，这家就因为孙女戴了小红花而多喝了一壶热烧酒，古铜色的喜悦在爬满沟壑的脸上跳跃着；那家几碟小菜簇拥着一条红烧鲤鱼，一进屋东墙最显眼的地方挂着的儿子的奖状，红红地炫耀着一年的丰收，整个屋里都亮堂堂的。没有父兄们的汗水，就没有我的责任田里的收成；我的收成，又为他们的丰产储备了更多的力量。
我还是离开了那块土地。我至今记得我是敲响那口老钟才启程的。我的右手好一阵颤抖。左臂笔直下垂，目光昂扬向上，我敲响的是预备铃声，优美而抒情，那是大地的律动。那时候，心中只有一种感觉：头上的天好高，脚下的地好厚。就在那一刻，通过一根意味深长的麻绳，那口老钟传授给了我十年内功。
声音
几间青砖瓦房，卧在一个小山谷里，四围是一些十年的树木。书声响起的时候，像极了一句古诗：上有黄鹂深树鸣。
“吱呀”一声，教室的门响了，是我的老师。我们最爱听她朗读课文了：“春天，果树开花了。梨花开了，苹果花也开了。我们村成了花园。”她的声音轻柔芳香温润，所有的小树都竖起了耳朵，校门外池塘的蛙鼓响了。
校园不大，四方围墙衔着一角蓝蓝的天。中间自然是一条甬路，东面是操场，西边是花坛。老师从家里搬来了月季，连花盆一起埋在了土里。老师说，等它长大了，会变成一花坛月季的。怎么变呢？剪下它的枝条，插了，活了，就是一棵新的月季。说是操场，其实是一块小小的空地。女生踢毽子，我们男生大多玩一种“跳跳长长”的游戏：原地起跳，一蹦三尺高。有点危险。后来，我们进行了发明创造，两个人手搭手有节奏地低空起跳，一伙人排了队，手搭在前面同学的肩膀上，一起轻快地跳动，样子很像现在流行的健美操或者集体舞。西边的月季，也在微风中舞蹈着，叶子在阳光下跳跃成了一群光明的鸟。——多么明亮的时光。
上体育课，老师就领着我们去爬山路。有些吃力了，老师便让我们坐在石头上听她讲故事。故事的结尾往往是“咱们回教室上课吧”。她说的是教室。我们都把整个大山当成了校园。有一天，她的声音有点沙哑了，就像画家笔下的枯笔。听大人们说，村长去学校看危房的时候，看上了我们的老师，要挟她做村长的儿媳妇，只要一答应，就要她到城里就工，不然，就不发她的工资。那一段时间，我们常常盯着她的背影，出神。她的两条小辫，左右摆动着，会像燕子一样飞走吗？迟到的学生来得也早了，捣乱的孩子比谁都听话，我们把校园打扫得像天空一样透彻。老师最终选择了我们。只是，许多不为人知的艰难，如纷乱的头发，被她编织成了麻花的辫子。
那年夏天，风一吹，教室的窗户哐当哐当直响。下雨了，蜿蜒的山路成了一条水蛇，唇齿间浸淫的剧毒，一下子击倒了一些稚嫩的身体。我的老师，依旧甩着她灵巧的辫子，拿薄膜，买铁钉，拎锤子，密密地钉牢了窗户。
山里的日子就是这样。一场雨淋了，校园的池塘满了，接着就是蛙声齐鸣了——
“秋天，果子熟了。梨熟了，苹果也熟了。我们村成了果园。”
如果没有小城
1987年秋天，父亲背着铺盖揣着钱包把我送到了小城上师范。那情形像极了乡下的秋收。父亲把块头硕大颗粒饱满的玉米挂在了大门两边的树上，其余的摊在了天井里。我是唯一的男孩，父亲很卖力地供我上学。
记得小城道路很宽天空很小，路两边有树，后来才知道那是法国梧桐，因为一句诗——连梧桐也说着优雅的法语。当时看它满身的疤痕，像被棉铃虫肆虐的棉花；再一看，树上根本没有玉米也不可能有玉米，我的身体一下子晾在小城的汽笛里。
还记得一入学，学校就强调人人要有特长。我不懂吹拉弹唱不会梵高米勒，只好看书写作，小学时我的作文就被老师在班里范读过。父亲告诉我，小草第二年还是小草，小树说不定长成大树。看书的时候，我产生了错觉。我以为赤足走在松软软的田埂上，父亲在河边吆喝：水浇到哪里了？这里了！这里，是我站立的地方。我听到了植物内部的水声。我开始以一个乡下人的姿态穿越着小城的斑马线。我轻轻一跃，就碰到了诗歌。
我是小城里唯一写诗的乡下人。故乡是离我最近的语言。风从小城的上空低低地拂过。小城与乡村不过是隔着一溜篱笆。常常在周末，我和一本书跑到小城东面的山上约会。我的眼前是轻烟缠绕的村庄，像菜园里的一些卷心菜，而小城倒像是野地里疯长的麦蒿。后来多了一个画画的女生。她画山画树也画我，我写山写树也写她。这样的场景，我们叫它“诗情画意”，我们的日子是“诗意”。她有一副扑克，世界名画的。我们两个人玩的时候，经常舍不得出牌，紧紧攥在手里，端详，像前生今世的幸福。
也许我最愿意说的，是爱情给了我新鲜的感觉。爱情是风，是阳光，是小城的街道，是最新的一期诗歌杂志，鲜活的，干净的，光洁的，水晶一般的色泽。她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任凭我以诗歌的方式穿越着小城单调的楼群，我身体中有一种澎湃的激情。在正午的阳光下，我习惯性地眯起眼睛，世界狭窄了，心却宽敞得很。在黑夜里，她的名字如一束皎洁的月光，亮亮地照在我的枕头上。她告诉我，暑假里，她整天泡电视，那男主角说话的语气真像你，低低的，如微风拂过湖面。
1990年，不止流行《恋曲1990》，当然还有许多故事荡漾在这小城里。我的一个男同学认识了一个女孩，就在学校对面的板房里理发。我去了，女孩果然漂亮。她长发飘飘，有一种飘逸出尘的美。要命的是墙上挂了一把吉他。问题是，我出门没走几步，她为我吹的发型，被现实的风一吹，全都乱了，只好用手梳回原来的样子。这是不是一个隐喻？
小城不长庄稼，楼群街道只是一味的浅白或者灰黄。出了校门往西，我常去的地方是一家报刊零售部。人民路是一棵笔直的树，它是树上的柿子，高处的柿子。那里的文学期刊新鲜得好像自己的手不干净。我买《诗刊》、《星星诗刊》也买《诗神》、《诗歌报》，当时一些文章看不懂，就像老家刚摘下的柿子，麻口，要放在瓮里捂一些日子的。店主是个乡下女人。你尽管看书不买也行，她自顾自地洗衣择菜生炉子。买书之前，要路过一家眼镜店。女老板是陕西人，我们用普通话交流：眼镜、明亮、美观。她的招牌就是“美亮眼镜店”。把眼睛“美亮”一番去看书，仿佛是一种仪式，就像读书前焚香焚香前净手，就像许多年以后，自己打着领带蹬上皮鞋，去一本正经地相亲。
我开始喜欢小城了。喜欢为冗长的街道做着响亮韵脚的路灯，喜欢路灯下浅浅又深深的影子。小城每天的词汇还是一样：汽车、高楼、物价。但我正赶上了爱情，天长地久的爱情。仅仅通过诗神、缪斯、女神这三个语词，我就推论出诗歌是一位女子，她聪慧灵秀，倾街倾巷。我爱得一塌糊涂。以致于当我失去了一场现实的爱情，我依然偎着诗歌，取暖，依然保持着恋爱时的特征，说话时语气低低的，注视时目光软软的，走路时脚步轻轻的。“即使脸上擦一阵苦风，/也当是你遥来的叮嘱”，想起过去写的这个句子，我的心中荡漾着无边无际的幸福。
小城，只有共性。它保存着我的爱情，它与众不同。
许多年以后，我回到了小城，是工作。学校附近的板房早已拆除。夜晚的练歌房流出一道道猩红的光芒，城市开始精力过剩了。眼镜店迁到了繁华路段，成了“美亮眼镜城”。报刊零售部的铺面依旧，恍惚间回到了从前。我一口气买下了所有的过期的文学期刊，搬回去，让一屋子的同事笑得直喊肚子疼。
过时了，没价值的，要打折的，你是原价买的？哈哈哈。
现在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新区，小城也不例外。我来的是老区，显然是一本过期的灰黄浅白的期刊。不，它应该是一件瓷器，历时愈久，价值愈大。色泽鲜亮如初。
汶河
1997年夏天，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我上城了。“上”这个动词真是微妙，因为城市高高在上吗？去乡下转转，是“下乡”，人家都这么说。上城跟上山一样，很费劲的。找门路，往往比爬山路要艰难得多。山路，像一根绳子摆在那里呢。
还是上课下课，还是用水洗脸用普通话大声训斥学生，不过从乡村中学调到了城里的一所市属学校。学校在一条河的北面，南面是繁华不夜的市区。风吹稻花香两岸，那是别处的风景。像一棵灰灰菜，我的学校淹没在工厂村庄这些高大的植物之中，如果不近前，你看不到它的存在。学校名称是“职工三小”，我教的还是初中。一切都是因为那条叫做汶水的河流。一条河，分开了南北，分开了繁华和冷清。学校的学生读完小学，熟悉了这里的气息，也不愿穿过一座全长500多米的桥走N个500米的路上城里读初中了。我也会习惯的。甚至许多年以后，我也会感激那条河流的。
是的，我开始喜欢我的学校了。城市如此嘈嘈，喧喧，或许我更适合于站在桥上看风景，隔膜而温和地看着，不说话。在一个距离之外，喜欢着。
我的学校，它的气息恰恰切合了我的性格。校舍全是红砖青瓦的平房，像一个生活在城里的乡下人。它太偏远了，在高楼林立物价上涨的当今，它就是一个云深不知处的隐士，一个独钓寒江雪的寂寞渡口。在公共汽车站打三轮车，我必须说出学校东面的化肥厂，司机才知道该去哪里。我的学校所处的隐性位置也十分微妙：发放着城区教师的全额工资，在晋升职称时享受着乡镇教师的优惠政策。很像古代的小妾，住在偏房，却短不了捞点银镯绸缎什么的。就是现在，我们那里的乡镇教师只发城区教师工资的70%。城乡之间的人事调动也早早冻结了。我的学校，最后更名为“X市职工子弟学校”，第一届学生毕业证上的盖章算是落到了实处。我们还是说在职工三小上班，别人问教小学吗？也不再辩解，便转换了新的话题。
学校里同一年调来或者分配的初中教师都很年轻。辛一头飘飘的长发，飘扬着很艺术的气质，运起球来，也是2/4的节拍。殷教物理，在失恋的那天晚上，用烟头在左臂上很有章法地烧了6个伤口，疼了泪了，一觉醒来，还是把青春稳稳地投中了篮筐。我的妻子是殷和他的女友一起牵线搭桥的，他女友的同事。他们散了，我们聚了，殷说他是我的跳板，殷接着说走到一块儿是缘分走不到一块儿是缘分不到。真是一个“悟理”教师。森的遭遇如小说情节般的离奇曲折，大学本科毕业生按规定是留城并且教高中的。后来在一个失眠的晚上，聊着聊着，觉得也在情理之中了：新建初中，总得有人教生物吧。一年以后，他去了高中也算物归原主。
汶河的北岸，工厂不多也不怎么景气，我的校园在当时真的不算大。一条南北的甬路，把办公室、学前班、小学部、初中部、运动场、宿舍区像串冰糖葫芦一样串在一起。平房有些旧了，房前花坛里也只是些年年个头一般高年年花开红艳艳的月季，花坛三围用废弃的砖块斜斜地插了，很傻呆的表情。一下班，整个校园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坛，花开千朵，各具姿态。轻轻掸掉衣袖上的粉笔屑，你可以泡上一杯茶，小口呷着，安适地看着窗外，从五岁到十五岁，花儿是怎样的绽放。茶香绵软，悠长，有着一种岁月的醇厚。西面的田野，总是比校园更春天一些。麦苗返青的时候，荠菜们也齐刷刷地举起了稚嫩的小手。森学的是大学生物，居然把麦蒿也挖成了荠菜，还好，不是麦苗。晚上，我们把荠菜吃成了忆苦思甜，我嚷着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六亲不认，森只顾埋头吞食荠菜，像是在用实际行动表决心。择好洗净的荠菜，叶子青绿根须洁白，放在圆圆的菜盆里，青白相融，色嫩味鲜。我们每人面前摆了一个白碗，倒了酱油陈醋，撒了些许味精。我也不说话了。
我与汶河那时有了最亲密的交往。放学后的校园太寂静了，一种死亡般的沉寂。我们总要弄出些声响来，让世界知道我们的存在。辛弹手风琴，用脑袋打着节奏，低头的时候头发像瀑布，一抬头就是一阵猎猎的长风。殷大吼着，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啊，他身体里总有挥霍不尽的动能。我是架子鼓手，拿了教鞭，在桌椅上胡乱敲着，喜欢扮演一锤定音的角色。不过瘾，大喊大叫着，去了篮球场，分两对厮杀，直杀得天昏地暗筋疲力尽。夏秋时节，汶河自然成了我们大运动之后的休闲好去处。一个个“白条”投进浪里的姿势青春而性感。脱光了，在岸上站定，吸气，倒退几步，然后向前奔跑，飞速射出自己的身体，动如脱兔，疾如闪电。说时迟那时快，这多像武侠小说的惊险情节！从水底翻上来，抹一把脸上的河水，睁开眼，一个新崭崭坦荡荡的水世界。
那些年，无论春夏秋冬，都是我恋爱的季节。我谈过的女朋友也有几个，她们都曾和我在软软的沙滩上一起坐着，在长长的堤岸上共同走过。偶尔也写写诗，我当时用的笔名是“北方河”。汶河，是一条穿过我身体的河流。它的色泽和质感，或隐或显在我以后的生活里。在岸边走得久了，人，也成了一条河流。流淌着。鲜活着。清澈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