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老师
师范生，在小村眼里是一个生僻的语词，自称“睁眼瞎”的乡亲们便亲切地唤他“眼镜老师”。
眼镜老师一抬头，学生们就觉得眼前刷地一亮。回家找根秫秸编个镜框，架在鼻梁上好不风光。其实，眼镜老师的两个圆圆的镜片，一个照耀眼前的道路，山里的坷垃石头很多，沟沟岔岔也不少；一个轻轻遮挡内心的忧伤。那个爱跳“快三”的女同学只来过一次，回去以后便失去了地址。黑板还是那么方正，粉笔还是那么洁白。密密麻麻的心事，知根知底的，只有深夜的日记。
好像那事情就发生在昨日。那个男孩一脸的好奇，老师的自由夹里有张相片，上面的人真美。眼镜老师想也没想，说那是巩俐。消息像长了翅膀，从教室到操场，从大街到小巷，眼镜老师搞了个好对象，名字叫巩俐，模样比电影明星还漂亮。男孩的姐姐嫁给眼镜老师，那是许久以后的故事。她常来学校借书，一来二去，知道巩俐只生活在电影里。
眼镜老师用普通话组织课堂，学生们都爱听他撇腔。眼镜老师拿着教鞭指了黑板：麦子。学生齐念：mèizi。教鞭连连敲打：麦子。学生们一时拗口，眼睛齐刷刷望向眼镜老师，m-à-i，都觉得眼镜老师的口型变得好快好可爱，忍不住一齐笑出声来。一放学，学生们字正腔圆理直气壮了，爹，咱坡里种的不是mèizi，是麦子。咋啦，你爹种了半辈子mèizi，不是mèizi，还能是啥东西？板着的脸孔似怒非怒见怪不怪。觉着好笑，孩子他娘一口水呛着了，情急之下喷在孩子他爹身上。
眼镜老师也有几个同事，都是几个老民办，他们上完课后深入农忙，把眼镜老师一个人扔在夕阳下的操场上，眼镜老师钻进被窝后，整个校园显得更加空旷。闲来无事，眼镜老师就和一杯浓茶一起揣摩一个小课题，顺手拿支笔，蘸了墨水，涂抹些零零碎碎的感想，以此来打发漫长而寂寥的时光。农闲季节，小村过节性地放场电影，便有学生来敲眼镜老师宿舍的门窗。左手牵着一个，右手挽了一个，前面一群，后面一撮，杂在学生中间，眼镜老师一时兴起，索性闭了眼睛，独自咂摸师者的尊荣。
学校规模不大，再找一个炊事员，等于加重农民负担。于是，村里明文规定，对离家五里以外的教师一律实行派饭制度。说白了，就是眼镜老师一顿交上两毛钱，一天交上六毛钱，就有一个值日学生挎了篮子来送饭。其实，也不用交现钱，那场面太难看，到了月底甚至年底，村里会来一个把算盘拨得噼里啪啦的会计。一开始，眼镜老师一个人在学校里索然无味地闷吃，送饭的学生在办公室里翻翻老师批过的作业，或者拿眼瞅瞅老师的参考书。眼镜老师吃完了，那学生收拾了碗筷，再鞠一躬，拎了篮子就走。慢慢地，眼镜老师一边吃，一边和学生唠唠家常，学生有疑难问题了，也就拿来问眼镜老师。眼镜老师边吃边讲，吃得是津津有味，讲得倒饭渣乱飞。再后来，有大人炒了四个小菜，让孩子来拽眼镜老师。拗不过了，眼镜老师便坐在热乎乎的炕头上，刚一拿起筷子，便尝出了庄户菜的味道。进百家门，吃百家饭，小村的优待让眼镜老师夜半失眠了，眼镜老师躺下时自然摘了眼镜，那晚，眼镜老师却看得比任何时候都清楚。
眼镜老师去学生家吃饭，大人正忙着活计，眼镜老师手痒痒了，就过去打个下手，主人也不客气。班里有个学生辍学了，他爹病着，家里没人扛活。眼镜老师二话没说，请了假，去坡里帮那学生掰了一天的玉米，临走只撂下一句话：明天还来。第二天一大早，那学生挽着裤腿，一脚的泥巴去了学校，屁股刚挨着凳子，就是一脸的泪水。孩子不听话了，便有大人大声呵斥：瞧，你这个熊样，俺不指望你成啥大人物，当个老师，教个书，像眼镜老师那样，俺和你娘这辈子就没白忙活了。
眼镜老师的眼睛越来越不好使了。冬天，在微弱的烛光下，眼镜老师在蜡纸上刻试题，字越刻越大，眼镜老师以为自己的近视越来越厉害了，也没在意，视力实在模糊了，就用凉水洗把脸。后来，眼镜老师的眼睛更加混浊不清了，眼镜几乎成了摆设。后来的后来，乡亲们知道眼镜老师患的是白内障，治疗以后，双眼雪亮。乡亲们每每谈起这事，总是一脸的忏悔，好像是他们害得眼镜老师眼睛患病似的。
那些日子，眼镜老师鼻梁上依旧架着眼镜，尽管眼镜当时对他已基本失去功能。可那两个圆圆的镜片，怎么端详，左边一个都像太阳，右边一个都像月亮。
乡村校长
那天，被村长从玉米棵子里拽出来，推搡着上了村里的祠堂后，他便成了小村唯一的教书先生。
“地里不缺你这个人”，村长这话现在听来，更像是对那些庄稼说的。庄稼不会因为你多划锄了两遍，而把节令提前，青草来年照样把锄把磨得溜圆。早早换下开裆裤的孩子等不得，去东庄借读老受欺负。村长要强，朝东庄的村官吼了几句，便满坡里找他。祠堂不供祖宗我敬后生，有了拿教鞭的，不愁山旮旯里不长出好苗子。
孩子们恭恭敬敬地叫他“老师”，村里人客客气气地称他“校长”。他本是平头麦子，恁地高人一头，多少有点惶惶然。只好像庄户人夏秋看坡一样，卷上铺盖去了学校，夜里睡觉还抱着一本字典，清早用凉水搓把脸，便在讲台上底气十足了。从前，钟声只在邻村响起，遥远得像稀疏的汽笛，现在满地都是，生动如自家的鸡鸣，茂盛如坡里的麦苗。有时，敲钟的铁锤坏了，他随手抓起开了二亩荒的锄头应急，刚敲一下，便有一群雀鸟“扑棱棱”飞出树杈上的暖巢。
他身上的文化气息是从脚上的白袜开始的。有一天去乡文教组开会，他光着脚，拖拉着饥饿的黄胶鞋，一进屋就觉得浑身不自在，仿佛他成了一棵麦蒿，那些校长才是地道的麦子。会议刚开完，他第一个冲出来，跑到百货商店为自己挑了一双袜子，洁白洁白的，是粉笔的颜色。那些目光五颜六色的，他忽然觉得白色简单而亲切。有人打趣他：干头净脸的，不怕俺家土炕脏了你的白袜子？他嘿嘿一笑：俺教书是黑底白字，就是到你家变成白底黑字，黑着白着，还是本职工作，还怕你再让崽子旷了课去为你做活去！
那时，孩子们喜欢玩一种“打尖”的游戏。挑块榆木条或者槐树条最好不是白杨树的，两头削得尖尖的，用木板在地上一磕，在“尖”弹起的刹那，迅速把它击远，谁打得最远谁是胜者。这种游戏，危害性极大，张家小子玩得最漂亮，却光荣负了伤，幸亏没“尖”到眼球上。作为校长，他要让孩子们从单调无聊的游戏中脱离出来的唯一方式——是要让他们清澈的目光去追逐知识。于是，他拟定了一个雄伟的计划，发动学生参与“知识储蓄”，就是每人存入学校一本书，然后共享大家的所有，毕业时带走自己的那本，“利息”就是增长的见识。看到孩子们因为抢一本书而急红了眼，他有点自鸣得意了。书俏人红，孩子们的积极性就像春天的花朵，争奇斗艳。
都说君子坦荡荡，为什么自己的心里长戚戚？他想不明白，也解释不出来，有点越描越黑的架势。利用劳动课的机会，他带领孩子们去坡里去沟沿捡拾麦穗，拾得多了，成了钱，孩子们有新书了，教室里顿时亮堂了许多，门前的空地上也多了一面旗子，鲜红鲜红的。村里的闲言碎语也多了，说啥的都有，一些话不好听了，他晚上睡觉都蒙着被子，村长更是三天两头找他谈话。他一时气不过，大喊：咋啦，咋啦，俺不是吸血鬼，俺这是在给孩子们补血！
喊声再大，也只是一个人的，铁钟面无表情，远远的草垛也没有回应。那年期末考试终了，领回乡里发的“教学工作先进单位”奖状后，他也“届满”了。其实，他也不是什么校长，充其量只是个村小负责人，管着一群孩子和他自己。他到南方打工去了，在夏季的酷热里，他身上一阵一阵的凄凉，他终于没有等到秋的金黄，他不是一只候鸟，年年秋去春回。只是每年年关，村长都收到一笔汇款，定向捐给村里的小学。在集资建校的村民大会上，村长平静地读着这一串串数字和后面的汇款日期。村里人听了，出奇的积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麦苗刚刚探出绿茸茸的小脑袋，崭新的小学校园已经举高了小村的地平线。
民师的妻子
民师的妻子不是军人的妻子，军人的妻子有“军嫂”这样一个炫目的光环罩着；民师的妻子也不是农民的妻子，农民的妻子有一面山一样坚实的胸膛靠着。
民师的妻子就是民师的妻子。在乡下，常常看到这样的情景——
在起伏的麦浪之上，民师的妻子手搭凉棚向村头的学校望望。许是琅琅书声飘成一阵凉爽的风，许是民师的宽慰融化了劳累，像一支粉笔在黑板上游走出神奇，一把镰刀，被麦芒般浓密的睫毛遮着，独自抒情。当镰刀悬成空旷之上的一弯新月，谁来收割这麦地里的最后一棵庄稼？
把妻子摁在饭桌上，民师扛一柄木杈和东邻打麦去了。塞几口馒头，用凉水洗把脸，民师的妻子也忙碌在打麦场上。和几户人家打完麦场，轮到自家时已是兵多将广，民师的妻子真正当了一回三军主帅。
在农村，家里有个识文解字的人，民师的妻子不斯文也大度。几户用一口机井浇地，民师的妻子静静地站在后面，站在禾苗焦渴的期盼里。村里组织公益活动，民师的妻子第一个跑在前面，跑在孩子的哭声抓不住的地方。这一后一前，这辽阔的空间里，阳光无法不灿烂，小树无法不参天。民师文弱而单薄，一个大男人挑不了几筐粪；民师工资很低，一个月买不回几袋米。所以，民师的妻子总是习惯用两手同时做活。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放着牲口；左手轻轻掸去民师头上的粉笔屑，右手端上来一碗喷香的米饭。
冬天，是农闲的季节。民师的妻子一脸满足地守候着孩子的梦话，把点点滴滴的时间柔柔暖暖的灯光一针一线地纳进鞋底，对面的民师还在勾勾画画圈圈点点。民师的妻子凑过去，说：“来，我给你揭着作业。”每个孩子衣服的扣眼上，都缝上了母亲一颗慈爱的心；在教师青黄不接的一段时期，每个农村孩子的作业本上，或许还留有民师妻子灼热的手温。
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民师要么转正要么退休了。在不远的明天，“民师”这个名词只能出现在纸上，而民师的妻子呢？历史会怎样评述岁月将如何铭记？沉默而坚忍、拙朴而硬朗的民师妻子啊！
兰姐
兰姐第一次上讲台那天，特意用粉红手帕束了头发，整个人看上去轻松自如。
兰姐家很穷。弟弟考上了县里的重点。替姐姐好好念书。把弟弟一把推进敞亮的教室里，兰姐辍学了。小村偏僻，公办教师派不下来，兰姐就干了代课教师。那天，刚下讲台，一脸挑剔的校长就找到兰姐，说手帕太扎眼，转身写字的时候，有学生指指点点，分散了听课的注意力，当老师不懂点心理学知识咋成？兰姐用一根黑色松紧带扎了头发，埋进作业堆里，半天不见抬头。
兰姐很卖力，放了学还拎了一包作业或者试卷回家批阅。也不知哪个节骨眼儿出了问题，隐隐约约有人说兰姐整天往家里拿白纸。无风不起浪。有人说得有鼻子有眼，她弟弟用的演算纸就是学校的活页备课本。兰姐年终民主评议分数很低，教学成绩很高。兰姐的成绩太扎眼。代课教师，说白了就是临时工，每月大票一张半（人民币150元），校长也不用三天两头跑乡里要教师了，校长爱护公物，也爱护成绩。
忽然有一天，兰姐从包里倒出一些花花绿绿的糖块来，噼里啪啦的，像是秋风里炸响的豆荚。是花，都得开。兰姐嫁人了。男方愿意供她弟弟上大学。那天，兰姐扎着的粉红手帕，左飘右摆，像一只翩然起舞的蝴蝶。兰姐生小孩期间，学校只是象征性地发个七八十元，学校记挂着兰姐呢！孩子百日刚过，兰姐就趴在了办公桌上。她就是代课教师，总不能老让别人给她代课啊。
有一年，我和兰姐对桌办公，都教平行班的语文。每次去乡里参加评优考核会议，我们都把兰姐一个人抛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开完会，兰姐把我满桌子的作业都看完了，递上来分门别类的批改记录。我说，兰姐不好意思啊。兰姐说，看多了轻车熟路了，了解一下你班的情况也很好啊。兰姐说，给我打听个事成不？我说，好啊。半天，推过来一张小纸条。我找了县教育局的同学，可得到的结果让我不忍心对兰姐说，县里确实想把一部分代课教师转为民办，可上级没有批准，说每年都有学生考上师范院校了，师资短缺只是暂时的。回来后，我对兰姐支吾着：可能吧，人家都这么说。兰姐的眼睛一亮，我分明看见两汪清澈的山泉。
我调到了城里，兰姐还在代课。后来，听说代课教师一律清退，我的眼前忽然飘过一抹红云，那是一方粉红色的手帕，它的光芒柔和却执着。偶然的一天，我做哲人状，在市声的喧嚣中行走。这么深沉啊。一看，是兰姐。我自个儿在村里办幼儿园了，来给孩子们买玩具呢！
粉红手帕，飘上飘下，兰姐整个人成了一只轻盈的蝴蝶。
走廊歌星
总是一到教学楼的走廊，他的嗓子就发痒，好像也只有走廊让他如此动情。走廊歌星，因此得名。
那时，学校里男生多女生少，男生的眼长得格外大，女生的头仰得特别高。我们只是一群从田野里蹦出来的蚂蚱，在霓虹灯的闪烁下乱了方寸，惟独他，像一棵开花的向日葵，立于绿叶之上，昂首向天。那时，学校里男生爱金庸女士迷琼瑶，一边是刀光剑影，一边是佳期如梦。惟独他，蓄着长发，造型酷似江湖游侠，唇边却飘出绵绵软软的“在水一方”，专找女生如梦似雾的眼睛。
他越来越像走廊了。走廊眉清目秀却一览无余、直白无味。不过，走廊大都出身名门，在高楼大厦的心腹中伸展自如。他，只是大山的褶皱里飞出的一只鸟，渴望走廊成为绿树，生动他的歌声。
师范三年，他最生动最真实的歌唱是毕业时在走廊里的哭声。他，被分回山村教书，女友要跟他拜拜，城里小姐的高跟鞋拒绝山路的蜿蜒。那一刻，我们没有幸灾乐祸。离开走廊，于他也许是一件幸事。
许是山太高太高的缘故吧，挡住了关于他的一切消息。突然有一天，他像是从山洞里钻出来似的，说是请我们吃喜酒，新娘是学校里敲钟的女工。席上，我们一脸的问号。“创世纪时，只有一个夏娃，亚当不娶她娶谁去？”他耸了耸肩，很幽默的样子，我们却没有笑。
他说，刚去那会儿，实在呆够了，生活太沉闷太单调太乏味了，终于在一个只有露珠醒来的早晨，他留了一封信，他不敢面对山伢子们满是崇拜的眼睛。走出大山，回头望时，却见一条大黄狗不顾一切地追来。那条狗很凶的，他一阵恐慌。当看到它嘴里叼着他扔掉的一双破袜子时，他惊呆了。直到学校里的钟声响起，他才回过神来。
那一天，我们把那家酒楼灌醉了，酒楼摇摇晃晃的，我们却非常清醒。
绵延起伏的群山，消解着急躁肤浅，沉淀着平和塌实。为了完成从耳朵到灵魂的洗礼，在一次城乡学校手拉手活动中，我们同学几个相约去了大山。钟声响了，四下扩散的音符，一下子攫住了心，牵扯着魂。沐浴着钟声，山枣一个劲儿地红，核桃憋足劲儿地圆。钟声，是大山同心灵撞击的对语，我们体会得远远不如他深刻。他有时也放开喉咙，他的歌声如山顶的白云飘出很远很远。大山，辽阔的音箱，厚重的回响，让他的嗓子发痒。
我们觉得他不简单。他干教导主任时，他妻子失业了，学校安装上了电铃。铃声清脆欢快，像活泼的山溪水，潺潺流淌，滋润着野草枯了又荣的大山。他，用脚步歌唱，留给大山的是一个忙碌的背影。
一个优秀的歌手，是用心灵歌唱的。他荣任校长后，忙着在大山之上建第一座教学楼，高高的教学楼，坚固的大山是楼的地基。这么说，大山里也有了走廊。
只是他，不再是走廊歌星，不再是向日葵。他，站成了山里的一棵苹果树。山里的条件恶劣山里的果树茂盛。它把果实藏于绿叶之中，把饱满和光泽藏于绿叶之中，并且果叶同色，远远望去，只是翠绿的一片。
红苹果，满山欲燃，果香四溢。那一天，很快的，浓绿也遮不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