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唐玄宗的儿子李亨临危受命，在灵州登基，统帅西北劲兵，收复长安，恢复国家的统一，为唐朝的中兴创造了条件，在历史上是一位功勋卓著的皇帝。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经过10多年的暗中准备和精心策划，以“忧国之危”和“奉密诏讨杨国忠”为借口，指挥15万番汉大军，在范阳举起反唐叛旗。叛军在蓟城誓师南下，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动。一时间远近骇恐，各地郡县毫无准备，铠甲兵器均锈坏不能使用，因此或降或逃。叛军一路势如破竹，仅用了3个月便占领唐朝东都洛阳，随后向潼关和长安进攻。
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八，统领平叛大军的哥舒翰在灵宝战败，于关西驿被安禄山所俘。安禄山便由潼关长驱直入，仅十天时间就进了长安。唐玄宗对此毫无准备，于六月十三日率领亲属仓皇西逃。次日在马嵬驿六军不前，百姓壅阻于道。士兵们也义愤不堪，就地击杀权臣杨国忠，要求惩处杨贵妃。唐玄宗处死了杨贵妃之后，决定南逃四川。军民对此很不满意，要求留下太子，组织北方军民平叛。太子李亨于是留在西北，承担了平定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的重任。
六月十五日，太子李亨率领玄宗分给的两千军北上，在渭河桥涉水过河时人员大部损失，第二天到达兴平时只剩下几百人。为了摆脱安禄山叛军追击的危险，他日夜兼程，于六月十九日到达平凉郡。李亨在平凉略事休整，局面随即改观。因此地是朝廷牧马监苑所在地，有军马数万匹。他在这里摆开了治兵平叛的阵势，检阅了监马，补充了兵士。同时，接见河西与朔方各界官员，督促京畿州县加强防守，坚决迎击叛军的侵犯。但是，对下一步怎么办还犹豫不决。这时，朔方留后杜鸿渐恭请他北上灵州。奉调回京的河西行军司马裴冕在拜见时也劝他北上灵州，以图进取。六月下旬，李亨北上。杜鸿渐与魏少游又从朔方所辖的丰安调集数千兵马，至白草顿（今同心县南）奉迎，为太子北上灵州、治军朔方大造声势。六月二十八日（庚戌）到达黄河南岸的丰宁城（今中宁古城）。《新唐书》载曰：“庚戌次丰宁。”
李亨一行在白草顿休息一天，骑马走了三天。到达丰宁城南面的丘陵地带时，他看到黄河天堑险固，心情振奋，决定从丰宁过河，到丰安军城组建平叛指挥中心。杜鸿渐觉得不妥，劝他东出灵州，说：“朔方为天下劲兵，灵武乃用兵之处，今回纥请和，吐蕃内附，天下郡邑，人皆坚守，以待制命。其中虽为贼所据，亦望不日收复。殿下整理军戎，长驱一举，则逆胡不足灭也。”恰在此时，从腾格里沙漠刮起了龙卷风，霎时之间，沙尘暴遮住了天空，跬步不见人影。李亨觉得天意不顺，不宜过河，便决定经鸣沙到灵州落脚。
鸣沙当时是开元年间列为上县的鸣沙县的县城，当地引黄灌区十分广阔。李亨一行到了鸣沙县，城南有个龙华台，屋宇宽敞，风景优雅，李亨一行便住在龙华台。国难当头，军务倥偬，李亨顾不上游览鸣沙的风景名胜，为组建平叛大军日夜操劳。当时鸣沙境内有两个安置少数民族的羁縻州，一个叫东皋兰州，一个叫安乐州，东皋兰州就在鸣沙县城附近，安乐州距鸣沙还有100里路程（今属同心县）。黄河北岸的丰安县也有三个羁縻州，即燕然州、鸡田州、鸡鹿州，它们都是内附的少数民族，平素跟唐朝关系不错。特别是安乐州吐谷浑部的先祖诺曷钵，唐太宗时娶唐朝的弘化公主为妻，与唐王朝有姻亲关系，现在为了平叛，李亨要动用这些社会关系，把他们的首领挨个请来，跟他们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为平叛出兵效力，还专门检查了养马湾的马匹情况，招募扩充了一部分骑兵部队。同时，也秘密为灵州登基大典作准备，一忙就是天。七月九日，李亨一行离开鸣沙前往灵州。临走时，朔方六城水路转运使魏少游从灵州带一千骑仪仗队到鸣沙迎接，沿途盛况空前。
到灵州安顿下来之后，杜鸿渐、裴冕、魏少游、李涵等，便按照李亨的心思，当然也是为了自己的进身，展开了劝进活动。劝进书曰：“今寇逆乱常，毒流函谷，主上倦勤大位，移幸蜀川。江山阻险，奏请路绝，宗社神器，须有所归。万姓颙颙，思崇明圣，天意人事，不可固违。伏愿殿下顺其乐推，以安社稷，王者之孝也。”李亨故作推让，五六次之后，才答应群臣所请。于是杜鸿渐等立即布置登基大典事宜，所有供帐、銮舆和膳食、陈布之仪，均按宫廷帝制准备，并率在灵州的文臣武将操练君臣朝见之礼仪。另外，还赶筑了“受命宫”和祭坛。七月十二日，李亨在灵州南门城楼正式继承帝位，改元至德，是为肃宗，尊父皇玄宗为太上皇。但这座灵州城并不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灵武古城，唐灵武城早已被黄河冲毁。
肃宗即位后，调集四方兵力，作反攻准备。当时李光弼已回守太原，郭子仪也从河北撤退，率五万余人赶到灵州。聚集在灵州的还有西部一些郡县的地方武装。兵力稍集后，谋士李泌建议，从正面牵制敌军，派郭子仪、李光弼出师河北，让敌人与范阳首尾不能相顾，疲于奔命，伺机歼敌；再派兵从北面与郭李配合夹击，攻取范阳；最后四面合击，收复两京，不出两年就可以消灭敌军，除掉北方边镇之患。肃宗表面赞同，实际上急于收复长安和洛阳，显示他再造社稷的丰功伟业，所以他采纳了宰相房琯领兵收复长安的要求，并且任用两个虚浮的书生帮他主持军务，还从河东调回了郭子仪。至德二年（757年）九月，郭子仪率所部和回纥借兵15万人在沣水东与叛军展开决战，歼敌6万余人，一举攻克长安。宝应元年（762年），肃宗死，代宗即位，命诸将和回纥兵收复洛阳，历时7年多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安史之乱使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破坏，各族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唐朝也由盛转衰，进入藩镇割据的乱局之中。
唐肃宗曾经驻跸的鸣沙龙华台，后世演变为一座粮仓。西夏时叫天丰仓，储粮100万石，直属朝廷管辖，人称御仓。在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发生的宋夏元丰之战中，曾一度被宋将刘昌祚占领。
元丰之战，是北宋和西夏之间众多战役中著名战役之一。其著名之处在于战机难得，却得而复失；胜利在望，却可望而不可及。最终胜负逆转，教训多多。
1067年12月，西夏第二代皇帝谅祚卒，年21岁，谥曰昭英皇帝，庙号毅宗，墓号安陵。谅祚死后，子秉常立，年方7岁，母恭肃章宪皇太后摄政，解除宗室嵬名浪遇（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之弟）军权，以她的弟弟梁乙埋为相国。在梁氏的支持下，对朝廷内部进行人事调整，凡近臣要职，均选用自己的亲属。于是形成了一个以梁太后和梁乙埋为首的母党官僚集团，控制了夏国的最高统治权。
梁氏集团的专政，不仅遭到夏国汉族地主阶级的反对，也遭到夏国皇室中党项贵族的不满。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梁氏集团连年向宋朝发动战争，宋神宗为了报复，下令禁止宋朝边民与夏国人民的私市贸易，进行经济封锁，引起西夏国内不满，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
夏大安二年（1077年），惠宗秉常年满16岁，按照祖制开始亲政。但这时母党梁氏集团不愿放弃已经控制了多年的朝政，一切实权依然掌握在梁太后手中。大安七年（1080年）一月，秉常在皇族的支持下，下令取消蕃仪，恢复汉礼，遭到母党势力的强烈反对而没有能够实行。
大安八年（1081年），是宋神宗元丰四年。三月，夏将李清向秉常建议，将黄河以南的不毛之地划给宋朝，与宋结好，以便借助宋朝的力量削弱梁氏势力。秉常接受建议，并准备派李清去宋朝联系。不料事情泄密，被梁氏得知消息，便与幸臣罔萌讹密谋，先将李清诱杀，然后将秉常囚禁在兴庆府外5里的木砦地方。消息传出后，秉常的亲党和党项各部酋长，立即各领所部，固守堡寨，与梁氏对抗，于是国内大乱。五月，保泰统军禹藏花麻以秉常失位为由，请求宋朝发兵征讨，并表示如果宋朝出兵，自己愿意率全族作为内应，共讨梁氏。宋神宗觉得机会难得，于是决定大举出兵伐夏。宋夏元丰之战，由此开始。
元丰四年（1081年）六月，宋神宗以熙河经略使李宪（宦官）为统帅，兵分五路，从东、南、西南三个方向向西夏腹地进攻，总兵力近50万人，意在一举占领灵州，荡平西夏。西夏梁太后听说宋朝发起大规模进攻，慌忙分遣各监军司兵，委任梁永能总领抵御，全部兵力不足万人。
八月，夏将禹藏花麻听到李宪已经攻到夏境，便领所部弃城出走。驻守西使城（今甘肃定西县西南）的党项族首领讹勃哆等，率兵万余人向宋军投降。梁乙埋遣兵数万赴西使城增援，途中得知城已丢失，只好退守翕谷（今甘肃榆中县南）。翕谷是西夏窖藏粮食的地方之一，夏人称之为御庄，李宪占领西使城以后，乘胜向翕谷挺进，夏兵抵抗失败，纷纷溃逃。宋军攻破翕谷，发窖取谷和弓箭等兵器，然后进取兰州。宋军攻入兰州后，李宪上疏请“筑城建帅府，以固羌夏之心”。
宋将种谔领本部兵9.3万人出绥德城，攻米脂（今陕西米脂县）。梁永能领兵8万增援，被种谔击败。夏兵相互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致使无定河河道堵塞，米脂守将令介讹遇出城投降。宋军占领米脂后，进围石州，州将抛弃文牍簿书和器械等，引兵败逃。种谔乘胜挥兵抵夏州，知州索九思还未见到宋兵就仓皇而逃。第二天，种谔率兵趋银州，守将献城降宋。
高遵裕率步骑8.7万人出环州，沿白马川（今甘肃环县西北）进兵，直逼夏清远军。守将嵬名讹嗯自知难以抵挡，举城投降，高遵裕领兵至韦州，夏兵早已跑光，仅留一座空城。宋军入城后，高遵裕下令不许毁坏官寺和民舍，以示招怀。
王中正（宦官）领所部从麟州（今陕西神木）出发，过无定河，循水北进。一路沙丘沼泽，兵马多被陷没，行动迟缓，一个多月才抵达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夏兵弃城而逃，宋兵入城，城中老弱病残500余家，尽遭屠杀。接着，宋军又在城西左村泽击败守护窖粟的夏兵1000余骑。
刘昌祚率所部番汉兵5万余人，从泾原出发，一路向北进入夏境。至磨其隘口（今同心县莫其子），隘口旁有山，曰小凤台疙瘩，海拔1958米，是通往灵州的必经之地。梁乙埋已率领3万夏兵严密把守，如欲强行通过，必有一场恶战。于是刘昌祚决定留一小部军队在这里佯攻，牵制梁乙埋的夏兵，大部分主力悄悄向西渡过葫芦河（今称清水河），绕过尝移口（今中宁长山头），从西边沿寺口山东麓北进，直抵尝移口北侧西夏守军的后方补给中心，发起突然袭击。这里的西夏守军原以为前面有尝移口抵挡，准备不足，慌忙应战，结果大败。夏军大首领没罗卧沙、监军梁格嵬等阵亡，讫多埋等20多人被俘，士卒死2000余人。从此，这里留下了大战场的地名。梁乙埋闻讯后，知道自己上了当，立即挥师向北，直抵鸣沙，但刘昌祚早已夺取了西夏的鸣沙御仓。鸣沙御仓储米100万石。有了这100万石军粮在手，刘昌祚的底气更足了，率领自己的5万大军，杀过牛首山，直抵灵州城下，把灵州城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
宋军五路攻夏，开始连连得胜，军威大振，而夏军接连失利，节节败退。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梁太后束手无策，只好问计于群臣。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诸将无计可施，只好请求倾全国之兵力，出兵再战。在一片喧闹声中，一位老将献计说：“不须拒之，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精兵于灵、夏，而遣轻骑抄其后路，绝其馈运。彼大军无食，可不战而困也。”用现代话说，就是诱敌深入，只要断了他的粮道，不用打，就把他饿走了。梁太后无奈，只好采纳了他的建议。
刘昌祚的大军到了灵州城下，把城围得铁桶一般，夏军闻风丧胆。胜利之师，本可一鼓作气，乘胜打开灵州城池。但是，在序列上他受环庆经略使高遵裕节制，高遵裕是他的上级，怕他单独打下灵州得了头功，命令他暂缓攻城，等自己的部队到了再一起进攻。高遵裕的军队赶到灵州城下时，已经进入十一月了，就这样贻误了战机。
灵州城被围天，在这期间，梁太后调兵遣将，一面坚守城池，一面根据那位老将的建议，派出精锐骑兵，抄了宋军的后路，断了宋军的粮道。鸣沙御仓虽然有粮100万石，但是运不到前线。士兵吃不饱肚子，必然影响战斗力，本可一鼓作气打下的灵州城，围了18天还没有打开。十一月天气，夜晚温度降到零下十几度，宋军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各路大军又不能如期会师，五个指头捏不成拳头。梁太后又命令夏军乘夜从高处掘开七级渠（今称秦渠），放水淹灌宋军，灵州城下成了一片泽国。宋神宗得到战报后，只好下诏班师，夏军又乘势追杀，结果10余万大军，逃回1.3万余人，约占十分之一，损失十分惨重。当时随高遵裕出征的监察御史张舜民亲眼目睹了这场惨败，他以悲愤的心情写诗描述了战场的惨景：
青冈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凭君莫上望乡台。
这场战争，宋军先胜后败，夏军先败后胜，初战的情况与后来的战果发生了180度的逆转，究其原因，从宋的方面看，主要有两条：决策时宋神宗指定宦官李宪为五路大军的统帅，曾遭到部分大臣的反对，但当时王安石已经罢相，皇帝无可以倚重的大臣，只好以宦官为之，结果战场上缺乏有力的指挥和协调配合，主动进攻变为被动挨打，这是造成战局逆转的原因之一。环庆经略使高遵裕嫉贤妒能，使猛将刘昌祚在灵州城下不能作为，致使唾手可得的灵州城最后成了埋葬宋军的坟墓，这是造成失败的原因之二。从夏的方面看，主要是梁太后在关键时刻能够虚心纳谏，采纳了那位历史上没有留下姓名的老将的深谋远虑。可见为将之道，勇重要，谋更重要。
西夏以后至元、明、清各代，鸣沙龙华台仍作为国家粮库使用。民国32年，宁夏马鸿逵在龙华台上下建了6个仓库，可储粮140万斤。新中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接收，仍作为粮库使用，叫做鸣沙粮库。
鸣沙粮库占地10亩，有围墙环绕，呈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短，大门朝西开。粮库将龙华台围在院内偏东处，占地近2亩。迎门有一斜土坡直通台上，台高约1丈，四周用大青砖砌护，砖多有破损。台上四周有砖砌的3尺高女墙相护。台东边建有3大间办公室，办公室前南北两侧各建有相对称的粮库共4座，每座库库容20万斤。台下西南角建粮库两座，库容各30万斤。大门右侧有门房，门前凿井一眼，左侧是伙房和厕所。除此，剩余空地皆植枣树、梨树和蔬菜等。
1953年7月的一天，乌云遮日，雷电交加，暴雨突降，龙华台因排水不畅多有渗漏。暴雨过后不久，台北侧中央（即两库连接处）砖壁及夯土忽然坍塌，一声巨响惊动了粮库主任吴定国、会计何仲德和保管刘垣等人，他们前去观看。只见坍塌处露出了一个红漆门框及砖阶，待仔细察看并粗测后，始知该门框高2.5米，宽1.7米，用比现时门框加倍厚的松木板材铆合，十分坚固，框三面用大红漆油刷，色彩十分鲜艳，犹如新漆的一般。框顶部悬一青石大匾，匾长1.5米，宽0.7米，厚8公分，自右至左用赵体楷书阳镌盈尺三个大字“龙华臺”，字迹苍劲秀隽，堪称一流。入门三步即有砖砌阶梯10余级，若不封顶，拾级而上可直达台上。事后许多干部和教师前往参观。这段坍塌因无碍仓库大局，职工们只用残砖砌了段矮墙保护，再未理会。20世纪60年代初，县粮食局拨款全面翻建粮库时，由主任张永祥领导，将龙华台上的4座粮库和办公室拆除，台土就地扩展推平，作为基地，石匾埋入地下，门框改作它用，自此龙华台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