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前，中宁中学图书室有一套丛书，名叫《万有文库》，内容纵览古今，横跨百科，是一套普及型大众版的百科全书。不但包罗万象，卷帙浩繁，而且开本小，本子薄，便于携带和翻阅，很受师生欢迎，借阅率很高，堪称该图书室的镇室之宝。
关于这套丛书的来历，说来颇具传奇色彩。20世纪20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编成这套丛书，全国发行，在文化教育界很受欢迎。那时，恩和完小因办学有方，成绩斐然，在中宁教育界名列前茅。校长安秉彝看到报上的推介广告后，就决心为学校购买一套，以供全校师生阅览之用，一则给学校增加一项硬件设施，二则也算自己当了一任校长的业绩，雁过留声。
安秉彝（1903~1974年），是恩和镇沙滩村人，自幼在恩和完小读书，1923年从甘肃省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后返乡，被恩和完小校董事会推为恩和完小校长。其时，恰逢其叔父安钦赴广州和香港销售枸杞，安秉彝便自掏腰包，凑足书款，让叔父在事毕后绕道上海，为学校购买一部《万有文库》。
安钦是本地富户，也是恩和完小董事会的董事，且又受侄儿委托，便谨记在心。但因当时交通不便，出行艰难，做生意又拖延时日，及至他卖完枸杞，从港穗折抵上海时，《万有文库》已经涨价，侄儿给他的书款，已经远远不够了。
这天，安钦兴致勃勃地来到商务印书馆经销部，掏出钱来要购《万有文库》。经销人员一数钱，便说：“钱不够啊，不能成交！”安钦说：“报上登的不就是这个数目吗？”经销人员说：“那是从前，现在涨了！”安钦一听，方知自己迟到误了事，懊悔不迭，呆坐一旁，连声叹息。此时，恰巧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在一旁，这一过程被他全部看在眼里。王云五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学者，后来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他是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听安钦说他从港穗来，已生亲切之感，又听说他给宁夏买书，便对经销人员说：“宁夏地处边陲，文化落后，难得有人有心购买此书！好吧，我做主，就按原价卖给他一套，作为本店对边疆地区教育事业的支援！”安钦对王云五感激不尽，带着《万有文库》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乡，总算不负侄儿的重托。
安秉彝听了叔父讲述的购书过程，十分感动。因学校坐落在引黄灌区，空气潮湿，又特意在校园内盖了一座二层小楼，作为图书室，把这套书放在二层楼上，老师和高年级学生可以凭卡借阅。
据说，当时宁夏全省只有两套《万有文库》，这是一套，另一套在省城银川。物以稀为贵，因此这套丛书在当时的宁夏可谓弥足珍贵。
1952年，中共中宁县委书记赵民先兼任中宁中学校长，他认为这套丛书放在中宁中学比放在恩和完小更能发挥作用，因此动员恩和完小把这套丛书捐赠给中宁中学。中宁中学图书室得到这套丛书后，十分重视，全部造册登记，分类保管，深受全校师生的喜爱。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它和其他文化典籍一起，难逃“四旧”厄运。红卫兵们口里把它骂得一钱不值，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心里却暗暗打着的算盘，有人悄悄动手把它揣着怀里，你一本，他两本，不等“文化大革命”结束，这套丛书一本也不剩了。
中宁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从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等发达地区支宁人员的支持。其中上海支宁文教大队的贡献最为突出，闻名全国的冯志远老师，就是上海支宁文教大队的一名成员。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中共宁夏工委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领导到上海求援，请求上海派一部分专业人员来宁支援宁夏的各项建设事业。恰巧中央对京、津、沪等发达地区也有这样的要求。于是，上海市的领导很痛快地答应了宁夏方面的要求。上海方面接受了宁夏的要求后，把计划支宁人员的名额向工交、财贸、文教等系统量化分配，各系统又量化分配给所属各单位，各单位再确定具体人员。文教系统的人员集中后，后来编为文教大队，其成员有大、中、小学教师，以中学教师居多。
1958年10月21日，他们从上海火车站乘车出发，10月23日到兰州，换乘火车，10月24日，于自治区成立的前一天到达银川。自治区成立后，他们在银川郊区银新公路路基垫筑工地上参加了一个冬季的劳动锻炼，1959年4月开始分配工作。文教大队共三个中队，分到中宁的是第三中队的一个小队，有冯志远、仇标、董定文、童秉义、吴松陵、王明国、姚公英、李术培、马欣朗、胡国勋、周春海、王沛文、杨治中、张葆初、王铭新、曹永康、周详、沈尔才、张明霞、何仁灿、沈乾演、宋秀珍、朱文祥、周行健、徐孝穆、叶玫珍、姚古宏、陶蕴南、宋红英、范佩珠、江溯、许快雪、曾智仁、陈兆康、薛志文、徐培元、王丽娟、许一星、谢自齐、徐文彩40人。
1930年冯志远老师出生于吉林省双阳县农村，青年时代尝尽了苦难。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考进东北师范大学，是五个兄妹中唯一的大学生。在大学刻苦攻读的几年间，他目睹了城乡发生的巨大变化，亲身体会到中国人民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废墟上站起来，像一轮红日升起在东方的那种骄傲和自豪。尤其是中朝两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大江南北，校园内外，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心中涌动着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激情。因此，当祖国召唤的时刻，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大都市安逸舒适的生活，只身投入支宁文教大队的行列。
冯老师支宁支教的第一个落脚点是1957年初创的鸣沙民办初级中学。冯老师是鸣沙中学第一位有大学本科学历的语文教师。那时候，学校只有5个班，由于缺少专业俄语教师，俄语课开不全，学校只好让他带一个班的语文，另外兼两个班的俄语。冯老师对学校的安排非常高兴，对他来说，这两门课都是专长，都可以大显身手。他写信告诉妻子，说了在鸣沙中学工作的喜悦心情。同时，让妻子把她阅读后的《文汇报》寄到鸣沙中学。在鸣沙中学期间，冯老师经常阅读《文汇报》，特别是那些经过妻子阅读之后又划出记号的文章，他更是认真细读。当时，一份《文汇报》把夫妻间的情怀与业务学习交流结合了起来，使远离上海的他经常能体验到上海风情。同时又把上海文史界、教育界的动态传到了大西北的穷乡僻壤，使他能够及时了解沿海学术前沿，并将其融入自己的三尺讲台，以更加充沛的精力投身于西北农村教育事业。
在鸣沙中学期间，冯老师夜以继日地忙碌着。早晨与学生们一起出操，备课、上课、改作业。下午，除了上课之外，还要挤时间攻读相关的经典文著，不断获取新的知识和营养，能在学术上有新提高。
初中的古文教学是语文课的一个难点，教与学都比较困难，每一篇文章的教学时间一般要2耀3课时。冯老师抓住课文短这个特点，每次上古文都先由自己背诵课文，然后引导学生复读，再逐段逐句串讲。他熟记着教案和课文，抓住中心，层层深入，句段词语的讲解有如枝连叶衬。他在课堂上讲《卖炭翁》，下课之前检查教学效果时，学习较好的学生有的已经会背课文。师生们都称赞冯老师的语文课讲得好。
对于学校教育来说，教学方法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冯老师十分重视教学方法的研究和运用。他从东北到华东，又从上海到宁夏，他尊重领导，团结同事，对学生关怀体贴，与学生们建立了亲切的情谊。他精心设计每一节课，每次上课都能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到教学内容上，使学生关注教学重点，突破难点，从而学有所得，增长了知识。他注意阶段考核评讲，使学生们看到自己的进步，增强学习信心，更加勤奋地学习。他的学生刘文惠，后来成为宁夏有名的戏剧作家。
冯老师在教学工作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因材施教，因时设教。无论是课文教学还是作文教学，他都注重个别辅导，通过个别辅导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每个学期都对每个学生面批作文一至两次。每个星期安排的语文自习课辅导，他都要带着一批问题，到自习课上与学生交谈。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上课了，冯老师在与学生交往中又引导大家阅读课外书籍，进行阅读指导。当时，样板戏盛行，他与学生们一起学样板戏，他的宿舍成了临时课堂。有时候，他边拉胡琴边唱边演边教。学样板戏的人多了，大家请他和班主任李术培当导演，排练了《沙家浜》，1968年在春节期间到附近农村演出。学生们在排练和演出中提高了文化素养和艺术兴趣，回乡以后有不少人成为农村文艺活动的骨干。
1973年春，冯老师因工作需要调到关帝中学（中宁三中）。这一年，他的独生子才三岁，为了照顾远在上海多病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他更加节俭了。他的视力也逐步下降，离了放大镜看书就很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始终不说自己的困难，不少带一节课，不少做一次课外辅导。有些学生经济困难，他还给买学习用品。后来，学校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多方寻找英语教师，开英语课。冯老师又主动学习英语，请缨任课，兼带英语。1984年春，刚过完第55个生日之后，在课堂上他突然双目失明，完全看不见了。他硬挺着把那一节课上完，才让学生扶他回住处。双目失明以后，学校领导劝他安心休养，不要带课。学校团委发动学生自愿组织“学雷锋小组”，在课余时间帮他料理生活。他非常感激，但是仍然坚持带课，语文课带不了改带历史课。就这样，他在每一节课之前先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帮他读历史课文，再由他思考教学内容，准备说书式的腹稿，上课前由学生扶他去教室讲授，历史课一直带到1990年退休。
冯老师在宁夏支教43年，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夫人马毓仁曾两次来中宁看望他。第一次是1960年春季寒假期间，她冒着严寒北上，经过几千里奔波，来到中宁县。第二次是2000年7月暑假期间，她和儿子从上海来中宁看望分居两地已达42年之久的丈夫。关帝中学校长王文华和冯志远的学生刘天龙等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王文华心想，这次冯志远老师该和他的妻儿回上海了吧。但是冯老师还是不愿意回上海。他自感此生愧对妻儿，面对着体弱多病的爱妻，他不忍心再给他们增添麻烦，让他们服侍自己。不久，他又得了脑血栓。直到2002年5月27日，他的妹妹冯宝珍将他接回吉林省长春市居住。
冯志远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他被评选为2005年“感动宁夏”和“感动吉林”人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他的模范材料上批了四个字：感人至深。宁夏电影制片厂把他的先进事迹拍成了故事片在全国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