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的宁安堡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的活动中心。从明清起，它就号称水旱码头，《嘉靖宁夏新志》上说，其商贸“犹如州邑”。
古代没有火车和汽车，商品流通必须依靠马车、牛车或驼队、马帮进行运输，为此必须逢山有口，逢河有津。宁安堡西边有山，山有寺口，过了寺口，可达兰州；东边有山，山有峡口，过了峡口，可达银川、包头。因此，陆路交通极为方便，所以它是旱码头。而且宁安堡地跨黄河南岸，有木船，有簰子（羊皮筏子），早在南北朝北魏时期刁雍就开辟了黄河水运事业；唐朝设六城水运使，首站在中卫，末站鄂托克；元代郭守敬来宁夏治水，专门造了一批大船放在河里，扩大河运力量，还在鸣沙设水路驿站。宁安堡水运历史十分悠久，所以也被称为水码头，是商品水上集散的中心。如青海的木材、兰州的水烟、靖远的软梨、下河沿的烟炭、瓷器，从水上用牛皮筏子或羊皮筏子运到这里，再转销各地；本县的枸杞、甘草、发菜、皮毛，也是用木船或筏子通过这里运往包头，再转运津京，远销全国。
宁安堡很有名气，地理位置也很重要，因为它是银川至平凉、西安的驿站咽喉。驿站是古代传递公文、供来往官吏休息、住宿的机构。自隋至清，全国各地均有设置，隶属于兵部。府、州、县设有驿厅，置驿令或驿丞，管辖下属驿站。站设驿吏一人，驿卒、驿马各若干，准备随时传递公文。公文袋上粘有火燎鸡毛的称火燎毛折子，即属紧急公文，驿站必须飞马星夜传递，不得延误。
在元代，鸣沙就已设立了驿站。驿站由陕西进入宁夏，在惠安堡分支，一路从东走宁夏（银川），一路从西到鸣沙，渡河后经应理州到达河西走廊。鸣沙驿站设驿丞管理，有驿卒、驿户、房屋、马匹、车辆、食物、被褥等，驿道繁忙，常见驿马不敷。到了明代，中宁境内就再也没有驿站了。清雍正七年（1729年）在中卫设西路厅驿道。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在宁安堡设渠宁巡检司，先后管辖过境内个驿站。
其中之一是渠口堡驿站，它设在原渠口堡街西北部，今被青铜峡水库淹没，建有住房和马厩20余间，置驿吏1人，驿卒30多人，驿马40多匹，担负着与大坝驿站、胜金关驿站、宁安堡驿站之间的公文传递。之二是胜金关驿站，它设在永兴堡城内，今已崩塌入黄河中。建有住房、马厩10余间，置驿吏1人，驿卒15人，驿马30匹，担负着与镇虏驿站、渠口堡驿站、宁安堡驿站之间的公文传递。之三是宁安堡驿站，它设在宁安堡城东头道巷口。坐北朝南，前面建住房10余间，后有马厩10间，置驿吏1人，驿卒9人，驿马11匹，担负着与渠口堡驿站、胜金关驿站、沙泉驿站之间的公文传递。之四是沙泉驿站，它设在今陈麻子井境内东南约两公里处的沙泉台子，置驿吏人，驿卒人，驿马匹。沙泉台子原建有驿堡一座，内建住房20余间，马厩10余间，担负着与宁安堡驿站、进南部山区第一个驿站之间的公文传递。清同治年间，陕西、宁夏回民义军与清军在这一带几次交战，沙泉驿堡被毁，后驿站迁至陈麻子井。由于交通和通讯便捷，宁安商贸向来十分发达，就连从政的官员，都愿意到这里来做官。
本县曾流传过一首民谣：“金张掖，银武威，要使广钱走中卫！”说的是清朝时期在甘肃官场上做官，如果当县令，那么张掖最好，武威第二，如果再不可得，那么中卫第三。
这首官谣的另一个说法是：“金张掖，银武威，点名不到走中卫。”是说巡抚召集拟任官员分配调迁，有的人本来绩效不错，可以分到张掖或武威，但来迟了，点名不到，结果分到中卫。当时甘肃全省有100多个县，尽管没有排上第一第二，排上第三，也就很不错了。
张掖和武威，为什么能排上全省第一和第二？因为它们都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下，地平川大，夏季有祁连山融雪的灌溉，水草丰美，畜牧丰饶，盛产小麦、水稻、谷子、豆类、蔬菜、瓜果，又是河西走廊和青海、新疆一带农牧产品的集散地，农商两旺，交通畅达，所以在甘肃当官，谁不愿意摊上这样的肥差？因此成了官员心目中的首选和次选。那么，中卫为什么能成为甘肃全省的第三目标呢？这要归功于宁安枸杞。从明朝起，“各省入药甘枸杞，皆宁产也”。这个“宁”，指的是宁安堡，即今中宁县。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756~1760年）担任中卫知县的黄恩锡有一首竹枝词：
六月杞园树树红，宁安药果擅寰中；千钱一斗矜时价，绝胜腴田岁早丰！
千钱一斗，也就是一斗千钱。一斗千钱，中卫能不钱广吗？没有中宁枸杞，中卫能否成为甘肃第三，实在难说得很。
新中国成立前宁安有百十家店铺和一些摊贩，最大的店铺是晋商庆泰恒。晋商西来中宁，清朝乾隆时期的地方志就有记载：“民务稼穑，不治蚕桑，布帛所需，俱以粟易……市肆多山陕人，春出布帛售诸居人，夏收取偿；夏售布帛，秋收取偿，价必倍之。居人偿则以谷菽者居多，其价复贱。乡村之民去城市远者，多困于商。谷贱伤农，信不诬矣。”
同治元年（1862年）陕西关中地区爆发回民反清起义，清廷派兵围剿，起义军向西转移，逐渐影响到甘肃。山西万荣县杨某和临猗县李某在平凉合开的店铺庆泰源，濒临倒闭。于是他们商议，将店铺向西转移到号称宁南水旱码头的宁安堡，改名庆泰恒。庆泰源改名庆泰恒，表示他们看准了宁安堡这块风水宝地，要在这里永远扎根。
庆泰恒的铺面在宁安堡南关，是租用当地人王世景的房子，经营资金银元。庆泰恒的业务，在中宁收购当地所产枸杞、甘草、皮毛、发菜等土特产品，经过加工、整理、打包。水路，用船运到包头（新中国成立以前铁路只修到包头），再用骆驼或火车运至京津销售；旱路，用马车运至平凉或西安，再转运武汉、上海、广州销售。
当时的商贸经营很活泛，除日常现金交易外，还可春赊夏还，夏赊秋还，从中获取比正常市价更高的回报。也可以青苗作为担保，贷款给农民，收获后本利双还。高利率使农民吃亏，但是能解决春季手头现金短缺的问题，农民也就只好认了。
清末民初，洋货盛行中国，庆泰恒顺应潮流，从天津和上海购进洋货，花样很多，有金洋牌漂白布、人头牌斜纹布、五马牌粗布、德国缎、泰西宁绸、直贡呢、花达呢、花哔叽、巴黎呢、荷兰白糖、德国方块冰糖、三炮台香烟、哈德门香烟、老刀香烟、红锡包香烟，还有国产土布、旱烟、红糖、海味等十多种，适路广销，大得其利。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上海沦陷，庆泰恒改由西安进货，购进销售的商品有湖北云梦永机布，杭湘绸、呢、绒，陕西棉花，湖广茶叶，广糖等。
自清光绪年间开始，到1926年，庆泰恒已拥有商铺9家，商号分布在山西、西安及宁夏各地，经营商品有地毯、花布、呢子等十多个品种。
为了发展生意，庆泰恒还向全国各发达地区派出坐庄人员。坐庄人员就是总店派到该地的商务代表，负责收集该地商业信息，销售总店发往该地的商品，并在该地采购适销商品发回总店。先后派人坐庄的地点有：香港、上海、西安、成都、郑州、禹县、汉口、广州、包头、固原、靖远、凉州等。
1937年，庆泰恒在中宁南关购地12亩，修筑大寨子，次年落成。花费4万银元。寨子坐东北，向西南，分前后两院，内修砖木结构二层楼房20间，出厦平房120间，是当时中宁有名的大型建筑。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解放宁夏时，兵团司令部曾驻扎于此。杨得志司令员和李志民政委在这里和宁夏军政和谈代表团进行谈判，双方共同签署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协议》，促成宁夏和平解放，史称“中宁谈判”。
庆泰恒初建时，资金2000银元，民国初年已达3万银元，1938年达到500万银元。庆泰恒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一到多，分号、坐庄遍及全国10余省市，得益于经理张文泰经营有方。
张文泰（1883-1957年），字宁璞，又字子修，山西临猗县焦家营人，他没有读过多少书，是个自学成才的晋商。少小离家，跟人外出学做生意。岁在固原泰和店当学徒，15岁经人引荐转入中宁庆泰恒当学徒，谦虚谨慎，勤奋好学，后来升任司账。他胆大心细，善于观察，长于谋略，才思过人，能及时捕捉商机。1922年，庆泰恒经理武考河告老还乡（山西），推荐他继任其职。张文泰接任后，任劳任怨，事必躬亲，抓大事，也抓小事，立足中宁，放眼全国，终于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新中国成立后他顺应潮流，拥护社会主义，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张文泰为私方代表，享受应得的政治和经济待遇。1957年因病去世，庆泰恒的历史随之结束。
庆泰恒商贸的发展，给中宁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百姓日常生活用品、商贸交易都可到六市进行，即米粮市、菜市、骡马市、炭市、草市和人市，逢市都是热闹非凡，生意兴旺。
米粮市位于县城北面山陕会馆门前的场地内（现城镇中学处）。清晨，四面八方的农民驴驮车拉地把要粜的各色粮食运到市上，自动排列成行待粜，每天不下二三百人和万斤粮食。粜买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成交，然后粜方把粮食移至斗行处。斗行用财政厅颁发的标准升斗用刮板把粮食刮平，刮一报一，互相监督，免生差错。货款两清后粜主将粮食送到附近买主家里。斗行的佣金规定每斗5分，由粜买双方各承担一半，但因历史原因执行困难，而是沿袭传统的“折底子”方法，即把约（土语）剩的少数粮食留作实物佣金。斗行是报经省财政厅注册的，一届3年，每年要缴纳一定数额的税金。1949年麦子很秕，一块银元可买75至100斤。粜麸子、米糠的也在这里，成交后借用一下斗行的升斗就行了，不过是带尖的，以垒不住为准，斗行不折底子。
菜市紧靠南城墙根，约2亩田大，有3个出入口。市内有固定菜贩20余家，终日营业，更多的是来自城郊的菜农。菜的品种依季节变换而不同，春夏之交主要是韭菜、白菜、萝卜、菠菜，还有苦苦菜、猪耳朵、苜蓿等野菜。夏秋季品种最多，有茄子、辣椒、豆角、黄瓜、菜瓜、莴苣、葫芦、土豆、苴莲、莲花菜、蘑菇及沙葱等。冬春时品种最少，主要有土豆、胡萝卜、苴莲、莲花菜和豆芽菜。豆腐常年都有。为了便利顾客，猪肉铺和调和、粉条、粉面子摊点也设在菜市附近。牛羊肉架多在回民聚居的南关清真饭馆附近。肉、调和、粉条等与菜的计量不同，前者上秤，后者数个或估堆。价格在淡季和旺季有所升降，不过不太悬殊。
骡马市最初设在米粮市西靠近城墙处，后迁城外西南角柳青渠边。买卖牛、马、驴、骡、羊均在此，由牙行负责交易。牙行凭自己丰富的经验，一般先不做声，待买卖双方相请时才提出作价意见，供双方参考。其方法不是口头表达，而是采用传统的“掏麻雀”保密方式，即用其特制的长袖分别与买方和卖方用手指在袖筒内暗为协商，彼此增减，直到成交后才揭明价格。五指所示数字，一指为1，余类推至5，六是大小两指，七为大、食、中三指捏撮，八为大、食二指形似中文八字，九用食指勾曲，与阿拉伯数字相似，零为整拳。成交后当着牙行货、款两清。牙行所收佣金，一般是总金额的0.5%，不过也可协商，由买卖双方各出一半。此行还有个历史遗规：“卖畜不卖缰”，即在买主拉走牲畜、羊只时，卖主须将笼头缰绳留下，买主另行置备。寓意是畜不断种，槽头兴旺。
炭市先前设在西头道巷理门公所西侧空地上，后迁西二道巷。最后一个牙行名冯运林，经商务会允准控制炭市。其计量工具是大杆秤和升斗，大杆秤用来挂块炭，升斗用来约末炭。挂炭先用传统旧码划下每秤的斤数，过完总计。升斗约末炭是带尖的。收取佣金的方法是每过一秤块炭，牙行便拿买主的一块三五斤重的炭留下；末炭视数额多少折些多少不等的底子。块炭价比末炭价几乎高出一倍而末炭中浇水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当时炭的来源有北山（碱沟山）、土坡、上河沿和灵武4处。因产地距县城都较远，所以运输方法也不同。北山炭是生活用炭的主要来源，距县城约35公里，有黄河相隔，运输很不方便。春、夏、秋三季先用木轮大车和畜力把炭运至河北岸边，装船渡到南岸，再运至县城。冬季黄河封冻，可直接运输。这时也是黄河南岸农民买炭存炭的大好时机。土坡虽不过河，因炭质松软，燃烧时间短和烟气呛人，虽然价格低，但买的人少。上下河沿烟炭多用于铁匠炉、砖窑及有钱人家冬季烧炕，一般从黄河用木船和羊皮筏子从中卫上下河沿运来，价钱也不低。最贵的是碴子，从磁窑堡和石沟驿用骆驼驮来，有钱人家冬季用来取暖和平日引火。
草市处在东、南门外拐角处，这里车马店较多，脚户买草喂牲口十分方便。草有谷草、糜草、稻草、青草等。柴有麦柴、胡麻柴、毛刺柴、蒿柴、木柴等。草多由附近农民经营，他乡农民运来的多是毛刺柴、蒿柴和干柴。草柴都以个计，不上秤价格以谷草和干柴最高，随行就市，讨价还价，成交后由卖主把草柴送至买主处草市无牙行，也不上税。
人市即劳务市场，一贯设在南桥（现为南街柳青渠暗桥处）。冬春两季无人上市，夏秋季才有。黎明时分，打工的贫雇农就三三两两带着锹、镰刀、杈棍等小农具匆匆赶来应市。雇主也来得早，为的是早雇干活多。双方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达成口头协议后，打工者便随雇主而去。日工钱因农活季节不同而有别，譬如挖一天垡子一般给法币7毛，割麦子就是5毛，其他笨活和出力不大的活就要再少1毛了。雇主一天要给雇工管3~4顿饭及不限量的茶水。割麦子必须是白面大卷子和花豆米汤，干完活回家还要拿一个大卷子。
发达的宁安商贸，不仅方便了中宁县百姓的生活，还吸引了官僚资本和外国洋行前来投资。
新中国成立前，宁夏最大的官僚资本是马鸿逵的资本。年月，马鸿逵为了总揽宁夏金融大权，将宁夏省银行改组为宁夏银行，实行官民合办，马鸿逵以官民双方代表资格，担任董事长，财政厅长赵文府为监事长，李云祥为经理，马继德为协理。在宁朔、平罗、中卫、中宁、金积、灵武设分行，在磴口、陶乐、同心、定远营（今内蒙古巴音浩特）、兰州、西安设办事处。马继德是马鸿逵的本家兄弟，曾任宁夏地政局长；李云祥，河北省人，本是北京永增被服厂的一个跑外人员，因马鸿逵与该厂素有来往，李借机和马挂上了钩，揣摩迎合，百般奉承，被人称为马鸿逵的“招财童子”，又和赵文府、程法刚、金钟秀一起，被称为马鸿逵的“四大奴才”。他上任后，大量重用私人，如中宁分行的娄经理，就是他的河北老乡。马鸿逵用这样的人担任宁夏银行的正副经理，用意十分明显。
马鸿逵掌握着宁夏军政大权，当时全省军政经费和税款，统归宁夏银行经管，在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物价一日数涨的情况下，马鸿逵授意宁夏银行，任意拖欠或延迟发薪，比如一般军政人员，倘若按时领到薪饷能买5袋面粉，经过拖延，连三袋也买不到了。
宁夏银行下设的富宁公司，以经营土特产品为主，全省所有的羊毛、羊皮、羊绒、驼毛和驼绒，统由富宁公司收购，小价买，大价卖，和西北贸易公司勾结起来，套取大量外汇。
中药材甘草、苁蓉、当归、锁阳等，宁夏各地都有，一些以采药为生的穷苦百姓，终年在深山旷野之中，餐霜饮雪，劳动不息，勉强度日。自从这些药材由富宁公司收购以后，药价越压越低，一个强壮劳力，每天采药所得，连吃饭也不够，逼得一些人只好改行干别的。
中宁枸杞，一度也由富宁公司统购，后因收购价格太低，收购时挑剔过多，弄得茨农种枸杞不如种庄稼，许多人一气之下，忍痛挖掉枸杞树，改种庄稼。闻名中外的中宁枸杞，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残存无几。
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各省一律禁烟。宁夏省禁烟后，取消“烟亩罚款”，中央每月拨给补助费3万元。宁夏银行用此款从民间统购现存烟土二三百万两，在仓库里储存起来。马鸿逵禁种不禁吸，吸食大烟的需要量，一点也没减少，而存烟数量越来越少。在此情况下，烟价越来越涨，烟民大部分因买不起烟，由用烟枪吸改为“坐火车”（用烧红的铁丝烫吸）。有烟瘾的城镇劳工，苦干一天的工钱，仅能买到绿豆大的一点烟，有的倾家荡产，有的悲惨死去。
1942年，马鸿逵的四妾刘慕侠用自己的私房钱，在中宁北街购置房产，开了一家叫永义恒的商号，派善于经商的中宁县人贾鹤亭为经理，雇用店员17人，做起枸杞、发菜、布匹、杂货生意来，又刮走了中宁县人民不少血汗钱。
1949年，全国解放的形势逐渐明朗，马鸿逵自知他对宁夏人民的反动统治行将土崩瓦解，便在这年的3月邀请美国飞虎大队的大队长陈纳德夫妇来宁夏做客。陈纳德的夫人陈香梅是个华人，与马鸿逵四妾刘慕侠交情不错，马鸿逵殷勤招待之后，道出他的心事：请陈纳德用飞虎大队的飞机，帮助他把从宁夏人民身上搜刮来的金银财宝运到美国或香港去。陈纳德答应，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马鸿逵已经把他的财产基本上运到美国和香港去了。到1949年9月14日中宁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官僚资本进行没收时，只从富宁公司中宁分公司没收到羊毛1286公斤，驼毛243.5公斤；从永义恒没收到马掌铁条1218公斤，枸杞1石，发菜23.5公斤，青布5匹。
外国洋行来宁安进行掠夺式经营，始于清末光绪年间。光绪六年（1880年），天津英商新泰兴洋行，通过它设在石嘴山的分行，租用宁安堡南关复兴店的店址，设立宁安分行，当地人称其为南洋行。南洋行资金30万银元，职工30余人，主要收购枸杞和羊皮、羊毛，兼及甘草和发菜。1914年，在复兴店旁购地6亩，建房60余间，扩大业务。除在宁安正常开展业务外，还派人到同心、下马关、韦州、盐池、固原、海原以及甘肃之靖远、会宁等地大量收购羊皮、羊毛，运回中宁，包装后用船运至包头，再转旱路运回天津总行，然后加工或出口，一次只向清廷交纳2.5%的子口税。由于当时民族商业的落后，洋行大发其财。到1924年，其资金已由初来时的3万银元增加到70万银元，经营业务逐年扩大，仅每年收购羊毛，即达25万公斤以上。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天津另一家英商洋行仁记洋行，步新泰兴洋行之后尘，也通过它设在石嘴山的分行做工作，在宁安堡西门外典了杜九龄的店铺和染坊，设立仁记洋行宁安分行，俗称西洋行。西洋行有职工20余人，其业务也是收购皮毛、枸杞、甘草、发菜等土特产品，先运包头，再转天津。1914年，因业务扩大，出资将原本典下的杜九龄店铺和染坊买下，在原址打了一座寨子，便于货品的保管和储存。
外国洋行热衷于在宁夏收购土特产品，因为这里的土特产品物美价廉，有很大的利润空间，便于他们发财。例如羊皮、羊毛，价格低得可怜：一张滩羊皮，最高值白银二钱，最低一钱；绵羊毛每斤最高值白银七八分，最低四五分。但运到天津后，售价就高达数倍，带有明显的资源掠夺性质，为爱国人士所不愿看见。1926年，冯玉祥的国民联军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从绥远出发经过宁夏赴甘援陕，其部队中的政工人员共产党员很多，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其部队到达中宁后深入民间和学校进行革命宣传，仁记洋行（西洋行）的头目闻风丧胆，携款潜逃。新泰兴洋行（南洋行）的头目看到情况不妙，也打点行李，关门走人。从此在中宁盛极一时的两家外国洋行彻底消失。
从1880年到1926年，南洋行在中宁经营了46年；从1889年到1926年，西洋行在中宁经营了3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