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议会改革是英国近代政党组织发展的里程碑。议会选举的民主化，促使两大政党进行相应的组织改革，在代表制的基础上改革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向成熟的两党制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现在看到的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实行的两大党制度，其源头都出自英国，而这一时期正是英国政党制度的成型期。
1860年，自由党在伦敦成立了党监控制的中央总部。1877年5月31日，95个自由党协会的代表在伯明翰召开“自由党全国总会”成立大会。会议决议案规定：自由党全国总会将起重大作用，它将确定自由党在议会内的工作，统一自由党议员的立场。大会章程规定：自由党全国总会由两个机构组成——代表大会和总委员会。总委员会明确要求各自由党选区组织对辖区自由党议员施加压力，敦促他们在投票时站在本党立场之上。为此，伯明翰自由党委员会明示：自由党所有的不忠诚议员将失去他们的议员身份。1868年，保守党也成立了党监负责的“中央委员会”，两年后定名为“保守党中央总部”。但此时的保守党总部是一个“自荐式”机构，而不是由民主选举产生。1886年5月，保守党全国联合大会通过新章程，确定联合会的任务是做好组织和协调工作，协助建立地方保守党分会组织，宣传保守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
1867年，伯明翰自由党率先进行了地方党组织的改革并获得成功。1887年，自由党代表制组织发展到700多个。保守党后来者跟上，在70年代初的布莱德福特建立代表制议会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后向全国推广。在地方组织发展工作中，比较注意吸收工人阶级选民，使保守党获得一部分工人阶级新选民的支持。截至1875年，保守党代表制组织达到400多个。
在确立和完善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建设过程中，党魁的产生和首相的归属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一般来说，首相或前首相是执政党或反对党的党魁。但在第二次议会改革前，政党主要被认为是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或工具，而不是目的。党魁的产生和继承问题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重视。党魁的产生主要凭借他的出身、家产、社会关系和政治才干等个人条件，而不是正式选举产生。首相也不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以国王大臣的身份而不是党魁名义就职的。1868年，格拉斯顿率先以自由党党魁的身份发表竞选演说和组阁政府。从此，首相与党魁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大选获胜，该党党魁就代表本党组建政府。
19世纪60年代以后，保守党和自由党都建立了全国性的政党组织，各党的议员候选人几乎全部由党的总部指派或基层组织选派。而且，在大选结束后，各党总部很快就可以计算出自己的得票数，因此，不必等到新议会召开就可以挂冠而去。1868年大选后，保守党立即辞职下台，不到两周时间，格拉斯顿就组建起自由党内阁政府。从此，我们现在看到的两党轮流执政的制度确定下来。
19世纪中后期，两党制度得以形成和确立，而随着议会改革的进行，政党的自身建设也必然得到加强。为了争取主动，更多地获得选民的支持，自由党和保守党竞相改革，在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框架内，两党已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内阁因议案受挫而自动辞职现象减少，党能否组阁执政，关键看其在下院的议员数量。为了组织全国范围的选举工作，操纵本党选民进行投票，党一方面要加强中央的领导力度，突出党魁个人的影响力，发展党监制度，引导和监督本党议员服从党的纪律，在议会表决中站在本党一边；另一方面要着手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形成完备的组织网络。在两党的严密组织系统下，个人要想当竞选议员，如果得不到某个政党的支持就很难当选。权利与义务相等，议员必须与党的立场一致，假如某个议员投了政府的反对票，下次竞选就不会再得到党组织的帮助，失败将不可避免。党的宣传、组织和纪律工作成为重要的党务工作，党在大选中获胜上台，失败则辞职，内阁共进退。政党建设及其议会竞争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执政，实践自己的政治抱负。即使是反对党，在野期间也要形成了一个影子内阁，既是出于增强反对党政治实力的需要，也是为了随时在议会中击败对手并出面组阁而做好准备。这些都促使一党议员要坚定地站在本党立场上说话，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要从大局出发，维护党的形象和威信，否则就要受到批评指责，很难受到重用，如果担任职务还要退出内阁或辞职。
通过19世纪最后20年的不断改革，保守党和自由党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现代化组织系统，结构上呈金字塔形。顶端是党魁，党魁下面是党的前排议员和后排议员，他们分担着党内各种职务，在执政时，则按照在党内的威信和地位依次担任不同的内阁职务。
内阁政府规模是内阁权力最具体的反映。1830年格雷政府共有13名内阁成员，19世纪末以后达到20名左右。此外，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大英帝国的建立，原有部门管理事务加重，一些新增机构不断出现，内务部、外交部、战争事务部、殖民事务部、印度事务部等，都是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设立的新机构，当时这5个部门的长官被称为“国务大臣”。1867年成立了贸易部，1899年成立了教育部，19世纪晚期以后，又成立了地方事务部、爱尔兰事务部、农业部和卫生部等。到20世纪初，内阁管辖的部一级的行政机构达到20多个，因此，有些大臣就不能进入内阁，部一级大臣有了内阁大臣和非内阁大臣之分。内阁人数和下属部门的增多，必然扩大首相和内阁的权力。
现代政党制度的确立，内阁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大。在18世纪，内阁主要是国王的办事机构，内阁大臣主要负责王室所赋予的行政管理事务，有关公共政策的议案一般由议员个人提出，而不是由内阁集体提交议会讨论。议会的立法程序和有关制度也很少给内阁以优先权，任何议员都有权长时间发言，也可以随时提出议案交议会讨论。这时议会的特点是，国王在议会，即主权归属议会，但国王还具有一定的权威，议员可以自由言论，内阁在议会还没有什么发言权。19世纪中叶时，国家权力重心转向议会，内阁政府被称为议会的“执行委员会”，秉承议会的旨意管理国家。从70年代起，内阁地位逐渐增强，议会和内阁地位发生转换。作为议会基本权力的立法权已被内阁所操纵，因为一般情况下，执政党占据着议会多数议席，每逢议会投票表决，执政党党团组织会尽一切努力让本党议员全部与会，保证议案按照执政党的意愿得以通过或遭到否决。
内阁权力的扩大，使议会至上的原则逐渐被内阁至上原则所取代。1875年，迪斯雷利内阁不经议会讨论，独自决定借款400万英镑，购买苏伊士运河近一半的股票。财政权本是下院的专利，此举又事关英帝国大业，在这样重要的问题上，内阁政府也可以无视议会而独往独来，其傲霸英国权力重心可见一斑。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格拉斯顿在拒绝下院的调查时对议员们说：“你们的工作不是统治国家，而是要求——如果被认为是合适的话——国家的统治者作出说明……下院无疑拥有这种权力。”但是，“如果下院滥用这一权力，将置整个国家于混乱之中”。格拉斯顿的意思非常明确，即政府可以听取那些自己认为合适的议会建议，也可以不接受对自己不利的要求。
议会本是议员共商国是的场所，但为了保证“国家事务”在议会中被优先考虑，政府内阁依仗其在议会内的多数票优势，一再修改议会工作日程表，使议会围绕着政府工作中心转，内阁议案占用了议会绝大多数时间。据统计，1878-1887年，政府占用议会的平均时间是83%，在此之后的10年中，增加到84.5%。很多个人提出的议案根本就不能列入议事日程，极少数的私案要凭借抽签的运气才能侥幸在议会中讨论。因为只有在星期五才能对私案进行二读程序，很多议案占用的时间又长，所以，每年大约只有10-15件私案通过并成为法律，大多都是些不重要的问题。
议会时间的倾斜安排，激起了一些议员的强烈不满。有的议员采取拖延战术，即以滔滔不绝的议会发言干扰议会的正常程序，造成政府议案不能通过。为此，迪斯雷利政府于1877年通过了《中止辩论程序法》，规定：当制止辩论的提议得到100人以上的支持时，议长可以中止“过于冗长”的发言。这种法案出台后，使用频率高，每年动用该法案次数达20-40次之多。1881年1月31日，议会讨论格拉斯顿政府提出的《强制法案》问题时，一位爱尔兰自治派议员故意拖延时间，连续讲话41个多小时，试图以此来阻挠表决，因为有法在先，议长中止了该议员的发言。事后不久，格拉斯顿政府促使下院通过了《紧急法案》，规定在紧急情况下，首相可以要求议会对他提出的议案立即表决，无须经过议会辩论程序。此外，19世纪后期，“委托立法”范围进一步扩大，即在很多重大问题上，议会只确定法案的原则，将法案实施细则的制订工作，授权给内阁或某一行政部门负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议会通过了《授权法》，授权内阁政府可以直接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命令。有人认为，这些规定是传统议会与现代议会的分水岭，内阁也常常被人们称为立法机关的“第三院”。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个人在议会中的传统权力受到严格制约，多数党完全可以独霸议会，议会为政府而存在，内阁成为议会的主人。
由于政府对下院的操纵，19世纪末，政府议案已很难被否决和修正。1870-1906年，平均每年通过的政府修正案只有一件，其中后20年内只有9件修正案被通过。不仅如此，议会在19世纪后期已经不能参与政府的决策，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政府的决策范围日益扩大，时效性增强，决策内容的专业化和技术性越来越高，议员受制于专门知识，很难做到积极有效的干预，通常情况下，只能充当政府的表决机器。从理论上说，议会仍然享有对政府的监督权和质询权，政府大臣必须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在议会内陈述理由，如果他们不这样做，议会可以罢免他们的官职。然而，在英国近代实践中，不管内阁做了什么，几乎从未被议会罢免过，相反，内阁还掌握着解散议会的杀手锏。有人戏称，议会成为了内阁的专用议事机构。事实情况证明，自从19世纪以后，内阁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政府凭借下院的多数，可以在英国政坛上做出任何想做的事情。
考察英国政党制度不能回避一个特殊的党——工党，它与保守党和自由党不同，其成员组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欧洲各国都建立了类似的社会民主党，但是，英国工党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和平改良的道路，这与德、法等国的社会民主党不一样。最后，除了东欧国家外，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也还是走上了与英国工党相同的道路。
工党是工人运动的产儿，工会运动是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主要形式。工会作为一种特殊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它产生于17世纪后期，工会运动晚一些，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后。在中世纪，英国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帮工公会，但并不是一种永久性的团体，因为在行会制度下，雇主与帮工的利益并没有完全分开和对立，一个雇主所能雇佣的帮工一般只有几个人，帮工学徒几年后，勤奋能干的大多另立门户，或与雇主之女成亲。换句话说，中世纪的雇主与雇工同在一个等级上，彼此是师徒关系，而不是阶级关系。当生产与经营权泾渭分明，老板与雇工截然分开，社会上又大量存在着永久性劳工的时候，工会才有了产生的土壤。工业革命后，劳动者为了维护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就会联合起来与雇主斗争并反对不利于劳工的改革，工会运动也就应运而生。
工会运动的兴起主要是出于非政治性的原因，如工资和工作条件等与工人阶级日常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事情。然而，工会运动中提出要求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冲突，必然涉及法律，工会的地位也需要法律上的肯定和保护。但法律是由议会制定的，工人阶级在议会内没有代表，法律就很难体现工人阶级的意志或站在工人阶级一边。现实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如，1867年，蒸汽机制造工协会下属的一个地方分会因内部经济问题，向法院寻求保护被驳回；当时规范劳资关系的法律《主仆法》明显偏向雇主一方，即工人违反合同将面临刑事法庭的审理，雇主违约只按民法处理。事实使工人阶级意识到经济利益必须有政治上的支持和法律上的保护，而第二次议会改革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已经获得选举权，这就使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利维护自己利益的愿望成为可能，因为，任何政党再也不能无视工人阶级的存在，他们的合理要求必须得到尊重，否则，它们就得不到工人阶级的选票。可以说，保守党的“新托利主义”和自由党的“新自由主义”就是对工人阶级力量上升的一种回应。
保守党与自由党相比，后者更愿意支持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要求，而在英国的政治结构中，必须在政党的支持下才能参加竞选活动。为此，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成立了一个特殊的“自由-劳工同盟”。该同盟达成如下两种共识：在自由党处于弱势的选区，自由党支持劳工候选人与保守党争夺议席；在其他多数选区，劳工支持自由党竞选。
通过这种方式，劳工走进了议会大门。一旦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议员，争取更多议席的愿望就不可遏止地升腾起来。在劳资冲突中，自由党自然不愿意替工会说话，成立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而在当时，一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不公正和不公平现象的不满，希望形成一个平等的新社会。于是，在19世纪末，英国产生了一批受到不同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社会主义团体。在这些不同社会主义思潮中，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最大，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能采取和平的方式使社会主义因素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受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团体并不接受暴力革命的主张，而是要想方设法进入议会，通过进入议会，进而掌握议会多数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变革的抱负。
但是，工会并不是一开始就认可社会主义的。英国工人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劳工的现实利益，无论是早期的伦敦通讯社还是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都是为了提高工资或改善工作环境，并不主张改变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如果他们的合理要求没有得到现有政党的支持，而有一个党愿意为工人阶级说话，那么，这个党信奉什么主义也就不特别重要了。况且，英国的工人运动本来就具有和平和改良的特点，费边社的社会主义思想正好与之相吻合。由于共同的目的和相同的思想，工会与费边社、独立工党、社会民主联盟等社会主义团体组建了工党。1900年2月，工会、费边社、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联盟召开了一次特别大会，讨论组建工人阶级政党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劳工代表权委员会”。1906年，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正式改名为“工党”。就这样，在英国这样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资产阶级以和平的方式进入了国家决策圈，工人阶级也通过和平的方式并借助于一个政党而走上了政治舞台。我们或许对工党是否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存在着不同看法，但我们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从1900年工党的诞生起一直到现在，工会成员始终占工党党员人数的90%以上。
两大党轮流执政是当今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一种主要模式，英国为此做出了范例。现在人们甚至担心执政党的权力太大而不能控制，从而形成另一种形式的独裁。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在英国，议会至少在形式上还是处于政党之上，政党的旁边又有一个随时准备上台的反对党存在，来自选民的监督也不可小看，他们手中掌握着决定政党沉浮的选票，因此，不管那个政党上台执政，人们都有理由认为它是不会无所顾忌地乱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