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议会改革并不彻底，以后在是否要继续改革的问题上依然意见分歧。辉格党多数认为英国的改革已经到头，改革法案的起草人之一的约翰·罗素勋爵也觉得，英国以后没有必要再提出议会改革的问题了。但罗素在1846年担任首相，他还是提出了新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放宽选民财产资格的限定等。保守党领袖德比和迪斯雷利也于1859年2月提出了保守党的第一个议会改革案，主张在基本保持城镇选区议席数不变的基础上，增加农村的议席数量。辉格党则在1860年又一次提出议案，试图将城镇选民的财产资格降到年租6英镑，农村财产资格下调到10英镑。但是，这些自上而下的改革议案都流产了，原因在于没有群众运动的支持，上层内部又存在强大的阻力。
1865年，“全国改革同盟”在伦敦成立，国内政治形势向有利于改革的方向发生了转变。同盟领导机构中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各占一半，它在各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印发各种宣传品，鼓动民众投入普选权和秘密投票的斗争。工会运动的态度也明朗化，总部设在伦敦的五大工会领袖纷纷发表声明，要求进行新的改革。11月，被称为英国政治改革“制动器”的内阁首相帕默斯顿去世，罗素勋爵再次出任首相，而原来保守党改革派的格拉斯顿这时投奔过来，成为下院领袖。格拉斯顿是位完美自由主义者，他把自由主义学说运用于国家事务的各个方面，由他担任党的领袖，表明辉格党完成了向自由党的转变。1866年3月，格拉斯顿提出了《人民代表权法》，预计增加40万选民，总数达到120万。
面对这项改革议案，保守党认为改革幅度过大。自由党内部的反对意见甚至更强，一些旧辉格党人坚决反对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认为工人阶级是贪婪、无知、酗酒、冲动和不计后果之辈，因此不能有选举权。自由党反对派和保守党共同抵制格拉斯顿议案的通过，议案以11票之差被否决，迫使自由党政府在6月份向维多利亚女王提出辞呈。
保守党迪斯雷利新内阁上台时面临国内严峻局面。工人阶级被旧辉格党的侮辱言辞所激怒，在沉寂了近20年后，工人运动再次席卷了英国大地。示威群众走上街头，高呼：“格拉斯顿与自由！”7月23日，在海德公园的大规模集会活动中，发生了冲突和流血事件，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德比-迪斯雷利政府是在自由党发生意外辞职后上台的，在议会没有多数议席，随时都有下台的可能。经过审时度势，迪斯雷利认为改革是明智之举。于是，1867年3月8日，迪斯雷利提出了新的议会改革方案。新议案规定：凡缴纳20先令直接税和地方济贫税的城镇居民都可以获得选举权，但议案仍然对工人阶级的选民资格做出一些限制。然而，该议案还是遭到了保守党右翼势力的抵制，认为议会改革违背了托利主义的传统。与此同时，各地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全国改革同盟”加强了政治攻势，4月初，同盟成立了一个300人的代表团与政府谈判，正式向政府提出普选权的要求。此时，社会各阶层人士都站了出来，1832年改革前的形势又出现了，进一步的议会改革势在必行。
1867年7月15日，新的改革议案在下院通过，8月15日，经上院和女王批准后成为法律。该议案是保守党首相迪斯雷利提出的，但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顿对议案进行了全面的修改。第二次议会改革议案规定：城镇居民，凡交纳济贫税的房主或定居一年并交纳房租达到每年10英镑，就可以获得选举权。在农村，每年拥有5英镑收入或租用年值12英镑地产的佃农将成为选民。议案还对议席分配重新进行了调整，一些衰败选区被取消，选民较多的伦敦得到4个议席，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和利兹等大城市各增加了一个议席。根据这些规定，英国选民达到240万人，总数翻了一倍，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通过这次改革，除了矿工和农业工人，英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得到了选举权。
第二次议会改革扩大了选举权范围，基本消灭了“衰败选区”，但贿赂和控制选民的事情仍时有发生。1872年，格拉斯顿政府提出的《秘密投票法》被议会通过。1883年颁布了《取缔选举舞弊和非法行为令》，明文禁止选举中的贿赂、威胁和冒名顶替等行为，违者判处罚金和监禁。尽管如此，下层工人和全部农业工人还是没有选举权，议席分配和选区划分不合理现象依然存在，议会选举制度的民主化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
1884-1885年，格拉斯顿政府进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实际上，改革进行到这个时候，变革已经变得习以为常，各个政党都争着提出改革方案，谁在改革方面占据主动，谁就可能得到更多选民的支持，现代意义的围绕选票的政党之争真正开始了。第三次议会改革基本实现了成年男子普选权，按人口比例重新划分了选区，规定一个选区只设置一位议员。而且，议会又先后取消了议员的财产限制和实行议员带薪制，这就为工人阶级竞选议员打开了大门，因为有了薪俸，养家就没有问题，从政的后顾之忧没有了。
第三次议会改革后，贵族制已经日薄西山了，即使贵族家族依靠传统的惯性仍然容易涉足政治，但民主的原则已经胜利，选举权成了“全民的”，在政治上，已经没有“特权阶层”。此后，1918年的议会法案，年满30岁的妇女有了选举权。1928年，妇女选举权年龄下降到21岁。至此，英国完全实现了全体成年公民的选举权制度。
英国的议会改革过程，就是上院权力的逐渐失去和下院权力不断加强的过程，19世纪的议会改革，为这种权力的转换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基石。经过几次议会改革，下院的阶级成分发生了重大改变，贵族的特权也一项项被取消。由于改革后选举人数的扩大，贵族就很难再依靠金钱收买选票的手段来控制议席了。下院和内阁成分也发生重大变化，土地贵族在其中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而且，自由党和保守党还不断地在工商和金融业人士中赐封新贵族。1900年，下院中的土地贵族议员已不到30名，内阁成员中的比例也降到30%左右。在索尔兹伯里侯爵于1892年下台后，大贵族就不能再担任首相职务，除非他愿意取消贵族身份。
英国上议院的议员全部是贵族。按照惯例，下院议案如果被上院否决，该议案就不能生效实行，这就不可避免地在上下两院之间形成冲突。两院首次重大冲突发生在第一次议会改革期间，托利党凭借上院优势，阻止议案的通过。最后，辉格党政府要求国王威廉四世赐封足够的辉格党议员，上院贵族才不得不妥协。上院的这次失败，为其权力向下院的转移提供了示范，因为，从此之后，面对上院的反对，下院多数党政府只要通过赐封新贵族的手段就可以逼迫上院就范。从理论上讲，上院可以一次次否决下院的议案，但内阁在得到国王和下院的支持下，不仅不需要辞职，而且上院最后还是要批准通过。经过多次交锋，到19世纪中后期后，上院对下院议案的否决，只能采取刺探性的拖延方式，而不能走极端。再往后，上院的作用每况愈下。1911年，自由党阿斯奎斯政府将上院对下院议案的否决权，改成期限两年的延置权。1949年，上院的延置权又被缩短到一年。
说到议会民主，人们很自然会想到国王，一般认为，国王与民主制度是很难相融的。因此，当其他国家的王冠一顶顶落下的时候，英国却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君主制度，这确实有点让人不可思议。实际上，英国的君主制能够保存下来，关键在于英国国王已绝对地放弃了一切实权。在英国，君主服从内阁是18世纪就形成的传统，发展到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后期，大臣对国王呈报国事的态度，只是保持着一种敷衍形式下的尊重，“国王陛下的政府”只是一句套话，国王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虚君”。
1838年6月，年仅18岁的维多利亚加冕为英国女王。她在登基之初，并不知道“虚君”的含义。由于自幼受到母亲的影响，她对辉格党大臣本来就颇有好感，上台时，又适逢辉格党执政，加之女王在处理政务上缺乏经验，完全靠辉格党首相墨尔本手把手的教导，而女王也相当听话，言听计从。所以，从一开始，女王就感受着听从内阁意见、惟首相旨意办事的熏陶。由于受墨尔本的影响太大，女王增强了对托利党的反感情绪。后来，女王在夫君阿尔伯特的劝导下，开始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对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的好感，甚至超过了她的“良师益友”墨尔本。其实，即使女王有个人的偏见，也不能产生重大效果。
阿尔伯特去世后，女王悲痛欲绝，几乎完全从公职生活中引退。此后，在一切国家问题上，国王越来越不采取主动姿态，甚至不主动发表对政治问题的个人见解；国王依据大臣的建议行事，国情咨文由内阁起草，国王只要照本宣科就行；政府组阁由政党在大选中的胜负决定，国王只有接受和认命的权力。不过这样的结果，国王虽然失去了实权，但却可以超然于政治纷争之上，国家治理不好是政府的事情，与国王无关。
当然，英国君主并不是一点作用没有。君主作为国家的元首，在对外交往中代表英国；君主作为国家的人格化，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精神力量的象征，是国家传统的代表。维多利亚女王一生养育了9位子女，夫妻恩爱，平易近人，恪守职责，成为19世纪英国人的道德楷模；国王是世袭制，国王可以其丰富的阅历和经历，为内阁政府提供咨询意见；作为英帝国，也需要有一位英国国王做皇帝，即使是后来的英联邦，如果没有英王，那么英联邦首脑的归属就很成问题了。从形式上看，英国君主现在的权力依然是浩瀚无边。议会的召开和解散要用君王的名义；执政党的施政纲领由君王宣布；君王赐封贵族、爵士和授予荣誉头衔、任命重要文武官员；她是英国国教的最高统治者，任命主教等神职人员；拥有缔约、宣战、媾和等权力。但这些权力都须经过首相和议会的首肯才能行使。而且，根据惯例，君王只有执行的义务而无不执行的权力。此外，首相也由君王任命，但首相必定是下院多数党领袖，君王并没有挑选首相的余地。总之，如果国王能够自律，愿意为国家和人民恪尽职守，在政府需要的时候还能够有所贡献，英国人为什么不让君主制存在下去呢？换句话说，英国王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议会民主政治，而不是相反。然而，如果我们比较都铎王朝的君主与现在的伊丽莎白女王，从君主的权力上看，已经完全不同了，英国君主的变化可以看成英国从传统到现代演变的一个典型，或许能够反映英国的变化。
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他的《哲学通信》中就认为：“英国是世界上抵抗君主达到节制君主权力的惟一国家。”在接下来的19世纪里，英国依然持续不断地对这种君主立宪制进行改革。议会改革、议会机制转换以及虚君制度的形成，英国的传统政体实质上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表面上，英国的议会由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三部分组成，似乎与过去并无两样，国王及王室的尊严照旧、风光无限，上下两院体统完整无缺，议员继续在议会内高谈阔论。但国王和议会必须适时而变，以实现不可遏止的、已经来临的现代社会的要求，完善英国的现代国家制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英国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树立了一个典范，英国的殖民地，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的议会制度就是根据英国议会的模板建立起来的，欧洲其他国家的议会制度演变的最终结果也都与英国的大同小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