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稳健地在一条被车辆碾压得不成样子的路上行驶，不时地开过陡峭的峭壁，或是驶进山谷，又或是渡过布满乱石的河床。有一次我们碰上了一条河，河宽且深。一个留着旧式散乱的长胡子、头发盘在头顶上的船夫为我们撑船渡了河。他的这翻打扮还是旧社会时表达对皇帝忠诚的一种标志。那一晚我们就在山上一个叫老泉的小村子里过了夜。
整个村子里都驻扎满了省府的部队，我们没有找到落脚处。于是我们去了最后一个可以求助的地方找了司令官。一个爱管闲事的年轻人接待了我们，他对前来共产党司令部的人都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轻视，表现的很冷淡。
他径自跟那三个学生聊起天来，把其他人晾在了一边。为什么他们要去延安？去上学吗？但是国民党也有学校，并且还为学生提供良好的食宿环境，难道他们不知道吗？延安的学生只有小米吃？他们只能睡在窑洞里吗？他露出了有点羞涩的微笑。
学生们都很坚定，回答也很简洁礼貌。他们决心已定，不管是讽刺还是威胁都无法改变这个决定。年轻人问了三十分钟后放弃了继续追问，告知我们那天夜里可以借宿在学校。
好奇的学生围着我们看，我们铺开了被褥，简和女孩们睡在长板凳上，其他人睡在老师的讲台上。
翌日早晨，我们到达了特别行政区的边界，停下来挨个接受了检查，就像要进入另一个国家一样。后来我向毛泽东问起如此边检的原因，他告诉我，自从在行政区发现了两名间谍后，检查就变得非常严格。
那天傍晚时，我们进入了延安。这座古老的城市坐落于三个山谷的交界地带，山谷两侧的土墙为来此寻求新的生活方式的学生提供了上千的窑洞以供休息。窑洞绵延了几英里，远远望去如同燕子或蝙蝠在峭壁上筑的巢。窑洞不但能解决住宿问题，同时还能保护住在里面的人免遭空袭的伤害。
老百姓们都住在城里，我们的车开过商业区时，我发现这里并不像其他中国内陆城市中常见的满街污秽，相反，石板路非常整洁，百姓们夜不闭户，看起来也同样整洁。种类繁多的商店也很令人惊喜，裁缝、理发店、饭店、药店都包括在其中，还有出售各类小商品的杂货铺。
我们在邮局门前遇到了国际联盟反传染病小组的温茨勒医生，他把我们带去了他的办公室并收下了我们送来的药品。学生们被学校派来的代表接走了。郭同志还要继续留在车上，简和我一起去了窑洞。
简有她自己的窑洞，而我被安排在了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和加拿大教会医生理查德·布朗大夫曾经住过的窑洞。他们二位已经被派往了五台山那间我曾在去年冬天拜访过的医院工作。
我的窑洞在镇子西边的一个峭壁上面，有一条可以通向其它二十个窑洞的小路。窑洞约有二十英尺宽，三十英尺高，半月形的的洞顶中央最高处约有十二尺高。洞的最深处有一床与洞齐宽的土炕，大概有八英尺高。当然了，这床炕是没有火眼的。墙上挖出了一些架子，洞前有一堵与门同高的土墙。墙上装着斜格窗，窗上糊着纸以便让光线透进来。
我只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翌日清晨就有一位当地的政府官员将我带到了村里的一家官方旅馆去了。旅馆隔壁有一家联营的饭馆提供各类食物。王同志被派来做翻译，他五十岁左右，虽然严肃，但是也很好相处，曾因政治倾向问题在南京坐了很久的牢，最近才被释放回来。
这里的同胞情谊同我在八路军部队时感受到的别无二致。同样的和蔼友善，同样的无拘无束，同样的真诚坦率，让人感到神清气爽。每个人都乐于直视你的眼睛，不卑不亢，但不盲目自大。生活虽不易，但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因此也增添了一丝快乐和满足。
然而，我在这里受到了一种此前在八路军的部队时没有感受过的猜忌质疑。比如说，有一天来自党中央的三个人来到了我的房间，他们神情不安，扭捏一番后终于有个人说出了他们此行的目的。难道是我昨天早上在峭壁上拍了一张俯瞰小镇的照片吗？我跟他们保证我并没有做什么过火的事，我不可能在没有王同志同意的情况下就随随便便地照相。我对着王同志说：
“我昨天照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在操场上，你还记得吗？”
他点了点头表示肯定。
接着，我继续说：“我不想你们对我有哪怕一点点的怀疑，我希望你们可以把这个胶卷洗出来。”
他们跟我说也许是搞错了，但还是带走了我的照相机。第二天他们将我的照相机和底片归还回来。我发现底片上少了两张，但没人告诉我这一点。我回想起来，丢失的那两张底片一张是大刀舞，还有一张是刺刀演练。
这让我很担心，使我联想到这是否是一种与他们崇尚的高尚道德相违背的欺骗行为。我跟王同志提起这件事，没过几天，我的底片被送了回来，同时还有年轻人的解释，他说这只是因为长久以来对于保护机密的训练使得他们过分紧张了。
来到延安的大部分学生都进了抗大的军政干部学校，在那里不论男女都会接受一系列的训练。学生大概有六千人左右。学校安排的课程跟我在山西看到的学校基本相同，后者的排课也都是模仿抗大来的。每门课程开课时间约有四个月，学生毕业之后就分配到各个部队、游击队或是去敌占区组织人民斗争。
陕北公学坐落于山谷外三英里的地方，也是一所培养青年政治干部的学校。高地上的一个天然圆形凹地里修有一些窑洞，大概有一千五百名学生住在那里。
我参观了这个学校的课堂，也给学生们讲了话。他们对于其它地区的战争近况很感兴趣，急于了解美国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尤其是美国究竟为什么没有尽到《九国公约》中的义务这一问题。
我强调道，这份公约签署国的义务只是尊重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接着我说：“听着，试想一下，假如现在我们把情况颠倒过来，美国现在是个像中国一样的弱国，墨西哥就像日本一样在侵略我们，那么你们这些身在中国腹地的人有多大的兴趣来营救我们呢？”
他们明白了我说的。“但是，”他们接着说，“美国很强大，而且你们的发言人反复地强调美国在国际关系上代表的是正义和道德。我们并不期待美国能为我们而战，但是我们也不认为美国现在给予日本的那些援助符合你们自己所宣称的道德准则。”
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法给出令他们满意的答案，我只好提醒他们，放眼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在绝大多数人还没弄清楚自己的意愿前，政府是无法做出任何重大的决策的，而让大多数人设法搞清楚自己的意愿是需要大量时间的。
这些年轻的男女，大多都在二十岁上下，头脑清晰行为敏捷，来这里的原因多是出于对现在领导人的忠诚，深信他们能够带领着人民建立一个强大的、能为所有人提供均等机会的国家。多数的学生都是从西安步行了二百五十英里来到这里。他们在这儿的学习生活被安排得很紧凑：学习、戏曲、唱歌、政治、经济、卫生和道德方面的演讲，还有为增强体质安排的爬山和其他操练。饮食乏善可陈，一日两餐小米，但是对于果腹来说已经足够。等他们手里有点钱时，也会去村子里的饭馆点上一碗八宝粥打打牙祭，香甜的水果、坚果与大米熬成的粥补充了他们体内极度缺乏的糖份。
一个晚上，王同志带我去看望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毛泽东。毛泽东总是在白天休息，晚上工作。
在他工作的屋子里只有一根蜡烛燃烧着。我走进门时，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身材魁梧的人，狮子般的头支配着这具健壮的躯体，厚重的头发向后散乱地梳着。和蔼的眼睛望着我，脸上都是理想家的微笑。
他的脸上绽开了一个绅士的微笑，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欢迎，”他的嗓音很低，说得很轻柔，“我听说你要跟我们的部队一起行军了，很高兴能在这儿欢迎你。”
微弱的烛光、一清二白的屋内陈设，简单到只有一床炕、一张木桌和几书架的书籍，最主要的，可能是毛泽东本身散发出的变化莫测的气息，使得这间屋子好似是另一个世界。我们在桌子的两旁坐了下来，毛泽东轻声吩咐窗外的警卫员拿些茶和花生来。
这就是为中国贡献了现代的自由思想基础的伟人，在他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起了支撑其工作的基础。他跟朱德一道穿越了充满各种各样危险的六千英里长征，到达了相对安全的黄土高原。他非凡的感知和洞察力完美地化解了日军在山西、河北两地进攻时来自现代武器的绝对优势。
那天夜里我们聊到很晚，谈话涉及战争、欧美的政治形势、政治思想的发展、宗教对于社会产生的影响和一个成功的政权所需的必要条件。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也同样讲求实际。
“只要我们的人民能够忍受苦难，”他说，“坚定继续反抗的意愿，中国就不可能被打败。只要人民对他们的领袖有信心，相信我们能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后才会建立起顽强反抗的意愿。我们努力训练干部，试图让他们成为生活简朴、行事公平、全心全意帮助人民解决问题的干部以达到人们的要求。我们相信，更好的生活来源于民主制度的发展，以及人们实行自治。我们感觉，经济生活应该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共产主义并不是我们此刻要实现的目标，这要经过长达几十年的发展才能达到。在实现共产主义前，必定要经历一段全盛的民主时期，再之后，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他在他的旧烟斗里塞进了一种细长枯干的本地烟叶，我在心中默记下，以后有机会要给他寄一个新的烟斗和一些美国产的烟叶。
“中国，”他继续说，“就像一个一加仑的罐子，但是以日本的能力最多只能往里灌半品脱的水。当日军的部队向一地进攻，我们就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当他们追赶我们时，我们再转移回来。日军没有足够的兵力占领全中国，而且只要我们的百姓坚定了反抗到底的决心，他们就无法采用政治手段进行控制。”
他又补充说，日军在中国的进攻没有明确的优先目标。“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跟战争初期时不一样的是，他们现在连增援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日本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的部队对百姓的态度过于恶劣。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下作作风激怒了我们的百姓，促使了他们联合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
“你们有什么计划吗？”我问道，“就是共产党制定的战后阶段的计划。”
毛泽东的眼睛没有焦点，不知望向哪里，似乎想要穿过眼前的层层薄雾看到未来。他缓缓地回答说：“我们希望能够保持现在同国民党的友好关系，寻求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两党执政的政府。我们相信，政府应该拥有银行、矿山和交通行业的经营权，经济上要发展生产者—消费者的合作社，当然了，我们也鼓励私企。最终，我们也希望能同愿意进行对等合作的国家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国际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