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长的脸上一时看不出对于这一想法的反应。毫不夸张地说，他的面部表情永远难以捉摸。他威严的沉着镇定是他成功成为领袖的一大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他的自信，他在政治上的敏锐嗅觉、信守诺言也养成了他诚实正直的品格。他的政治倾向难以预测，管理方式也让人摸不到头脑，但是私下里大家都心知肚明，蒋委员长打心眼里偏向于执行自己所处政治集团的决策。
结束时，他们起身要走。我请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签个名，他和善地默许了。他用的铅笔一头是红铅一头是蓝铅。签字时委员长泰然自若，红的那头落下，飞快地在纸上滑了几下然后又用蓝笔写。这个字签得争分夺秒，但是意味着很多。
回到了汉口，霍灵顿·唐带着我去行政院长暨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的家里吃午饭。在那我们看到了兰德尔·古尔德——一位言辞恳切的编辑，就职于上海唯一一家美国报社。兰德尔·古尔德坚持发表事件的真相，也因此收到了日军恐怖分子的炸弹威胁。
孔博士是我的另外一位老朋友。他的外表看着有点胖，留着短短的胡子，戴着眼镜。在美国的大学接受教育后回到了中国，现在山西领导奥柏林教会学院。孔医生跟宋氏三姐妹里的大姐宋霭龄结了婚，为未来进军政界和商业投资奠定了基础。自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他一直担任实业部长及财政部长，现在又担任了相当于共和国首相的职务。不过最令他自豪的可能是他显贵的出身了，即外国人无人不知的孔夫子——孔子的直系后裔。
那天在孔博士的桌子旁坐着被称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一位高大健壮、行为和善、善于演讲的男人。还有一位是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以及国民党委员会的前任高官陈公博先生，对于蒋委员长现在推行的政策他颇有微词。一年间，他加入了汪精卫的队伍，试图在日本统区下建立傀儡政府。
现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蒋介石任正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是这些人里行为举止最怪异的人。他的身高超过了六英尺，臀部肥大。他为成为人民的领袖而感到自豪。早年间还在国民军时，他就以不拘小节闻名全军，或是同士兵一同行军，或是坐在卡车司机旁的副驾驶座位上。1930年时他就军队编制问题与蒋介石发生冲突，还一度联合阎锡山将军发动了反蒋战争，当然最后以失败收了场。但是他的名字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地方还是很响亮，而且他的爱国心远远超于对抗日战争的热情。
何应钦将军有点难以琢磨。他的身材不高，戴着眼镜，平静温和，笑容可掬。几年前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他曾是蒋介石最信任的陆军将领，他频繁地被派遣去解决紧急事件就是证据。1936年蒋介石滞留在西安时，一些目前处于保密状态不便公之于众的事态的发展改变了这个曾经亲密的联盟。表面上他并没有丧失任何的信心，也已经接受了不再担任任何重要的指挥职位的现实。
当我跟这些管理着民族事务的人们聊天时，我无法否认这与我同精力充沛又自律的八路军在一起生活时身体感官上的强烈对比。两支队伍的领袖都同样是热忱的爱国主义者，都办着代表各自思想的学校。不只是这场战争中日本战败所要接受的惩罚，还有一个强大的民族如何在战后发展，都将取决于两党能否制定一个双方都接受的方案。如果我对广大人民百姓的脾性了解的正确无误，鉴于这个民族已经将民主主义融进了他们的骨血，那么建立一个属于人民的政府将会成为可行的方案，在由人民管理的同时服务于人民。
大使先生的座上宾通常都是从香港飞来一睹中国战时首都的。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约翰·冈瑟了。有天他携同他迷人的妻子来吃午饭，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机会来了解来自欧洲的第一手消息。谈话也并不是单向的，冈瑟用他乐天的性格活跃了我们的气氛，不停地询问着战争的进度。这些问题都直指关键部分，通过这些问题可以看出约翰对于东方国家的深刻理解。每隔四五个问题，冈瑟夫人就会提出一个十分犀利的问题。我们总结，如果他们愿意，完全可以成为一支水平颇高的新闻报道团队。
另一个在汉口工作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周恩来，他是旧中国政府的后人，穿衣说话都非常文雅，但是他有着不次于我在北方见过的任何一个人的自我约束能力。周恩来有着中等的身材和儒雅的作风，聆听别人说话时总是带着一种超脱的信以为真的感觉。他有着中国首屈一指的天才般的头脑，在中央政府委员会中的意见也举足轻重。在国民党成立初期，他就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一职，并且于1927年在上海组织了上海工人起义。
一天晚上当我正在跟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周恩来和其他两个人吃晚饭时，艾格尼丝对于外国记者没有在报纸上报道事实的真相愤愤不平。周恩来久久地凝视着空气，没有注意打到她在发表的长篇大论。不久他端坐起来，用他独有的习惯性姿势，手捧着下巴，胳膊肘放在桌子上，平静地评论道：“如果记者能够丝毫不差地记录当下发生的事，历史学家也就没必要存在了。”
快到三月下旬时我又准备出发了。在了解了游击队的行动特点之后，我希望去看看徐州前线上的其他冲突。J·L·黄将军在南京时慷慨相助，当我从京口铁路和陇海铁路的枢纽站乘车前往郑州时，他帮助我提供了必要的身份证件。如果这儿的军官能允许的话，我希望可以停留一两天观察他们行动和决策的焦点问题。
桑福德·埃尔斯医生在郑州管理着浸礼会教会医院，他的家也变成了居无定所的记者和武官的临时住所。即便我只是一个在深夜造访的陌生人，他们还是起了身查看到底是谁搭乘了这么晚的火车。
因为医生对东线转移过来的伤患有一套很见疗效的治疗方法，他的普通病人的数额不断上升到了医院难以招架的程度。当有人满脸忧愁地前来看病时，我总与他一同坐在桌前，他从不会因为太忙而忽略倾听任何一个中国病人叙述自己的病情。有时还没等咽下最后一口饭，他就又起身到门口迎接病人的到来。
一天晚上正在吃饭闲聊时，有消息说一辆从徐州开出、带着上千受伤士兵的火车驶达了郑州。中国军队的外科医生担心埃尔斯医生是否会提供帮助来为他们做检查，是否会对这些需要立即处理的病例区别对待。
埃尔斯医生把他的团队成员集合起来赶往火车站。这支小分队包括麦克克鲁尔医生、英国人汉克，还有新西兰人特沃。
伤员们都躺在货车、煤车和乘客休息椅上。他们离开前线只有三天的时间。虽然伤员们第一时间已经接受了急救，但是很多人还是感染了坏疽。大概有五十个坏疽病人被转送到了医院并在急救室度过了那个夜晚。
战士们身上的枪伤是他们又一次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阻挡日军机关枪攻势的一个铁证。上海的大部分士兵的伤口都是由炸弹碎片造成的，这意味着中国军队正在进行攻击。
时任正面战场指挥的程潜将军在郑州的指挥部亲切地接待了我，告诉我李宗仁将军将非常欢迎我去徐州前线。他的个子很高，行动很缓慢，五十七岁，留着小刷子一般的胡子，最近刚被任命为蒋介石的总参谋长。第二天他把我送上了东去的火车，同行的还有作为翻译的包世天（音译）先生。
在火车上，我碰到了《芝加哥日报》的阿奇博尔德·斯蒂尔、代表《霍尔斯坦因报》的瑞士人和战地服务团的几个老朋友：西奥多·图将军、杰克·杨和由蒋介石的专用摄影师朱同志带队的“历史上的今天”电影团队。
“历史上的今天”团队最近制作了一张西班牙战役的海报，名叫《西班牙的地球》，现在他们希望能够记录下中国为独立而战的这一刻。团队的主席乔伊斯·埃文斯和摄影师约翰·费诺都是尼德兰译注：今荷兰。公民，他们一同协助一位为《生活》拍摄照片的年轻匈牙利人罗伯特·卡帕。卡帕也有关于西班牙战争的摄影作品，有着极其出众的戏剧感。他们几个都对充满挑战和冒险的生活兴致浓厚，毫不畏惧地找寻真相。
送兵的火车涌进了徐州，尽管交通情况很恶劣，我们还是在规定时间里走了二百英里。徐州这个地点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处在天津—南京铁路和东西向的陇海铁路线交汇处。
我们在长老会教会医院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欢迎，这家医院由一个热心肠的苏格兰人麦克菲登以及本身是医生但在中国做了四十年药剂师的格里尔夫人管理着。
这座城市的常驻人口约有七十万，虽然很多居民都已被疏散到了西边，不过看起来仍然还是兴旺的大都市。徐州现在是一个自北向东，且延展向南的半圆形反攻战略区的中心，所以街上身着制服的人数不胜数。乐观主义者坚信，它比在郑州或汉口的防线还要坚固。在战争中有个有趣的现象是，距离敌方越近，人民和士兵的信心越足，离得远的只有恐惧与悲观。
在第五战区的指挥部我看到了李宗仁将军。他不高但是壮实，大概五十多岁。其时，李将军正忙着自己的事情。他简单的生活习惯比我见过的其他中央政府领导人更贴近八路军的生活方式。
他说，日军已经被迫放弃了包围徐州西线的计划，转而前往东北方向四十英里外的津浦铁路支线的一个小城镇台儿庄去了。另一个纵队正以山东省最主要的海滨城市青岛为突破口横穿中国赶往那里。迄今为止他阻止了这些纵队与日军大部队集合。从位于南部的城市浦口行进的日军已经在距蚌埠将近一百英里的地方被阻断。
李将军对我想要跟随一个师团前往前线的要求表示赞同。事实上，当晚他马上要去第二集团军的指挥孙连仲将军在台儿庄前线的司令部，将会很高兴在自己的专列上能有我为伴。我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
到了车站后，我发现“历史上的今天”团体以及美联社的欧文·爱波斯坦也在那儿。专列到站时，车上不只有李将军，还有蒋介石的代理参谋长白崇禧将军。我们启程向东去时已经是黄昏了。
李将军和白将军曾经都是广西军的司令，是除了国共两党军队外最有势力的一支部队。他们出现在这儿更加强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的联合一致，因为在此前直至1936年的8月，他们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抗情绪十分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