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让我带着两个小鬼——小罗和小张一起去西安。军队的情报部门向小张抛出了橄榄枝，他自己也想留下来。这些男孩都没有去过大城市，也没有坐过火车。这趟西安之旅将会是他们第一次乘坐陆上交通工具出行。
立波停留在临汾做些书面工作，我也希望能够在临汾停留久一些以便和阎锡山将军聊一聊。在离开朱德的司令部后，我们一起乘火车出发了。
理论上说阎锡山是山西的最高长官。作为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他在山西和绥远两省的行动直接对蒋委员长负责。实际上就我们所看到的，在阎将军的默许下，日军战线后方的军事行动全部是按照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来的。阎将军的兴趣主要还是放在巩固对这个他在过去几年积累了一些财富的省的控制上。他足够精明，能够认识到八路军发展的抗日模式的优势，这一对敌模式能使他免于丢失这个省，所以他欣然接受。
我亲眼见过了省里的状况，对于这位名义上的领导很感兴趣。
我在阎将军一个来自英语国家的干事鲍尔森·张先生的带领下到了他的司令部，鲍尔森先生是个热心肠的年轻人，刚刚毕业于北平的燕京大学，视他的领导为偶像。指挥部坐落在离临汾南边几英里的一个不显眼的小村子里。
进了将军的办公室后我看见一个有点啤酒肚、六十岁上下的人正在忙着研究挂在墙上的战略地图。受中国官僚主义对外表的影响，他灰白的长胡子一直垂到了胸口。尽管有些不自然，他还是友好地跟我问了好。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非常疲劳的老人。
我们讨论了一会儿北方军队的形势，他给我讲解了日军的新行动。虽然临汾在四天之后就陷落了，但当时阎将军并没有因此而显出任何不安。
我向他询问了包括他自己军队在内的所有师团的任命安排，也提到了我在路上遇到过的那些领导人。他开始回想他们的名字，有些没能想起名字，有些没能想起部队番号，于是他叫了一个军官来提醒他。当我问起他基本的军事政策时他站起了身，清了清嗓子好像要发表什么演讲似的。
“中国，”他语气生硬地开始说起，“必须击碎日本的政治预谋。我们必须通过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来阻挠他们的计划。”说完又美滋滋地猛地坐回了他的椅子上。
这有点可悲。但是真相是，阎锡山更像是个商人而不是将军。他管理山西长达二十六年，重点发展了工业和工商业。早年时他致力于建立社会制度和政治改革，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周围急速滋生了一种以权谋私的官僚主义作风。阎将军现在垂垂老去，他的本能使他乐善好施，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依赖他的下属去指挥管理省里的各种事务。当我离开他处时，他表达了愿意将他的专车借给我，供我在南去风陵渡的路上随意使用的意愿。时过境迁，这些东西他已用不到了。
立波和我在临汾暂时分别了。我们可能将会在汉口再次相见，但是现在还不确定。离开这个勇敢谦虚的伙伴让我的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很脆弱的感情及深切的遗憾。他纯粹的友情、从始至终的忠诚，在我精神紧张或是头脑不清醒时总陪伴在身边。
在小罗、小张的陪伴下，这趟火车之旅真是奢华到了的极点。我们坐着将军的专车，路上不停地被两个孩子逗得发笑。他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检查了车上的每一个角落，对于从没见过的旋转座椅和陶瓷洗手池及供休息的单间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不过几个小时之后他们总算恢复了镇定。到了风陵渡后，我听到小罗绘声绘色地跟一个山西士兵讲述火车上的大体状况，还着重讲了在一等车厢的体验。
我们跟随着上百个逃离日军空袭的难民一同横渡黄河抵达对岸，准备搭乘火车前往西安。
过了三个月原始生活后，有自来水和淋浴设备的宾馆看起来是如此现代化。我取回了当时离开这里去山西时留下的行李，准备回汉口写一篇关于这趟观察工作的正式报告。但是在那之前我想带小鬼们进城看看。
我们马上就碰到了麻烦。这些男孩在过去几周与我的相处中把我当成了他们的同伴，我很想就这点对他们表示感谢。我知道他们手里有些军队给的补贴，八路军的每个战士每个月可以领一美元，朱德总司令每个月有六美元。
我先带着他们在城里最现代的餐厅吃了晚餐。他们总是对价钱很感兴趣，问服务生这顿饭花了多少钱。微不足道的一块五（约是三十美分）的价钱把他们吓了一跳，说什么都不肯吃。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劝说他们跟我一起分享我点的食物，我跟他们说，如果他们不吃，最后这些菜也会被扔掉。
在有落地窗商店的街上闲逛时，我很享受小鬼们因为看到橱窗里摆放的各种商品流露出的喜悦和热情。我在心里记下了他们各自最喜欢的东西，然后溜回去将它们买下。他们最感兴趣的主要是军刀、口琴、镜子、自来水笔和手表这些能在部队里派上用场的东西。
后来，当我把这些东西送给他们的时候，尽管眼睛里透露着热切和渴望，但这些男孩还是断然拒绝了我。接受我给的礼物对他们来说不是“对”的事，因为我并没有理由为他们花钱。他们已经有了所需要的一切！最后我拼尽全力地说：“听我说，人们把自己有的东西分享给那些没有的人是个约定俗成的交友原则，买这些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如果你们不要的话，我就直接把他们扔进垃圾桶。”我的逻辑击中了他们的要害，几个男孩小心地接受了这些东西，将它们仔细地包裹在了随身物品里，然后小跑着回了驻地。我希望我没有在无意中破坏了军队的道德准则。
当我晚上乘火车离开时，小张和小罗在火车站的月台上自豪地向我展示了他们手腕上的表和军刀。
习惯上，位于长江北岸的武汉是对包括汉口和汉阳在内的一片区域的总称，两个城市隔汉江遥遥相望，武昌坐落于长江的南岸。
三月上旬回到武汉时，我发现这里成为了新的战时首都。国民政府的各级军官和蒋委员长的司令部以及中国官方承认的外国大使馆都搬来了这里。
汉口曾经是外国的租界，但是现在只有法国还留在这里。之前的日军占领区已经被悉数收回，英国和苏联旧时的租界则成为了特别行政区。大使馆、外国的商务楼和中国政府部门的多数办公室都设立在汉口。
汉阳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军械库林立，破旧的贫民窟数量也同样是一个。蒋委员长的指挥部设在武昌，几个外国使团和几所大学也在那里。武昌是广东向北延伸铁路线的终点，进口的货物多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入中国内地的。
军队的行动中心由上海—南京地区转移到了徐州，也就是天津到浦口的铁路东西向的陇海线的交汇处。空中距离上徐州大概在汉口东北方向三百五十英里处。陆上行军时必经向北约三百英里处的徐州，此后还要向东沿陇海继续走二百英里，所以陆上铁路线的距离要比空中路线长。
日军正闷头从南北两个方向向徐州进军。空军也在内陆发起行动，企图摧毁中国军队的重要补给基地和交通运输要道，同时通过威胁恐吓老百姓以摧毁他们反抗的信念。如今的汉口开始吸引日军空军飞行员的特别注意了。
约翰森大使与保罗·杰斯林一起住在他宽敞的套间里，并且邀请道格拉斯·詹肯斯、詹姆斯·麦克修上尉和我加入他们这支愉快的小组。接下来是不多见的令人愉悦的三个星期，白天时写写我此次北方之行的观察报告，晚上时与中国和外国的朋友聚在一起。
我曾以为经过在北平那些年的相处后我已经很了解大使了，但是在战争的重压之下他又显示出了某种程度上的胆量和能够鼓舞周围人的乐观主义精神。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总能在一天中抽出一段时间用来完全放松身心，不受琐事的烦扰。他尤其喜欢游戏，扑克牌是他的最爱。每天午饭和晚饭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几个都沉迷于这个无害的小游戏里，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暂时忘记战争。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已经抵达汉口开始为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委员会工作。汉口的美国主教罗根·鲁斯为她提供了住宿。艾格尼丝旺盛的精力和直率的演讲为她赢得了大多数外国殖民者的尊重和赞美，因为他们认识到她的真诚和她对理想的献身。通过她我见到了大主教，建立了一段坚固而长久的情谊。
鲁斯主教并不是普通的传教士。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即将从这份使他获得了地位上的自信的工作中退居二线。他的私人朋友基本都是政府官员，包括蒋委员长及他的夫人。鲁斯主教的思想开明，能够接受不同的观点。共产党领导人、国民党领袖等都是他的座上客。他不论在思想还是在行动上都践行着基督教的教义，对中国领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事风格有着很大影响力。
有一天，公共关系副部长霍灵顿·唐医生过来找我，带我去与蒋委员长及其夫人会面。霍灵顿正如新闻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亲切。从美国一所大学毕业后，他在中国从事编辑和出版工作，被蒋委员长当做一位可以信任的朋友，并且在1937年出版了委员长的传记。
我们横渡长江后到达了武昌，开车到了一座被他们夫妻当做居所的装饰简单的公馆外。自从1929年国父孙中山的葬礼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们，我好奇经历过岁月的洗礼后，他们是否还似当初。
干练果断的上楼声在屋外响起，蒋夫人跟在站得笔挺的蒋委员长后面进了屋。
蒋夫人迷人的魅力毫无掩饰地流露出来。那并不是幼稚的年轻人的魅力，而是知性成熟的魅力。不过更多的是由心而生的一种成熟的落落大方，以及要服务人民、成为他们引路人的使命感。
他们二位都兴奋地欢迎了我的到来，蒋夫人随后在铺了一张地图的桌子旁坐下。蒋委员长直到有他的夫人扶着才坐了下来。蒋夫人转过身跟我解释道：“委员长在西安后背受了伤，这些年一直饱受折磨，不能站的太久。”
我将他视为在过去几十年中掌控着中国命运的男人。同我上一次见他时相比，他似乎苍老了许多，短发也变白了，但是比往日多了一丝沉稳和自信，也更加老练和成熟。他炯炯有神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在他眼里，我看到的是智慧、忠诚和倔强的决心。
在一个小时的谈话里，我向他讲述了我在北方的经历，回答了他们犀利的问题。我向委员长表达了我对八路军领导人的绝对信心，描述了他们正在敌后地区建立代表政府的进度。当我提到五台地区的人民一致抗日的意愿非常强烈，军民合作良好时，蒋委员长的兴趣被调动起来了。
“我相信，”我回答道，“这是基于他们现在正处于日军包围的这一事实，他们时刻都面临着危险境况迫使他们放弃个人利益而谋求集体利益。更深远的层次上，他们是受甘愿做出自我牺牲的领导所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