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过去的那个清晨很明净，也很冷。收拾背包和卷睡袋时我想到，羊皮大衣在山路上绝对足够保暖。不过话说回来，在这寒风刺骨的冬季里，我的装备已经比我同行的军队好很多了。他们很少有人装备着多余棉被和棉制服，身体也因为长期靠小米粥和白菜汤果腹而营养不良。
我从这间住了十天的像家一样的舒适小屋出来时，巡逻队已经在南墙下整装待发了。药物补给将要送到五台山，十四匹运送物资的牲畜也加入了队伍。两支十四人的队伍组成了护送队，队里的每个人都配备了汤普生自动步枪。十几个小鬼们也将跟我们一道去北部地区执行任务。加上我、立波和田守饶，我们一行总共四十五人。
田守饶刚满二十四岁，已经在红军效力已久，但是看起来却比实际年龄大十岁。他是第一一五师的一个团长，在9月份的平型关战役中被子弹射中了胸口，这也是他在十年中第六次受伤(这足够资格赢得“六份田”的绰号)。还没有完全恢复时，他就强烈要求重返前线到五台山地区组织游击战去。身体的状况使他无法长时间行走，所以军队给他提供了一头最强壮的骡子。
田守饶有他自己的独特之处。有耐心、极具说服力和十足的勇气使他成为了无可非议的领导人。正因为深刻了解百姓心理，他对解决军队与老百姓的关系十分在行。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朱德说了几句话向我们道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四处催促着赶紧把我们装着药物供给的帐篷装好，还一再叮嘱他们要特别小心，绝不容许这些药物在路上丢失一点。
“走吧，”年轻的巡逻队队长命令道。于是几十个“重点人马”开始沿着铁路向东行去。没一会儿，剩下的人员也变为一队出发了。他们跟在因过于疲惫而行走缓慢的驮运牲口后，循着后方警卫前进。长途旅行就这样开始了。
之前并没人告诉我要走的路况。我只知道我们将先去东北方向二百英里外的第一二九师的司令部。在那我们将被护送穿过日军占领区内的正太铁路到达五台山地区。这就好比我们从格林贝港口出发，经过威斯康辛州，前往苏必利尔湖东部，并且还将穿越可能有敌军前后夹击的狭窄崎岖的山路，山路的距离将会是空中距离的两倍。
在洪洞，我们穿越了汾河后一头扎进了一条向东北群山延伸的路。我们的速度大约是每小时两英里或一点五英里。随后的几天里我们逐渐达到每小时十里（三又三分之一英里）的速度，并且一直维持着这个速度。西方军队每隔一段时间会全队休整小憩，但在这里却不同。取而代之的是每隔三四个小时我们会停下来烧些开水喝，但在行军过程中没有午饭可吃。
士兵们携带的设备相对来说比较轻，除了自己的步枪或自动手枪外，他们的胸口还挂着一个布兜，里面装着三四枚手榴弹，身后背着一个小小的、整洁的行军包，包里是他们的被子、换洗的袜子（如果他有幸拥有的话）和如厕用品。吃饭用的碗和搪瓷杯子就挂在他们的腰带上，筷子从绑腿的顶端伸了出来。生小米装进三英尺长的窄口口袋里，扎口后由士兵扛在肩上。加上弹药和装备，总量不会超过四十磅译注：磅，英美制重量单位，一磅约合09市斤。。
小鬼们为了转移注意力不停地开着玩笑，又或是在斜坡侧面互相追逐打闹。我们离敌军还有很远的距离，也没有理由去约束他们。一个刚刚从无线电学校毕业的年轻英俊的十三岁年轻人正艰难跟在我的后面走着。偶尔能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说：“滴答滴，哒哒哒，滴滴哒滴。”原来他正尽力让那些无线电编码在大脑中保持鲜活。
当我们在山脚下一个叫苏铺的小村子停下时还是中午。我们已经走了十六英里，这个距离对于第一天的行军来说已经足够了。明天我们将会行军二十英里，此后将会保持每天二十五英里的速度。
这条路就是典型的我们今后都会走的路。巡逻队的队长郑重地询问村子的村长是否可以给我们的士兵安排住宿。村民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很明显，军队在这里还是很受欢迎的。不久我们就卸下了被褥，放松放松脚踝然后为晚上的休息做着准备。我们购买了食物，厨子给我们准备了一顿小米、豆腐和白菜汤的豪华盛宴。
小秦是一位来自湖南的行事认真的年轻人，他将作为警卫员与我们一道。加上两个小鬼以及立波，我的小团队里就五个人了。我们同睡一张炕，朝夕相伴的相处后我们之间培养起了深厚的情谊。
晚上我和立波都忙着写各自的日记。立波将要在我们回去之后写一本书。小家伙们也都忙着学习，洗洗涮涮或者检查检查对方的宝贝储备，偶尔会交换点儿小玩意儿。小田进了屋，给我们讲起了长征队伍在江西省是如何趁着夜晚部队换班时从国民党包围圈里逃出来；还有军队在青海省过沼泽时是如何靠着吃草根撑过了十天。
当晚我们很早睡下，第二天天还没破晓，我们就已经围在餐桌享受小米稀粥做的早饭了。天亮之前部队就又上了路。
之后的几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停的走路使肌肉十分僵硬，不过我们的精神被四周绵延不断的如画般的群山和山谷鼓舞着。随处可见一些充满东方风情的佛教庙宇或是神龛，它们四周没有什么植被，只有松树稀疏的枝桠围绕在周围，由此可见这儿的烧柴数量非常有限。除了喜鹊以外其他种类的鸟很难在这儿生存下去。不过这儿独特的地貌也不是完全索然无味，每当太阳从东升起到西边落下的过程中，阳光给群山罩上了一层层色彩，山峦从紫色变成红色，又从绿色渐渐变成了琥珀色。
虽然战争还未波及此地，百姓们也像往常一样继续生活在这里。但是他们清楚，日军随时都有可能攻破群山要塞到达村子，对此他们感到十分惶恐，同时也意识到团结协作的重要性。在不多的休息时间里，沿路的村民们会抬来一锅冒着蒸汽的饮用水，有时还有烧饼。那时正是冬天，又因为要靠储藏的食物熬到开春，村民们自己也没多少东西可吃。一些富裕点的家庭有猪和鸡，他们会照料它们，平时从河流沿岸捡柴火烧来取暖。
第六天我们到了锦州老城，在城外停下来等着落在我们后面的一趟火车。我们意外地遇到了一位八路军的领导人，没想到他就是一二九师的师长刘伯承，他正前往与朱德会面的路上。我们决定一起过夜以便互相聊聊。
如果不是那辆火车晚点了，我可能就错过了与这位独眼将军刘伯承的相遇，也会错过与薄一波的会面。薄将军是当地阎锡山将军建立的统一政府的代表，在锦州司令部时，他也曾掌管过十个县的日常管理工作。
刘伯承之前是红军的总参谋长，是位思维严密的四十四岁的男人，在内战时失去了右眼。他曾组织四川起义军，也曾被军校认为是军事史上最具雄才大略的杰出学生。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没什么时间学习，”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场合，他充满遗憾与神往地说起这件他已无力挽回的事，“在我们聊天之前，我希望你能先跟薄一波将军聊聊。他是这个省的书记，我们现在在尝试跟山西省建立起友好的关系。他们都是爱国青年，但是他们仍需学习如何动员百姓一起抵御日军的进攻以及如何进行团队作战。今天晚上我再来找你吧。”
薄将军司令部的氛围很友好，但是缺乏一种八路军司令部的民主气息。这儿的军官们感觉难以接近，士兵们也都惟命是从，像是又回到了典型的旧中国。
薄将军是个热情的人，很亲切，还带着点儿慈父般的独断。“你能在这儿待多久？”他问道，“明天我们会聚集这方圆十五英里内的军队和民间组织，我想让你见见他们。”
我同意再多留一天。
他解释了关于阎将军准备反击的几个步骤。整个省被分成了一百零五个县，而这一百零五个县又分属七个行政区管辖。游击队已经成形，人民也加入了各种联盟社团。团体的标题起得恰如其分：忠诚—救赎社团和牺牲—奉献社团。我在八路军司令部时已经见过了太多类似的东西。两种社团在形式上没什么不同，只是这里的领导人还没有抓住要点，也就是在八路军军队的管理中起了作用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为人民的幸福安宁甘愿献身的精神。这些在省政府工作的官员的心肠都很好，诚心寻找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反抗方式。时间的流逝和痛苦的经历可能是带来饱含着理解和合作的意愿的唯一方式，不过即使是这种方式，领导阶层的自我克制和极度的忠诚态度才是基础。
那天晚上刘伯承来跟我聊了聊。
“这个省的情况很复杂，”他开始说起，“这个省里有三股政治势力存在，对于如何反抗日军，每一股势力都有着截然不同看法。除了八路军和省政府以外，这儿还有国民党的代表。我们尝试在不伤害其他两个团体感情的前提下寻求合作。我们希望，心平气和的劝说以使他们确信我们制定的抗日模式的合理性最符合眼下的情况。我们也会犯错误，但是我们欢迎他们的批评，我们也愿意改正。
“最近，”他继续说道，“日军派遣了五个纵队来摧毁我的师团。我们的主力部队在和顺县附近的山区，而敌军从西、西北和北面三个方向向我们靠近。我们的一支中队伏击了他们，消灭了日军一支六百人的纵队，接着他们迅速穿过县城，转战三十英里，打得第二支日军纵队一个措手不及。剩下的三支纵队被我们的主力部队从正面和侧面包抄。那天晚上我们留了一个中队保护山边的驻扎点，然后将师团的主力转移到敌军的后方和一侧。到了白天我们突袭了日军的防线，与此同时游击队突袭了他们的后方。这场胜利让我们收获了五十匹马、质量上乘的步枪、大量弹药和一些无线设备。在这个行动中，我们全仰仗老百姓送来的信息，而他们也没有让我们失望。”
刘同志擦了擦他的义眼继续道：“在河北西部的临县，妇女们穿着红色的上衣和绿色的裤子。我们的五个游击队员也穿成那个样子向小镇走去。有十个日军官兵在后面追着“她们”，几个游击队员迅速离开跑到了附近的一个山谷，我们的人就埋伏在那。那些日军官兵一个女人也没抓到。”刘同志乐滋滋地回忆道。
“有些时候在五百或六百码距离的战斗中我们会使用步枪，”他说，“不过，我们更喜欢可以用手榴弹制敌的近距离战斗。一个月前，日军从太古派了一支七百人的特遣队到我们的地盘。我们一直密切监视着他们直到山口。我们把一个营分成两队人马安排在路两边。我们的步枪和机关枪同时开了火，日军用火炮反击，我们战斗了一整天。但是因为我们的士兵很分散，躲避得也很隐秘，所以日军根本看不见我们。他们在损失了九十个士兵后撤退了，而我们没有损失一兵一卒。”伯承在描述当时的场面时低头沉思了一会儿。
“你们和省政府的军官之间就没有矛盾冲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