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泰勒生下了一个女孩。毕加索见是个女孩，喜出望外。他抱着孩子不停地亲吻，嘴里一边念叨着：“我的小天使，我的小天使。”孩子起了父亲死去的小妹姊的名字——玛丽亚·德拉·孔瑟达。
不知道是由于泰勒没到年龄，而免得引起法律上的麻烦，还是泰勒对毕加索在离婚问题上的态度暖昧（暖昧：（态度、用意）含糊，不明白）不满，在玛丽亚的出生登记证上，“父亲”一栏里填着“不详”。
毕加索的情感在1933年得到了一次巨大的爆发。这一年，希特勒用他的那双魔爪抓住了德国，纳粹的恐怖笼罩了德国并侵袭到其他国家，而毕加索的家乡西班牙也在这种气氛中颤抖。
在这种愤怒中，毕加索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奥尔佳与毕加索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明显。
同时，他对于已经熟悉的情人玛丽产生了厌倦感，这个已经成长为妈妈的美丽姑娘总是无法了解他的创作，她无法成为他事业上的支持者。
这时候，朵拉·玛尔出现了。在一家咖啡馆里，毕加索一眼就被朵拉的美丽外表和散发出来的独特气质所吸引，她长着有力的轮廓，自然披垂在肩上的浓密的黑发，乌黑的眼睛。毕加索大大咧咧地走上去，伸出手说：“我是毕加索，很想认识你。”
朵拉·玛尔是个画家兼摄（shè）影家，出生在《阿威农少女》诞生的那一年，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南斯拉夫的建筑师。朵拉·玛尔早就知道毕加索的大名，他的特立独行的创作精神和如日中天的声誉（yù），对于自己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于是两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最后的岁月
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以闪电战进攻波兰，战争狂飙（biāo）席卷欧洲。
不久之后，法国沦陷了，巴黎被纳粹德军占领。以前居住在法国的很多艺术家纷纷逃往美国。而毕加索却在此时留在了巴黎。
毕加索这样做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因为他是希特勒最痛恨、最害怕的艺术家，他一直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艺术”和“颓废艺术”的缔（dì）造者。
德国人占领巴黎之后，开始笼络（笼络：用手段拉拢人）法国艺术家，邀请他们去德国观光，额外补贴食品和煤炭。然而毕加索却断然拒绝了这些带着阴谋的好处。
毕加索冷笑了两声，掷地有声地说：
“一个西班牙人是不会怕冷的！”
由于他拒不与法西斯妥协，一些法西斯党徒打着艺术的旗号来排挤他，他们叫嚣着：“把毕加索赶进疯人院！”
毕加索在国外的朋友们纷纷致信给他，劝他离开巴黎，到国外过安定的生活，摆脱战争的困扰，毕加索拒绝了，他铿锵有力（铿锵有力（kēnɡ qiānɡ）：形容有节奏而响亮的声音）地回答道：
“我可不是甘冒风险，我只是不甘于向暴力和恐怖屈服，我想留下来就留下来，不管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这一番话显示了毕加索不畏强暴的顽强性格，他一方面不屈不挠地与法西斯抗争，一方面又机智地保护自己和自己的作品。
毕加索把自己的大部分作品都存在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一次，德国人突然宣布，要将银行保险柜里的东西登记造册，以备“不时之需”，实际上是想借机掠夺巴黎人民的财产。
毕加索匆匆赶到银行时，他和马蒂斯藏画的三个房间里的柜子都被打开了，因为他们是希特勒特别“关注”的对象；所以那些珍贵的作品都面临着被抢走甚至毁掉的危险。
毕加索心急如焚，他看了几眼前来登记的两个德国士兵，发现他像不太懂艺术，看见满屋子的画纸还隐隐流露出失望的神色，也许他们原以为这里装的应该是钞票或金银珠宝吧！
毕加索心里放宽了一些，他知道这两个大兵对艺术品不怎么感兴趣，于是带着他们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冷不丁掏出一两叠并不重要的画给他们看。两个大兵转得有点糊涂了，再一看画上尽是些看不懂的东西，连个像样的人都没有，心想：“看来这些东西也值不了几个钱。”
毕加索瞧穿了他们的心思，便说：“先生们，这些破画纸加起来也不过值8000法郎。”
德国士兵早就不耐烦了，他们匆匆登记了房间里三分之一的东西就走了，还埋怨着今天没捞到一个肥差，白辛苦一趟。
毕加索松了一大口气，“感谢上帝！”他在胸口划了一个十字，庆幸保住了自己和马蒂斯多年来的心血。
然而，在纳粹的铁蹄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毕加索一样，能够幸运地保全自己。
在整个被德国占领的阴郁气氛里，毕加索总是感到一种黑暗的包围，这种黑暗让他的心灵痛苦，只有心中永远无法熄灭的对爱的渴望支持着他。这时候，他又碰到了即将取代朵拉的弗朗索瓦丝。
毕加索是在一次晚餐上碰见弗朗索瓦丝的，那时候弗朗索瓦丝22岁，是一个画家。毕加索是用那种充满挑衅（挑衅（xìn）：借端生事，企图引起冲突或战争）的语言，来吸引弗朗索瓦丝的注意力的。他用充满怀疑的语调问她：“听说你也是画家？”于是弗朗索瓦丝就回击道：“当然。”接着，毕加索让步了，他说：“好吧，我也是个画家，有时间你可以来参观我的画室。”没有人能拒绝毕加索的邀请，弗朗索瓦丝急切地问是哪一天。
毕加索是个令人倾倒的导游，他的艺术天才同样表现在对于画室的介绍上，他几乎用一种文学化的语言，把这座房子的历史和传说，编织成让人迷恋的故事说给弗朗索瓦丝听。这场参观一下子让弗郎索瓦丝失去了任何抵抗的能力，她面前的这个62岁的男人发出一股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从画室出来之后，弗朗索瓦丝迎着阳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她在回家的路上一点点地回味着刚才的场景，还有毕加索如珠的妙语。她突然意识到，这刚刚过去的一个小时里，这个伟大的艺术天才已经成为她生命中的主题，她已经无法不爱他了。
1944年8月24日清晨，隆隆的炮声把巴黎人民从睡梦中惊醒，继而又听见坦克开动的轰鸣声。
毕加索推开卧室的窗户，只觉得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楼底下聚集了一些人，像在谈论什么，大家都显得十分兴奋和激动。
“出什么事儿啦？”毕加索高声问道。
“巴黎解放啦，德国鬼子撤退啦！”楼下的人大声回答道。
“真的吗？巴黎解放了！”毕加索有些呆了，．他一时还接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喜讯。
他拿着军号兴冲冲地跑到楼下，仰起头，对着湛蓝的天空，连吹了30响。嘹亮的号声感染了沉浸在喜悦中的人们，他们唱着、跳着，眼睛里闪动着欢乐和希望。
赶跑了德国法西斯，很快，盟军拥进了巴黎城。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年轻人有两个愿望，第一，登上闻名遐迩（遐弥（xiá ěr）：远近）的艾菲尔铁塔；第二，参观毕加索的画室。
一连好几个星期，毕加索的画室里都挤满了穿着美国军服的士兵们，他们和李·米勒一样，好不容易从战场上捡回一条性命，无论如何也要实现自己的夙（sù）愿，去看一眼毕加索和他的画室。
毕加索心疼地看着这些从战场归来的年轻人，他们每一个都经历过炮火的洗礼和死亡的威胁。毕加索尽自己的力量满足着他们的要求，不管这些要求有多么奇怪。
毕加索的真诚相待，让战士们倍感温暖。他们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躺下来大睡，好像这个画室就是他们的家，安全而温馨。有一天，毕加索画室的地板上居然睡了二十多人。
1944年10月，毕加索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向来关心政治，但是谁也没想到自由不羁（jī）的毕加索会加入共产党。这个消息成为当时巴黎街头最热门的话题。
不久，弗朗索瓦丝为毕加索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克劳特。从此时起，毕加索与弗朗索瓦丝开始正式同居。1949年4月19日，弗朗索瓦丝又为毕加索生下了女儿帕洛玛。帕洛玛在西班牙文中的意思是鸽子。
鸽子是一直藏在毕加索心中最美好的形象，毕加索小时候最爱画的动物就是鸽子。在这段时间里，毕加索尤其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乐趣。他不知疲倦地哄逗孩子们，同他们一起做幼稚的游戏，埋藏在毕加索内心深处的天真被他的孩子激发出来了。
在瓦洛里隐居的生活简单但是并不孤独。1949年8月24日，法国内政部长在巴黎颁发给毕加索一枚银质奖章，以表彰他在抗击法西斯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勇气，和创作出来的鼓舞人心的作品。毕加索对于这一荣誉当之无愧地接受了。
9月2日，毕加索又飞到波兰，接受波兰总统颁发的“波兰复兴纪念章”，以肯定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出色表现。11月，他被授予列宁和平勋章。
同年，他抵达伦敦参加第三届世界共产主义和平大会。由于当时的英国政府极端反共，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员被拒绝入境。毕加索对此十分气愤，他大胆地发表了一分钟的演说来声援大会，在演说中他毫不忌讳（毫不忌讳（huì）：对某种可能产生不利后果的事力求避免）地宣称：
“我主张生存，反对死亡，我主张和平，反对战争。”
1949年2月，世界和平大会在法国召开，法国共产党邀请毕加索为大会设计宣传品。
在此之前，白色鸽子的形象一直在毕加索的脑海中闪现，从童年的记忆到取名叫“帕洛玛”的小女儿，毕加索对于这个可爱的形象充满了无限的深情。正好这时候，雕刻家米歇尔·西马送给毕加索一只猫头鹰作纪念。猫头鹰的凶猛形象一下子刺激了毕加索的创作灵感，于是这只可怜的猫头鹰成了毕加索脑海中邪恶和野蛮的象征，而鸽子成为和平的象征。
于是毕加索把自己养的那只白色鸽子搬到了石版画上。在画中，黑色的底色上，鸽子的羽毛油亮生光。
这张鸽子的形象迅速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标志之一，它被命名为“和平鸽”。这只和平鸽毫无障碍地飞过各个国家的边界，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建筑和邮票上。
在50年代，毕加索不断地遭遇到朋友的死亡。1953年，野兽大师马蒂斯去世。一年后，立体主义的四伟人之一的费尔南德·莱热去世，引起了毕加索更大的震惊，毕加索对于他们共同拓展立体主义时的并肩工作仍然怀念不已。毕加索常坐在黑暗的屋子里，静静地回味自己的一生，怀念故去的老友，更多的是自己的生命即将消逝的恐惧感抓住了他。
也在这一年，毕加索遇到漂亮的模特雅克琳，于是毕加索的那颗心又开始不安静了，他开始偷偷与雅克林约会。雅克林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位情人。
到了这年的冬季，弗朗索瓦丝再也无法忍受毕加索的用情不专，她与毕加索之间的关系彻底决裂了，她带着女儿和儿子离开了毕加索。于是，这位老人彻底陷入了孤独之中。
不过，1961年3月2日，年近八十的毕加索在瓦洛利市政厅举行平生的第二次婚礼，新娘是35岁的雅克琳。那一天，参加婚礼的只有亲朋好友和市长保尔·德里贡，毕加索早已厌倦了新闻记者的追踪，所以他特地非常隐秘地举行婚礼。婚礼一直到结束时，都没有受到一个记者的打扰，毕加索得意地对新婚妻子说：“瞧，我做到了！”
雅克琳是毕加索暮（mù）年惟一的伴侣，她把整个身心都扑在毕加索身上。有一天，在她外出回家的路上，有人指给她看日落的美景，她骄傲而又急促地说：“能够幸运地留在毕加索身边的人，连太阳也是不屑一顾的！”
在毕加索九十大寿那天，巴黎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并在卢浮宫为他举办了一次画展，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亲自主持了开幕式。
1973年4月7日晚上，毕加索与雅克琳以及他们的公证人安特比共进晚餐。11点左右，他起身说：“对不起，我得去工作了。”他在画室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才上床睡觉。不久，他突然病发，全身颤抖，喘气不止，危在旦夕。
雅克琳此时已经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她呆坐在他身边，喃喃（nán）自语道：“他无权这样对我，无权离开我……”
“你在哪儿，雅克琳？”他突然问了一句，随后又转向医生伯纳尔：“你不肯结婚真是大错特错，婚姻非常有用。”这是毕加索留给人间最后两句连贯的话语。
第二天上午11时40分，这位名叫毕加索的老人永远闭上了双眼。
“一个时代终结了。”一家报纸用这样的标题来形容这个人的离去。
然后，铺天盖地的报纸毫不吝啬（吝惜：过分爱惜，舍不得拿出自己的东西或力量）地用各种辉煌的词句来评价这个人的一生。
“他的作品使人类升华，脱离动物的状态，并懂得了自由的可能。”
“他的作品诞生于对人类的理解和爱，他的艺术超越了视觉上的单纯的美，达到了更高的境界——怡情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