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7月21日，毕加索与奥尔佳在巴黎达鲁街的俄国东正教堂举行了俄国式的婚礼。这种典型的富丽堂皇的贵族式婚礼，让毕加索的贵族梦想成为现实。婚后，他们迁移到巴黎市中心。由于奥尔佳的精心布置，毕加索的生活呈现出舒适和光彩。
但这种亮光没有持续多久，就被阿波利奈尔逝世的消息所打破。阿波利奈尔因头部受伤而损害健康，死于流感，时间是1918年11月9日。
毕加索悲恸（tònɡ）欲绝，他为阿波利奈尔画了一幅漫画。画中的他是一位坐着的教皇，头戴皇冠、手持权杖、口衔烟斗。这表明在毕加索眼里，阿波利奈尔是立体主义的教皇、超现实主义的鼻祖。
1924年2月，毕加索和奥尔佳的儿子保罗出生。毕加索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他像所有慈祥的父亲一样，常常凝视着自己的儿子，不时地从这个小生命上挖掘出与自己的共同点。作为一个画家父亲，毕加索用绘画来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爱，他画了许多保罗的素描，每一张都不一样：熟睡的保罗、微笑的保罗、哭泣的保罗……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记录儿子的成长过程。
做了母亲的奥尔佳此时也显得格外温柔，她用细腻（nì）无私的母爱哺育着小保罗。在毕加索看来，这时的奥尔佳就像圣母一样纯洁、伟大。毕加索被这种深沉醇（chún）厚的亲情和爱所感动，他以奥尔佳和保罗为题材，创作了系列画《母与子》。
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技巧和手法退居其次，立体主义的痕迹很明显地被淡化，毕加索用传统的写实手法来表现母爱的伟大：孩子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嗷嗷（áo）待哺，年轻的妈妈敞开衣衫，露出丰满的乳房，她的表情幸福而又安详。柔软的手臂将孩子稳稳地托出，好像要给他最安全、最舒适的庇（bì）护。
这些画线条柔和，体现出毕加索当时平和的心境，它们所表现出来的主题——爱，与毕加索早年的作品《科学与仁慈》是一脉相承（一脉相承：由一个血统或一个派别传下来）、遥相呼应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风靡（mí）世界。他认为，人的潜意识是一个特殊的精神领域，隐藏着种种为伦理道德所不齿的冲动，这种冲动就像动物一样没有理性。
20世纪20年代，毕加索从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中得到灵感，他的作品中出现了新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弗洛依德所说的潜意识特征吻合，性的冲动、爱情、同性恋、梦幻、精神分裂、生与死等等，成为他绘画的一部分主题。
在当时，布尔顿等超现实主义画家认为，创作活动纯粹（cuì）是人的直觉、幻觉的衍生物。画家主观的、一时的冲动就是“灵感”，这种冲动越离奇、越接近梦幻，就越能产生出高水平的作品。但是，在这种想法下创作出来的作品过于荒诞（荒诞（dàn）：极不真实，极不近情理），人们根本看不懂。与他们相对的，毕加索的作品立足于现实，来源于生活，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布尔顿等人不得不承认，毕加索是超现实主义的最主要的代表人。
这个时候，毕加索和奥尔佳的感情出现了危机。奥尔佳依然热衷（zhōnɡ）于各种社交应酬，宴会、舞会、服装、首饰是她最喜欢的话题。而毕加索却早已厌倦了这种浮华的生活，他潜心于自己的创作，对奥尔佳越来越冷淡，倒是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会显得意气风发。奥尔佳心里很不是滋味，想着要把毕加索从他的朋友身边“夺”回来。
有一段时间，毕加索和耶科来往十分密切，自然而然地把奥尔佳冷落在一边。一天晚上，毕加索外出回来，听见奥尔佳在房内哭泣，连忙关切地询问她。奥尔佳扑到他怀里，伤心地倾诉道：“今天耶科来找你，看见你不在，就对我无礼，幸亏我骗他说，你立刻会回来，才保住了自己的清白……”
毕加索一听，顿时火冒三丈，愤怒使他失去了理智．他在心里责骂着耶科对自己的污辱和背叛。
第二天一早，耶科又像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来找毕加索，可这时的毕加索被奥尔佳所骗，已经不把他当朋友了，他板着一副脸对耶科不理不睬。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天，把耶科弄得一头雾水，肚子里一腔的怒气和委屈。
终于，耶科忍不住了，他写了一封信给毕加索，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他的语气真挚诚恳（kěn），希望能澄清误会、挽回友情。毕加索隐隐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可是他的性格又固执又倔强，他没有向奥尔佳问清真相。也没有给耶科赔礼道歉。
就这样，他们都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奥尔佳的小伎（jì）俩虽然把耶科从毕加索身边“赶”走了，但是仍然没有让毕加索重回她的左右，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一件小事都能成为引发争吵的导火索。
1925年3月，毕加索与奥尔佳、保罗来到蒙特卡罗，拜访佳古列夫芭蕾舞剧团的老朋友。
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夫妻俩又开始了争吵。毕加索嘲笑奥尔佳发胖了。奥尔佳则反唇相讥，说毕加索个矮。
个头矮是毕加索最大的遗憾和忌讳（忌讳（jì huì）：因风俗习惯或个人理由等，对某些言语或举动有所顾忌，积久成为禁忌），奥尔佳竟然如此直接地揭他的短，令毕加索十分恼怒，他扔下饭碗，拂袖而去。
回到巴黎后，毕加索坐在他的画室里。生活的烦恼使他的思绪纷繁复杂，他一会儿想起奥尔佳嘲弄的表情，一会儿回忆起伊娃临死时的凄婉欲绝，一会儿又好像看见了一身戎（rónɡ）装的阿波利奈尔，最后，占据他的脑海的是芭蕾舞演员们的精彩表演。他进入了梦幻般的“潜意识”状态，似乎看见舞女们在翩翩起舞，她们时而伸开双臂，时而互相拥抱，离奇而怪异的舞姿体现出生与死、爱与恨的复杂矛盾，使人们看到人生的辛酸和快乐、幸福与灾难。
获得启示后，毕加索开始创作一幅重要的超现实主义作品《跳舞》。
在这幅作品的画面上，共有三个舞者，中间的人张开双臂、仰头、挺胸，是芭蕾舞的典型舞姿。右边的舞者是左边的舞者的搭挡，她牵着对方的手。左边的舞者正在向后仰面旋转，毕加索把她的头部画得非常细致，披散的长发垂至膝盖，面部表情复杂深沉。舞者的形象生动活泼、富有节奏，具有强烈的动感，她们身体的极度变形，好像在表现一种绝望，似乎有说不尽的心里话正向人们倾诉。
《跳舞》这幅作品反映了毕加索内心的不满和不安，它们表达的不仅仅是毕加索与奥尔佳之间的感情纠葛，更多的是对动荡的社会的抨（pēnɡ）击，一战虽然已经过去七年，但到处都能看见饥饿的眼睛和憔悴（憔悴（qiáo cuì）：形容人瘦弱，面色不好看）的脸庞，种种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仍然处于不稳定之中。
1927年1月的一天，毕加索在拉斐特艺术馆附近遇到一位叫玛丽·泰勒·沃尔特的女孩。这位金发女郎年方18，面容较好，体态丰美，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毕加索被泰勒的美貌和朝气所吸引，他走向前打着招呼：“你好，小姐！我是毕加索，我想为你画一幅肖像，因为你实在是太美了！”
姑娘吓了一跳，“毕加索是谁？我可不认识。”
“你很快就会认识我了，来吧，你绝对不会后悔的！”毕加索诚恳地说。
就这样，泰勒成了毕加索画室的常客，也成了他的情人。泰勒的单纯和热情让毕加索似乎年轻了几岁，他沉浸在这种不知世事艰辛的情爱中。另一方面，为了和泰勒幽会，他不得不编了种种谎言来欺骗奥尔佳，偷情的甜蜜和尴尬让毕加索的画风又出现了变化。在他的作品中，人物变形极为明显，他将人类的情欲、原始的情感与强烈的意欲，毫不保留地表现出来。他的夸张手法令人瞠目结舌（瞠目结舌：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形容受窘或惊呆的样子），他把人体拉长、压扁、扭曲、吹胖、调位，充分反映出自己复杂窘迫的精神世界。这些作品既有解体破坏，又有梦幻意识，1919年创作的《坐着的浴女》便是著名的代表作之一。
在这幅作品上，画着一位坐在海边的裸体女人，她双手抱膝，显得悠闲自在。她的身体由一块一块的形状搭架而成，好像一个危如累卵的空架子。她的头部如同一个骷髅（骷髅（kū lóu）：干枯、无肉的死人头骨或全副骨骼），根本看不见眉眼和表情；两个乳房像吹变形的气球，右腿屈膝跪在沙滩上，左腿却像鱼尾巴一样弯到前面……
1928年，毕加索照例想去迪南消夏。这一回他不比以前喊走就走了，他的脑袋里搁着许多小秘密。直到一切都周密安排好了，他才吁了一口气。玛丽·泰勒先走一步，她住在一个儿童夏令营里；毕加索携（xié）奥尔佳、保罗及英国保姆就在附近选了一个地方。毕加索告诉奥尔佳，是因为那个儿童夏令营才使他下决心住在这里。
毕加索超现实主义地将泰勒在儿童夏令营的居室称作“画室”。这一点他当然也要向奥尔佳汇报。他的画室平时不准别人进去这是人所共知的，因而这间“画室”就变得无比安全，他可以从早到晚和他的小情人随心所欲地“创作”一些超现实主义作品，尽管这些“作品”无法卖给画商，但他们乐此不疲。
偷情的心理负担是很重的，那么美妙的享受却不能名正言顺；家庭已和旅馆无异，形同陌（mò）路。毕加索这种尴尬的心境纤毫毕露地表现在画布上了，他更加凶狠地扭曲女人的身躯，粗大的线条看上去毫无根由。《椅中妇女》乍看就是一条章鱼的变形，但确实是一个披着长袍的女人，好像刚出浴，斜坐在椅子上，袍子的一角搭在椅背上，慵懒自得的神态里透着孤寂无聊。从《女人头与自画像》可见，毕加索并不是在画自己的头像，而是在描绘自己的心情，这种窘迫复杂的心情他用了一种晦（huì）涩的形式表现出来。
回到巴黎，毕加索打开衣橱一瞧，发现那里早已经是蛀（zhù）虫的天下了。他一套最好的衣服只留下了接缝和硬麻布衬里组成的轮廓。这个轮廓的透明度很高，毕加索无需翻口袋，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里面的烟斗、火柴盒、钥匙等。毕加索端详了良久，而且长时间不让别人破坏现场。因为还在立体主义早期，透明就一直是难以解决的课题。他希望画出物体的可见表面，那揭示物体的本质问题就迎刃（rèn）而解。这个自然现象给了他有益的启示。
9月，瑞士苏黎世艺术馆举办了一次毕加索大型回顾展，3天展期，参观者达28000人。其中有一个叫卡尔·荣格的人，他把每一幅画都看得很仔细，手里还拿着一支笔，不时在本子上作些记录。
11月13日，《新苏黎世报》刊登了卡尔·荣格的署名文章，他说毕加索作品的主题就是“坠入地狱，坠入无意识，与表面的世界永别”，而这正是精神分裂症（zhènɡ）患者生活中常见的主题。荣格于是宣布，毕加索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这个荣格可不简单，他是弗洛伊德的衣钵（bō）传人，精神分析学说在他的发展下，体系更加完整。他也是听说了毕加索超现实主义的名头，才赶到展览会的。他正是要在这位风靡全球的著名艺术家的作品里，找到精神分析学说的依据，这和当初弗洛伊德从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发现了“恋母情结”一样。荣格的评论显然有很多牵强附会的成份。
毕加索想到了离婚。律师说，离婚将使他失去他的一半作品，这和判处他的死刑差不多。奥尔佳却没有耐心了，1935年7月的一天，她猛地把刚从外面进来，立足未稳的毕加索推倒在沙发上，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把拳头雨点般地向毕加索砸去。毕加索回过神来，打了奥尔佳一巴掌。奥尔佳抱起吓呆了的保罗如一阵飓（jù）风席卷了出去。
他们分居了。
毕加索毫无顾忌地与泰勒住在一起了，这使他如释重负。泰勒美丽的头像不断以粘土和石膏的形式反映出来，泰勒自己都惊奇不已。她能在一座石雕上同时看到自己的正面和侧面，这好像比镜子还管用。
泰勒和她的母亲一起住在效外的阿尔福特旅馆。她怀孕（yùn）6个月了，但她却没有沉浸在即将为人母的幸福之中，而是急切地等待毕加索带来他们离婚的消息。她向比她更急的母亲保证，至少在孩子出世前，她会成为名正言顺的女主人。
经验丰富的母亲无奈的叹气，她知道这太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