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常言：”对部属要像父兄教导子弟一样，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这一点，他似乎确已做到了。虽然在文字语气上，难免有点”官腔官调“的味道，但这是当时所谓”朝廷体制“，不得不如此的；即使对多年老友，也不能例外。尤其是对于武职将弁及受业门生，遣词用字，更是冷峻切直。但一番剀切诚恳的用心，却是使人感觉得到的。
杂著二卷，多属笔记、条规、章程、告示、箴铭、课程之类，往往与他处重复。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居官做人，处处肯虚心体察，从细微处入手，有条不紊。而于人性的情伪、官场的风气、军中的弊习，真是洞察无遗。曾国藩所手订的一些条规章程，既是考订史实的绝佳史料，也是后人处理事务的良好借镜。
④求阙斋读书录。
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史各占二卷，子部一卷，集部五卷，共为十卷。可说是曾国藩的”读书札记“.经部首列周易和周官，依次是仪礼、礼记，多数是训诂考据之作。因为受了前人的影响，有些地方未免因缘附会；有些地方则给人一种”炒馊饭“的感觉。虽然费了许多力气去考证研究，怎奈全与时代脱节，无裨于世。
这一部分，可说是曾国藩精力的一大浪费。下面接着是左传、国语、谷梁传、尔雅、诂训杂记等篇，勾沉起覆，多有所发明，可为后人读古书提供一臂的助力。如卷二从”乾没“二字说起，谈到”白、素、坐“等字类似意义的用法，颇能纠正一般人的误解。但也有不尽妥当的地方。如说”古人好以甲、乙、丙、丁记事物的次第“，自是不差；但因而批评温庭筠的咏苏武庙诗，”往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二句，”有失古义“；这就未免”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了。
史部所列各书，于训诂音义的考究之外，颇注意著述背景及作者意旨的分析。对于史事的论断，也颇具史识。然而，间或也有”走火入魔“之作。如卷四《文献通考》，列举西汉哀帝时有”日无精光，邪气连昏“的事（据《汉书·李寻传》），东汉光武帝时有”召严光入禁中共卧，而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的事（据《后汉书·严光传》）；但两汉书的天文志，两事都没有记载。曾国藩因指汉志为”疏略“.殊不知这不是志书的”疏略“，而是列传的摭拾附会。因为天文志的纪录，多是根据档案文件中的天文记载，绝少凭空杜撰；而列传中的故事，不少得自口耳相传，难免迷信附会。志和传的执笔者虽同为一人，也有不能自相照应之处，所以有记载不一致的现象。曾国藩平生笃信星象，故而有此误会。
子部一卷，内容稍见贫乏。大概由于曾国藩对于诸子的学说，本来就视为”旁门支流“，用力较少的缘故。尤以影响中国思想界颇大的荀、韩诸家，皆付阙如，这是令人很为曾国藩感到遗憾的。
集部所选录的书最多，而以魏晋唐宋的诗人作品为主，最后殿以清代诸古文家。
曾国藩生平，爱好诗和古文；大概是因为孔子曾再三推许”诗“的功能和价值，而继起的儒家信徒又鼓吹”文以载道“的缘故。因此，《求阙斋读书录》中，多谈诗文名家的专集，见得曾国藩在这两方面涉猎最广，心得也最丰。谈及诸家诗集，颇能阐发作者真意；文集的讨论，则嫌”道学“的意味似乎太浓了一点。
⑤文集。
集中所录文章共一四一篇，分为四卷，（李瀚章”叙“作三卷）按年次编排。最后一篇《刘忠壮公松山墓志铭》一，是一篇没有完成的残稿，只有三百多字，作于曾国藩去世之前不久（后由曾国藩门人黎庶昌续作成篇）。曾国藩文集于曾国藩逝世的同年，就有几种单行本问世，但所收文章都不及”全集“之多。
曾国藩平生所作文章，为数不多，主要也是由于”功业“所误。他早年颇为自负，和他同时的梅曾亮、何绍基等人，都颇有文名；曾国藩看了他们的文章，认为自己将来一定可以超越他们。甚至对于清代中叶的诸古文名家，如方苞、姚鼐辈，曾国藩也有所月旦。及至晚年，精力日衰，才幡然以为诸子的造诣，竟非自己所能企及。
然而曾国藩的文章，条理畅达，稳健雄浑，自有他的特色。只是时而好言”性命道学“，未免略带酸腐气息。偶尔也喜欢用些僻典僻字，与当时一般文人，犯同一毛病。所有文章之中，序跋、碑铭等应酬文字，占去一大半。虽然不乏”言之有物“的佳作，而随俗浮沉，堆砌藻饰的作品也不少。
⑥家书家训。
二千年来，儒家的信徒们，在致力缔造一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敦亲睦邻“的理想社会。在某一个层次上，他们曾获得若干成功。在政治力量只着重维系统治者利益而忽略照顾大众的专制时代，社会的秩序就靠着他们的影响，而得到相当维持。
从曾国藩的家信里，（对平辈以上的称”家书“，对晚辈的叫”家训“）你可以看到一位典型的中国士大夫，如何处理他与家族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怎样追求孝、悌、慈爱、温厚的完美人格。在骨肉亲情日渐淡薄，邻里亲戚几同陌路的现代工商社会里，曾国藩的家信，实在具有劝世化俗的价值。曾国藩家信中，虽然也谈些家务琐事，但有关军国大事、做人做事的原则、训勉子弟敦品励学等记录，也不在少；任何人都值得一读的。
然而必须指出：曾国藩在家信中有些受时代之累的观念，后人却没有盲从的必要。例如狭隘的”忠君“思想，选女婿必须”门当户对“，要求子弟勤习毛笔字和八股文……等等，这些都是只宜于当时的观念，不宜今人学步的。为了嫁女力求”门当户对“，而忽略了女婿本身的重要，以致曾国藩五个女儿之中，四个都遭到了不幸的婚姻，贻误终身。就此一端，已可证明伟人的一言一行，并不是全都可以效法的了。
（2）曾文正公日记
曾国藩自道光十九年（1839）开始写日记，时年二十九岁。至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底，因故忽然停止。至何时恢复，不得而知。黎庶昌所编《年谱》说：咸丰元年，曾国藩有”绵绵穆穆之室日记“，《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并未收录；而见之于《湘乡曾氏文献》第六册中。这项日记，包括了咸丰元年七月至二年六月，整整一年的时间。格式很特别：是特地雕板刻印的，上面印就八个记载项目：”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回信。“末尾印着四行字，解释”绵绵穆穆“的意义，显然是为了每日自勉的目的而设计的。有其他事项可记的，便写在日记的眉端。
《湘乡曾氏文献》中另有”无慢室日记“、”人过闻见日记“、”道光二十一年元旦日记“等三种，是片断性的记录。连续不断的日记，起于咸丰八年（1858）六月初六日，终于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三日。（初四日曾国藩便去世了）
曾国藩日记，于编印全集时，曾由王启原摘抄其中一小部分，分为二卷、十门，刊入全集，名之为《求阙斋日记类钞》。赵烈文批评他”精芜并陈“，选择缺少见识。而事实上，王启原选钞曾国藩日记，和清朝宝录馆选编皇帝的”实录“和”圣训“，目的很相类似：都是意在表扬书中主人翁的”嘉言懿行“，以供后人景仰取法的。自然价值很有限了。
曾国藩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前的日记，时而行书，时而楷书；时而笔法苍劲有力，时而信笔挥毫，不甚措意。表示这一时期的曾国藩，年事尚轻，性情未趋稳定；生活心境，难免随外界际遇而升沉。及咸丰八年再写日记之后，才始于维持行书字体，而且大小格式，整齐划一。这也象征着曾国藩的思想和人格，已臻成熟，不易为外在因素所动摇了。
曾国藩的日记内容，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①反省自励的文字很多。曾国藩出身家规很严的旧式家庭。从小就属于”谨饬不苟“的一型；及侧身仕途，又服膺”存诚主敬“的理学；在京师时相过从的师友们，也都能互相规过劝善。所以他时时不忘自我教育，检讨自己在言行上的缺失而加以纠正。
这就是所谓”慎独“与”自讼“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的”严于责己“，有时竟近乎苛刻。例如与人谈话，自己表示太多的意见；看人下棋，从旁指指点点，多嘴多舌；他在日记上都痛自悔责，骂自己”好表现，简直不是人“.甚至在房里和自己太太开开玩笑，他也自责为”房闼不敬“.王运曾经劝过他：”做人做学问要慢慢地来，您又何必自责太深呢？“左宗棠却不信他出自真心，因此逢人便骂”曾国藩一切都是虚伪的“.
②很少在日记中批评有地位的人物。曾国藩平生以”善于相人“自许，闲常与亲信幕僚们在一起，也喜欢评论时人长短，但他决不写在他的日记上。
③下笔慎重，不轻发议论。曾国藩写日记，目的在备忘，自纠缺失，并藉此养成有恒的习惯。但他自然也同时想到：这日记生前既将为亲友僚属所共见（赵烈文、王运都看过曾国藩的日记），将来更可能会流传后世；所以他在下笔时非常谨慎。所有对清廷的牢骚，对同僚及属下的不满，都尽量避免记载于日记，以免因文字而惹上麻烦。
因此，他日记中记的多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诸如见客、下棋、剃头、看书、行踪、睡眠、来往信件等；甚至连信件内容都不提一个字。
曾国藩日记，绝大部分都像一篇例行公事的”流水账“，看起来易感乏味。然而”糟粕“中所藏的”精华“也很多：论修身治学，则曾国藩持身之严，待人之温厚忠恕，读书之恒心毅力，日记中随处可见，足供后人终身取法。论史料，则曾国藩本人的行踪交游、其所手创的水陆营制、幕僚将吏的人事资料，傍及于当时的物价、租税、官场习俗等等，都时时有值得珍视的记载，为别处所罕见。所以曾国藩的日记，实在是一部具有多方面价值的著作。
然而，曾国藩毕竟未成为著述丰富，有系统思想的大学问家，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他走入官场和集中精力对付太平天国运动，没有时间和精力再苦苦攻读钻研，这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