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用功学习，完全是一件为自己的事情，似乎不用大张旗鼓。那些喜欢热闹的人，喜欢表现的人，喜欢投机的人，根本无视这一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他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与别人没有关系；为取悦他人而读书，或者为获得他人的尊敬而读书，为符合他人的标准而读书，这难道不是既可笑又荒唐吗！再说人就应该在不为人所知的幽居中默默耕耘，种桃得桃，种杏得杏。
所以，曾国藩十分明白地划清为他人而读书与为自己而读书的界限，狠下一番苦功夫；实实在在地为自己而读书，抛开一切杂念、花招和世俗的观念，心净气正，无拘无束，终成一代大思想家、政治家。
2.交友拜师都为治学
清代的京城，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是文化中心。京都人物渊薮，十三年的京宦生活，使他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与朋友相互切磋，不仅在学业上有所长进，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日后曾国藩事业上帮手。曾国藩深知朋友在事业发展中的影响，因此，十分注意择友。
刘传莹，湖北汉阳人，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大大弥补了自己古文学上的不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于是便向他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刘传莹也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于是，二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成为至友。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拓展了学识，在学术领域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不计门户，取长补短向来是成功的方向。
何绍基，字子贞，精通书法，擅长吟咏。曾国藩与其交往中，觉得何绍基所长，正是自己的不足。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写作和赋诗。
吴嘉宾对于治学有着独到的见谛。他曾告诉曾国藩，用功如同挖井，与其浅挖许多井而不见水，倒不如专探怀口深井而力求汲水。曾国藩十分佩服这一见解。所以，后来他决定：”读经要专守一经，读史则专熟一代。“无论读什么书，都要从头看到尾。一本书没看完，决不兼看别的书。这正代表了曾国藩按部就班的个性。这一个性的形成，虽不能完全来自于吴嘉宾的影响，但也反映了两人志趣相投。
另外，他还经常与吴廷栋、何桂珍等人讨论理学，向邵懿辰请教今文经学。
这些朋友，在京城都颇有名气。同他们的交往不仅增长了学识，也大大提高了曾国藩在京城的个人声望。这也是他在京城迅速发迹的原因。
曾国藩在交新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旧时志向相投的朋友。这一时期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上比较相近的人主要有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
刘蓉，字孟蓉，号霞仙，湖南湘乡人。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国藩在赴京科考途中在长沙认识了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于是三人结拜为兄弟，在学问上相互切磋。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经由郭嵩焘的引见，与曾国藩相识。交谈过后，江忠源告辞。曾国藩对郭嵩焘说：”作为人，必须要立功扬名天下，然而必须为节义赴死。“当时承平日久，众人都十分惊疑。刘蓉称赞江忠源，对朋友讲信用，与士兵同甘苦，临阵经常一马当先，患难与共，实在可以依赖信任。在与曾国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胆有识，被引为益友。日后江忠源成为湘军的主要干将。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是同县人。他家境十分贫寒，却能发愤好学，夜里没有油点灯，就借月读书，疲倦了即露宿屋外直到天明。他的道德学问，时人称他为有数的人物。他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为宋儒。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并未因如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因此，曾国藩十分敬重他。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后以儒生的身份带兵征战，立勋名于天下。颜渊，即颜回，孔子的学生，家境贫寒，一生没有做官，住在简陋的小巷里，用竹器吃饭，用瓜瓢喝水，却自得其乐。
欧阳兆熊，字晓岑，湖南湘潭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国藩病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病情沉重，卧病不起，幸遇欧阳兆雄，在他的精心护理下，才没有死去。从此，二人成为好朋友。
曾国藩一生处世交友，从不以貌取人，如骆秉章是乡里老儒，但他却能倾心相好，许为奇才。他常注意观察于人在细微之处，所以使他拥有超人的知人之见。在京都，他与朋友们不仅在学术上互相砥砺，同时，他还将朋友们引为知己，以诚相待。这都成为他生平事业的重要根基。
曾国藩充分利用在京师十三年的便利条件，广为交游，博览群书，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历代典章制度和封建王朝治理国家、统治劳动人民的经验，为以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曾国藩还深知：一个人的学问、事业和师友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平生除了和朋友交流外，更注重拜访名师。其中太常寺卿唐鉴，给他一生的治学和思想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自幼就勤奋上进，学习如饥似渴。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唐鉴潜心研究人性理学，继承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创立的闽学派，和清代大学士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有”理学大师“之美誉。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国藩从北京琉璃厂购得一套《朱子全书》。为了弄清治学的门径，他登门拜唐鉴为师，见唐鉴正襟危坐于简陋的书室，认真思考，努力实践，年纪几近七十，学习还是严肃恭敬，使他顿悟修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告诉他：束检身心，读书明理，”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教育曾国藩研究经学应该专一于一经，如果一本书理通，那么可以再旁及他书。倘若急于求精且博，那么一经也弄不懂。为了更好地认识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还对传统学术文化的结构作了如下的比较与论述：经世治国，主要是熟读历史，古人过去所做所为，所立的法律和戒条，历代的典章制度，都在史书中。并指出只要能在义理上痛下工夫，其余文章词曲，都是末流小技，毫无难处。引文中的”经济“一词，是经世济用之学的简称，又称作经世致用之学。当时，”经济“的含义十分广泛，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和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与今天所运用的”经济“含义，有着很大的不同。
唐鉴的一番高论，对曾国藩来说，实乃至理名言。这使他初步贯通了毕生为之追求的治学目标和途径。在拜谒唐鉴以前，他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以博得功名，治学内容限制在八股文和试帖诗的狭小范围之内。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初次入京会试，见识稍广，由时文而专心于古文，由文学而精进之于”道“,是在岳麓书院学习中，有所了解的。但那时，他似乎还未彻底明白”道“的深刻含义，因而常以”无失词臣体面“为满足。唐鉴的教诲使他茅塞顿开，耳目一新，明白了所谓”道“是一种义理之学，求”道“应以《朱子全书》为根本，最终确立了以理学为其治学的目标。这一求道过程，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都有反映。他在求师唐鉴当天的日记中不无感慨，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初识指归。“在以后写给诸弟的信中，对其治学道路则更有一番总结性的阐述：”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司马、韩愈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兄弟之先导。“因此，他立志要在理学上痛下功夫，这对于他的伦理道德及克己省复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宋代理学家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在《大学》一书中有言”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个思想影响后代无数的文人。
曾国藩为使其能成为理学大师，便按照理学家”修齐治平“的理论，从”静“、”敬“、”慎独“下手，于是在”修己“上下了一番苦功。
”修己“的真旨和方法，曾国藩是通过向另一位知名的理学大师倭仁学来的。
倭仁，字昆峰，蒙古正红旗人，翰林出身，历任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詹事、大理寺卿，后为工部尚书，命授皇帝读、文华殿大学士。
倭仁是以学承正统、德高望众的理学名臣资历而被”命授皇帝读“的。就倭仁的思想特征而言，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兼取思孟学派及陆王心学的某些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倭仁不仅对理学具有自己深刻的领悟，重要的是他的自身道德修养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达到了高度的和谐，因此为士大夫所折服。倭仁告诉曾国藩：”’研几‘工夫最要紧。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最后，倭仁嘱咐曾国藩，必须把读书与修己相结合，要天天”写日课“,且应当即写。
唐鉴和倭仁的见解，指出了理学”修己“的真谛。所谓”几“,即思想或事物发展过程中刚刚显露的征兆和苗头。”研几“就是要抓住这些苗头，捕捉这些征兆，不失时机地去认识、发现其发展趋势，以及它们间的相互联系。通过”克己省复“,将一切不符合封建圣道的私心杂念在刚刚显露征兆时即予以剔除，以便自己的思想能始终沿着先贤所要求的方向发展，并将学术、心术与治术三者联为一体，使学问得到增长，道德水平日益提高，从而逐步体验和积累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这就是理学家”修齐治平“的一套完整理论。
曾国藩按照唐鉴、倭仁的教诲，按照从道德自省到经邦治国的法则身体力行，使自己的思想与人格得到升华。
于是，在与倭仁会面的当天，他便立志”自新“.除继续按照唐鉴教诲的方法读书外，他开始学习倭仁，在”诚意“和”慎独“上下功夫。
同倭仁一样，曾国藩每天将自己的意念和行事，以楷书写在日记上，以便随时检点和克制。如，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八（1842年12月9日）的日记中记载：”醒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平旦之气安在？真禽兽矣！要此日课册何用？无日课岂能堕坏更甚乎？尚面见颜与正人君子讲学，非掩著而何？“”平行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日记中如此自刻自责的话语随处可见，表明了他要在理学慎独上痛下功夫的决心。
曾国藩将所写的日记，定期送与倭仁审阅，并请他在上面作眉批，提出不客气的批评。虽然这种楷书日记还没有写满一年，因道光十三年（1843年）七月，他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旅途匆忙，日记遂改用行书。此后的日记也没有再请倭仁批阅；但在日记中时时自讼自责的精神，却一直维持终生不变。他天天要求自己以理学的道德自省和经邦治国的要求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封建的伦理道德方面和他所献身的事业中，一天天地进步。
3.以读书写作构成生命真实
曾国藩本来是一介书生，读书和写作似乎是他的唯一嗜好，即使是在战乱频仍的时候，他也不曾间断过，在他临死的前一天，他还在读和写。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可以没有，甚至女人也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书，不能中断写作。读书与写作已成为他生命中最真实的一部分。而今这一部分业已构成中国近代文化中极为生动的篇章。
曾国藩五岁开始识字，七岁随父读书。他父亲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但他也自有一套方法，那便是不厌其烦地砺其志，耐心指导，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不论睡在床上，或走在路上，曾麟书都要考一考儿子的功课，一定要曾国藩把书背得滚瓜烂熟，他才满意。他常自我解嘲地说：”因为我自己很笨，所以教起你们这些笨子弟来，一点也不感到厌烦。“
曾国藩是个砺志聪明的人，而且记忆力很强。据说九岁已读完了五经，开始学做八股文章了。十四岁那年，有位衡阳廪生欧阳凝祉到湘乡来看曾麟书，见了曾国藩的八股文稿，十分夸奖。欧阳先生是衡州府八股文章的能手之一，能赢得他的称许，颇不容易。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真才实学，欧阳凝祉又出了一道诗题，教曾国藩当场做律诗一首。诗成，欧阳大为惊喜，认为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当下便将女儿许配给了曾国藩。
曾国藩二十三岁考取秀才，二十四岁考取举人，二十八岁中进士，旋即朝考一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在科场中可谓一帆风顺。
纵观曾国藩一生，在中进士之前，因忙于学八股，考科举，可以说还没有踏进学术的大门，等到入翰林之后，他才有余力从事学问的探求。此后十二三年的工夫，用以完成了他的自我教育。这期间，他刻苦学习，广泛涉猎，尤其是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文职时，精心研究了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封建统治治理国家的经验。
曾国藩的读书生活十分丰富，也十分刻苦，他的自立课程十二条中，除了”进德“的内容，就是修业的内容，其中有：
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阅西阅，徒循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读史：丙申讲二十三史，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
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
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眈着，最易溺心丧志。
作字：早饭后作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在他编定的这个自修课程中，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自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开始写日记。后来虽然略曾间断，但时间不多；从咸丰八年（1858）六月起，就不曾中断过一天。即使行军、生病的时候，也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就此一端，已可看出曾国藩毅力的一斑了。
他不仅读书，而且要抄书编书。他曾手写十八家诗钞，编订经史百家杂钞、经史百家简编。军书旁午，手不释卷，在千古名将中，能如曾公者有几人？这样一个文绉绉的书呆子，居然能够带兵作战，而且平定大乱，这真是中国战史的奇迹。
经过一番苦读与写作，曾国藩在学问上可以说是颇有见地，自成一家之说了。不过，从咸丰二年（1852）以后，他便开始了戎马生涯。及至平定太平军后，曾国藩已是精力日衰。他虽然满腔热望，想恢复著书立说的生活，可是已力不从心，徒唤奈何了。然而，曾国藩仍不失为一位大学问家，在他的日记、家书中，对于作学问、读书实有很深的见地，俯拾皆是。例如，对于读书要专一，他有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