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保勇之不可治哉？
仁与礼是治国治民的大经大法，曾国藩用这套理论来治兵，确有成效。当时他对士兵的要求，不仅是在营要做良兵，还要外出能做良民。他曾说：”我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以仁礼来治兵，是儒家的倡导，他们认为如此这军队自是王者之师了，王者之师可以无敌于天下，所以曾国藩以书生来带兵，就是走的这条路。
曾国藩就募兵求将时，他所要求的兵是：
募格须择技艺烂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而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他在上皇帝奏疏中也曾说过：
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
所以曾国藩在初募湘军时，每天坐在招募处，看到黑脚杆而又不好说话的乡下人，便连声说”好、好“，表示可以选上；如果看到近城市的人，或好说话的人，则”唔、唔“两下，表示不可选上。因此湘军士兵，几无一不是黑脚杆的农民。这些朴实的农民，既能吃苦耐劳，又能忠勇，一上战场，则父死子代，兄仆弟继，义无反顾。
选兵如此，曾国藩对于带兵官的选择，自然是更加慎重了。他选将的标准有四：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缺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带勇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
另方面，曾国藩还有一个选将标准，就是不用喜欢爱说话的人。他说：
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动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湘军历来不喜善说话之将。
在训练上，曾国藩逐日训练，阵法技击，无不演习。至少操练两个月。凡体弱者，艺低者，油滑者，都陆续淘汰。最重要的还是精神训练。曾国藩说：
”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四月以后，间令塔将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委前来，听我教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听者甚逸，讲者甚劳。今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复按而一一询也。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
苦口滴杜鹃之血，以训导队伍这种精神训练的人，慢慢就成为有主义的军队了。
曾国藩选择营官非常注意他的精神品行。他说：
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而后可以言战也。
只有精神还不够，还要有物质的条件，曾国藩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口粮：操演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以次而加。养伤银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征”土匪“减半，比绿营的饷差不多加了一倍。
由于曾国藩带兵简直是以父兄教导子弟一般地诚信感孚，恩礼有加，湘军士兵，自然亦视长官如父兄，充分做到了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精神。王定安《湘军记》说：
于是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争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离别可怜之色。其后湘军战功偏天下，从戎者日益众。或募千人，则万人应之；募万人，则数万人应之；势不能尽收，甚至丐书干请而后得入。其随营待补客死他乡者，不可胜数，而湘人士迄无怨心。所谓有勇知方者耶？
这支部队士气民心较为高旺，这是曾国藩以儒家的精神教育灌输后所发生的效果。其他各省，虽然也办团练，也募乡兵，但因他们并不知道注重教育与训练，而长官与士兵之间又缺乏亲爱精诚的感情基础，所以终归仍是无用的赘疣而已。明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当可知道，湘军之成功，应归于曾国藩的”精诚感召“与”正确领导“.后人推崇他军事学方面的修养，亦即是由此而来的。
4.凭仁爱礼义治理军队
曾国藩治军方略的一个首要的内容就是注意用仁义礼教去陶冶、维系军心，培植绝对服从于自己的个人势力。军队必有灵魂，简称之为军魂。湘军何以无敌？因为他有军魂仁礼之教。这是一切带兵官必须明了的大前题，千万不可对士兵乱打乱骂，即令打之骂之，要和父兄打骂子弟一般，皆由仁心而发也。曾国藩曰：”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敬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推崇程朱理学的曾国藩明确认识到，农民起义之所以频繁发生，内忧外患之所以纷至沓来，八旗、绿营兵之所以在同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望风披靡，一触即溃，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固有的纲常伦理大乱已至，人心涣散，尤其是清军缺乏为朝廷卖命的忠义血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曾国藩非常重视孔孟”仁“、”礼“那一套在治军方面的作用。
曾国藩治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孔孟”仁“、”礼“思想贯穿于士兵的头脑之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在一块，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友朋等亲谊关系掩饰、调剂以至弥补上下尊卑之间的关系，极力减少湘军内部将帅之间、士兵之间的摩擦和抵触情绪，使士兵或下级易于尊敬官长、服从官长、维护官长，为官长出生入死，卖命捐躯，在所不惜。为顺利达到这一预定的目的，曾国藩非常重视对士兵的思想政治训练和对将领的选拔培养。
在对士兵的思想政治训练方面，除”勤劳“二字之外，曾国藩着重坚持这样四个字：”仁爱“、”严肃“，亦即前述”恩威并用“的意思。
曾国藩认为，军人既以军营为家庭，那么在这个第二家庭里，家长对子弟，即官长对士兵，也就应该讲仁爱，兵勇之间也应该以仁爱相待。因为，平时大家和睦相处，互相仁爱，建立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感情，所以，到了战时就会互相照应，争先恐后，勇往直前。
在具体作法上，曾国藩对部属谆谆诱导，反复强调要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而忠君事长则是其核心。他对潘鼎新等人说：”第一教之以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义也。“为此，他在给各将领的书札、批牍中，以自己的实践经验，字字句句用肺腑之言去开导他们，要以父母仁爱子弟之心去教育兵勇：”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他认为将帅对士兵如父兄对子弟一般仁爱慈祥，那么士兵就会像子弟对父兄那样忠义孝敬。他反复强调，这其间首要的问题是，将帅应以身作则，做出榜样，才能影响兵勇的言行。
5.靠血性廉明选拔将官
曾国藩主张建立一支能够代替绿营军、担负起镇压太平军起义任务的新式武装--湘军。为了使这支军队有较强的战斗力，曾国藩认为，湘军的组建，关键在于将领的选拔能否得当。如果将领选任得人，不仅弱军会成强军，而且还能带动一批所谓的”正人“，去自愿为清王朝卖命。反之，则不但不能与势头正猛的太平军对抗，更重要的是不能”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故曾国藩创建湘军伊始，即把选将工作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关于湘军将领的标准和如何选将，曾国藩有过许多论述。他认为将领应具备四个条件。在写给彭筱房、曾香海的信中，他指出：”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以带勇。“
曾国藩还认为，”血性“、”廉“、”明“等素质对于一个将领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三者缺一，若失辄，终不能行一步也。“所谓”血性“，是指”忠义“精神。而对于”廉“”明“二字，他解释说：”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得廉明二字以为之基，则智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
曾国藩还认为，”朴实“二字对于一个将领来说也很重要。在给左宗棠的一封信中，他指出：”李迪庵兄弟之选营官，专取简默朴实，临阵不慌。弟之能于临阵观人，而取简默朴实，略仿李氏之意。“崇尚朴实，就必然反对浮滑。在给姚浦的信中，他指出：”将领之浮滑者，足以淆乱是非。是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弟一人然也。“
对于一个将领来说，不要求”善说话“，但要求说话要”有条理“.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指出，对于一个将领来说，”说话宜有条理。“他在另一封家书中，具体举例说：”杨镇南不足恃，余与其平日说话知之，渠说话最无条理。凡说话不中事理，不担斤两者，其下必不服，故《说文》君字后从口，言在上位者，出口号令，足以服众也。“
此外，曾国藩还认为，在选拔将领时，还应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决不能选用冗者。他指出：”其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曾国藩的选将要求总结为四点，即：一血性为主，二廉明为用；三简默朴实；四打仗坚忍。
所谓”血性为主“，就是要求湘军将领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决心。曾国藩认为强调这一点对于选拔将领至关重要，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备，然苟阙其一，则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在曾国藩看来，选用有”忠义“”血性“者为将，整支军队就可以达到”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的效果，带动全军为维护封建统治和纲常名教而战，从而使湘军不但具有镇压起义的军事功能，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其次，鼓吹”廉明为用“.曾国藩说过，”为将之道，谋勇不可强几，’廉明‘二字则可学而几也。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
曾国藩强调”守廉“，因为他深知，绿营将帅克扣兵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腐败行为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种情况日益加深兵土们的不满情绪，严重影响部队的战斗力。那么，现在他要组建一支新军，能否在这个问题上使将帅有所收敛，将直接关系到湘军战斗力的强弱。因此，他要求将官以”廉“自守，”欲服军心必须尚廉洁“，并常常以”崇俭朴“，”不要钱“与部属相标榜，反复告诫他们说：”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著意，如营官于银钱上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截旷而后议之也“.
当然，剥削阶级的劣根性和清军官场中的积弊是不可能轻易革除的，”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真正的”廉“是难以做到的。仅靠口头上的要求和训诫还不够，必须辅之以实际上的物质利益，才可能使将官们不必明目张胆地”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不因小利弄得将弁反目，影响军心。为解决这个矛盾，曾国藩认为，必须把将官的利益从制度上规定下来，即”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谓之”养廉“，试图用这种方法防止将领克扣兵饷，从而维持军心的稳定。曾国藩曾私下开导部属说，守”廉“并不吃亏，”守个’廉‘字，名位日尊，岂有怕穷之理。常使在下之将官多占些便宜，士卒多沾些恩泽，则人人悦服，切不可处处打算，惹人谈论。得了名就顾不得利，莫作名利双收之想“.为了得到更大更远的利益，而暂时舍弃眼前的小便宜，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守”廉“能够升官（名位日尊），升官就自然能够发财（岂有怕穷之理）--这就是曾国藩要求守”廉“的真实用意！
至于”明“字，主要是要求将领努力做到赏罚公道，是非不淆。曾国藩强调，将官必须要有”明“的素质，”’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威，某弁合力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他认为，”一军之内，亦必其是非不揆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将领必须”得’廉明，二字以为之基，则智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若不从此二字下手，则诸德亦茫无把握。“
应该说，曾国藩选将强调守”廉“以及具有”明“的品质，这对调整湘军将弁之间的关系是有好处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维系部队内部的团结。湘军战斗力之所以高于绿营军队，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第三是”专取简默朴实之人“.曾国藩曾抨击绿营军队积习难改，即使”岳王复生，或可换孱兵之筋骨；孔子复生，难遽变营伍之习气“.他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真意荡然“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