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深层次的东西不方便说，在这里只说方便说的。
最初的写作动机是出于对眼下火得不得了的谍战作家们的羡慕嫉妒恨。如同祖国在一段时间里把所有的光环都给了八个样板戏，祖国在这段时间里把不说是所有但至少也是相当的光环给了谍战。打开电视皆谍战，祖国文学的最亮光环茅盾文学奖也授予谍战，谍战作家们简直就像贪污一样地大把挣钱，这些都让我无法不受到引诱。
当我加入进去也开始战的时候，流淌在我血液中的文学的天性出来阻拦了我：生活呢？满篇不见生活！这个文学最基本细胞的缺失让我无法再写下去。纯粹的谍战作品是不要生活的，它必须不来自生活，它必须是按照固定模式的一种营造。我是很想屈从这种营造的，但我已经成为生活习惯般的文学惯性思维让我欲从不能，我要从了我写不出字来，并非是我坚持文学的高尚。我必须重新寻找真正文学的角度来让我能写下去。于是，小说现在的这个角度出现了：一个农民，像割麦骟猪那样去揽活挣钱，去执行一项暗杀。这是一个十分生活化的角度，像写农民进城打工一样。农民像进城打工那样去杀人，而且杀的不是一般人，我自己想想都有意思！这个角度让小说开始有了文学的灿烂。我想说的是：谍战，也可以像习主席夸奖的电视剧《媳妇的美好生活》一样，写得很接地气，写成一段充满柴米油盐的生活。
小说自然还有其他的思考，白纸黑字都写在里面了，便不再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