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就是这样的一类人：公开地利用和掠夺陌生的无辜者，压榨他们的故事、情感、血汗，装着葆有感情其实是冷冰冰地去揣度和豢养他人的命运。细想想，这真是近乎邪恶的行为。但我这样做了，像以往一样，并且今后还会继续这样。
表面上，这次我写的是失独老人与失恋兼失业的少女，他们各有不幸，并再次不幸地进入了我的视野，并且我还冷酷地让他与她纠缠了起来。我替他们绕了一个并不复杂的结，但并未替他们打开。我把他和她从人群中认领了来，安置到同一个屋檐下，让他们寻死觅活，准确地说，是试图寻死，同时又在寻觅活路。他们不管是活下去，或是当真死了，某个角度上，也并无巨大的分别——我于是不负责地让故事就此停下来，把他们留在故事里。我把他们丢在那里、关上电脑掉头就走了。走了好一会儿，我忽然明白到：这位苦念亡子的老人，以及那位深度厌世的少女，留在故事里，显然比走出来，要好一些。
更好的则是把这个故事抛诸脑后，只看人与人：人际的隔阂与无力。这种人际，包括陌路人的，更特指亲人之间的：母与女、父与子、夫与妻；活人与死者，得意者与不幸者，在本质上，都是差不多的——彼此间，做不到真正的融洽与亲切。但这样一种无计可施、令人感伤的局面，其根源恰恰是由于“爱”，一种混沌而深沉的、带着催眠般惰性的“亲人之爱”。命悬一线之时，这可怜巴巴的“爱”，又足够维系。就是这样的，人们与爱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