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洪水冲出诗来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我在一个会上见到老同学吕进，突然就想起他写的一首民歌：“小姑娘，辫子长，担起土筐飞一样；只嫌土筐装得少，哪怕汗湿花衣裳。”这是一首写于1958年的“大跃进民歌”，贴于成都七中中心花园的板报上，后来还上了《诗选》。因为顺口好记，读一遍就记住了。谁知道，一记就是几十年。而这时的吕进已成为新诗研究的巨擘。在他面前背诵这一首民歌，只想幽他一默，并无他意。
1959年国庆，四川省文联举办诗歌朗诵会，我得到一张票，兴冲冲去了布后街二号。我以为，能见到流沙河、石天河，斗胆问了一下旁边的听众。答曰：你娃娃不懂嗦，他们当了右派了，在劳动改造。记得，当天的朗诵会由傅仇主持，安旗讲话。我不明白当时为什么傅仇要拿着讲稿讲话，小心翼翼。十几年后，给《四川文艺》投稿，与诗歌编辑傅仇混熟了，才明白他的谨慎是有道理的。
说起傅仇老师，他的森林诗《夜景》《蓝色的细雨》《告别林场》，至今读来仍感亲切。1985年，我曾与林业部“熊猫部长”董智勇夜谈通宵，我背了几段《夜景》，他竟从床上弹起来说，好诗啊，好诗！
很巧的是，也就是在国庆十周年举行诗歌朗诵会的小礼堂，20年后成为《星星》诗刊的大办公室，在那里见到了流沙河。因为我在1979年《星星》诗刊发表了组诗《星河世界》，涉及一些天文史知识，沙河先生就此与我谈起来。从法国的弗马吕翁的《大众天文学》谈到了中国新诗，话语滔滔不绝，大为过瘾。
我不知何时开始爱上写诗的。读高中时，就喜欢乱写，不然不会关注吕进。1963年8月，河北大水灾，连续五天五夜的白帐子大雨，把石家庄变成了水乡泽国。那时，我大学刚毕业，分配到国防科委十院十三所，我的工作是守设备仓库。水灾之中，通宵值班，听一台抽水机单调的轰鸣，感到心头有一股激情在涌动。因为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去，又遭如此大灾，真为国家和老百姓担忧。当时，就写了组诗《在绿色的雨衣下》，在《解放军报》上发表，这大概就是我写诗的开始。
二、真馒头比假诗好
“文革”后期，我家住成都红旗剧场二楼的市歌舞团宿舍。三楼住着诗人胡笳，我常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时候，孙静轩常来聊天，渐渐与我这个业余作者混熟了。中学时代曾读过静轩老师的《海洋抒情诗》，我知道他是十三岁参加革命的“红小鬼”，是从50年代的朝阳中走来的那批诗人。他的诗充满了那个年代的童真，一片纯净的蔚蓝。可是我面前的这位著名诗人却是灰色的，衣服是灰色的，面容是灰色的，瘦削的脸颊很明显地刻画着近二十年坎坷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