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1947年，沈从文虽没写出什么小说，却比往年似乎更忙。1946年7月12日，他携妻带子从昆明飞抵上海，安置好妻儿，他就匆匆地赶去拜会朋友。上海的朋友太多，叶圣陶、巴金、郑振铎、李健吾等友人都在这里，沈从文最先去见的是巴金。巴金这一年非常活跃，年初时与茅盾等21人联名发表《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委员书》，信中呼吁废止文化政策，确立民主的文化建设政策。六月又与马叙伦等上海各界人士上书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吁永久和平。
老朋友相见，都万分地欣喜，沈从文告诉巴金：近两月前的5月4日那天上午，西南联大全校师生在新校舍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梅贻琦代表联大常委会宣布：西南联合大学正式结束！日本鬼子投降有一个多学期了，西南联大的三校，各自复校，都迁回自己原来的地方去。北京大学继续聘他为教授，这次全家来上海，是送家小去苏州暂住，他一个人先去北京，待一切有着落后，再接他们母子团聚。巴金认真地听着，完了笑笑找出6月1日《上海文化》第6期，打开来递给沈从文。
沈从文原籍湖南。近因湖南正苦于旱灾，乃在昆明报上刊登启事，立下心愿，鬻字赈灾。启事原文如下：“湘灾严重，死亡太多。我会写几个草字，想义卖一百件，全部作赈灾。我的朋友、同学、读者，凡乐意助成这件事的，在筹赈会请代收赈款银行或报社捐款万元，函示收据字号，即将所书一件寄奉。”
看着杂志上转载《沈从文鬻字赈灾》的消息，沈从文认真地说：“湘灾确实严重，多亏朋友帮忙，我总算尽了些同乡的情谊。”“100幅字全卖了？”“多出差不多一倍。”“真有你的。”巴金敬佩地望着他。“我做的都是小事，与你上书蒋介石比，不是一个层次。”“这种话不该是你说的。”
“对，大事小事，只要对中国有利，我们都要尽力去做。只是，蒋介石怕是不会听你们的。抗战胜利了，他还把一些待退役转业的军官收容下来……把美国剩余军火，重新装备，在国内各地砰砰嘭嘭那个‘战争’，我是很担忧的。打了这么些年仗，政府应该把很有限的一点钱，用于战后民生和经济建设，结果却用于战争开支，实在让人愤慨。”
日本人投降了，沈从文看到的却还是战争，而且是内战，他从普通老百姓的需要出发，从人性出发，深切地渴望和平，对战争充满厌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小说基本停笔，写得最多的是政论、随笔，中心就是反对任何理由的内战。
回北京不久，8月30日，沈从文写下了《新烛虚》，在文章中谈了自己返回北平后的印象，觉得许多人一眼看去，“样子都差不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俨然已多少代都生活在一种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情形中”。希望能开展一个“新的文学运动”，以一种“综合过去人类的抒情幻想与梦，加以现世成分重新处理”，并“综合过去人类求生的经验，以及人类对于人的认识，为未来有所安排”的文学作品，建立起年轻一代“对重造社会重造国家应有的野心”。
而对于在“零下三十度的一些地方，还有五十万人不怕寒冷在打仗”的现实，认为“读书人纵无能力制止这一代战争的继续，至少还可以鼓励更年轻一辈，对国家有一种新的看法，到他们处置这个国家一切时，绝不会还需要用战争来调整冲突和矛盾”。与巴金告别时，巴金很真诚地劝他：“留在上海写作吧，这样比你去北平教书对中国人的贡献一定更大。”沈从文感激巴金的真诚，回说一定认真考虑他的意见。第二天，7月13日午后，沈从文去拜访叶圣陶。
沈从文与叶圣陶相交，缘于两人的相互欣赏与彼此信任，自从1927年6月叶圣陶在来稿中读到沈从的短篇《我的邻》后，他们的这种关系就建立并日益牢固。叶圣陶在《小说月报》主编的位置上催着沈从文写文章来发表，到1929年初叶圣陶把《小说月报》交还给郑振铎，还是不断向沈从文要来文章推荐给《小说月报》。沈从文在《小说月报》发表的小说前后多达二十二篇，这不能不归功于叶圣陶对他的欣赏和关爱。对沈从文特别看重的叶圣陶，不仅经常向杂志、朋友推荐介绍沈从文的文章，甚至引导孩子来欣赏阅读沈从文的作品。1936年1月，他主编的开明书店《新少年》杂志创刊后，就在该刊开设了“文章展览”专栏，其中就特别展览了沈从文的《辰州途中》。
“这篇旅行记的写法，‘是把自己印象最深的事物记下来，宛如摄一套活动影片，与此无关的简直丢开不写’。”叶圣陶点评《辰州途中》说，“沈从文描摹‘滩水险急’、纤手老头儿‘对于生存还那么努力执著’，以及‘那小山水村如画如诗印象’的手法和语言，都是这篇旅行记的‘佳胜’和‘意味’之所在。”
对于叶圣陶，沈从文同样如此，他在1930年12月发表的《谈中国创作小说》中赞美叶圣陶：“以最诚实的态度”创作他的故事，他的作品“是比一切作品还适宜于学习取法的”“在过去，以至于现在，还是比其他人某些作品为好些。”1935年8月，沈从文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谈上海的刊物》，称赞叶圣陶主编的“有五万份销路”的《中学生》杂志，说“《中学生》杂志许多大学生还应当看看，因为它上面有许多文章，值得全国学生注意”。
出于对叶圣陶的敬重，沈从文把他的作品交给叶圣陶由开明书店出版。叶圣陶评述沈从文的短篇集《春灯集》、《黑凤集》：称沈从文为美妙的故事家，说他以体验为骨干，以哲理为脉络，糅和了现实跟梦境，运用了独具风格的语言文字，使他的故事成了“美妙”的故事。还肯定沈从文代表了我国现代文艺向多方面发展中的一方面，而且达到了最高峰。
叶圣陶素以“认真”和“严谨”著称，为人处世讲究规矩和分寸，说话办事留有余地，不走极端。能如此绝对肯定地评断沈从文，足见对沈从文是多么的欣赏。在抗日战争中，叶圣陶参与到反抗国民政府的斗争中，为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而奋斗。1946年，他回到上海，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及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和中学教育研究会的顾问，见沈从文来访，他非常高兴。沈从文告诉叶圣陶，云南有一支部队因拒绝调往湖北参加内战，而全部走散。“从这可以看出，中国的军队百姓，都是反对内战的”。
看到沈从文对内战爆发的担忧，叶圣陶深有同感，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说：“我听闻一多说，他请你参加民盟，你拒绝了。”“我一生最怕打杀，只守着一个读书人最基本的本分；之所以没有像郑振铎、闻一多那样热心政治，‘便是因为我能承受生活上的一切压力，反抗性不大，这或许是弱点’。”叶圣陶听了，说：“能承受生活上的一切压力，应该是优点；对政治少一些热心的作家，只是个人的兴趣，说明不了什么。”“我对题材直接汲取于农工且就正于农工的创作方法并不反对，但认为仍应看重作家的作品；就我自己的创作而言，我不习惯受管束，也不会管束人。正是因为这些，抗战初期中共欢迎一些作家到延安去，我才没有去。丁玲他们去了，一个最有天赋的女作家，反倒再没有什么作品了。”
沈从文与叶圣陶说的这些话，在接受彭子冈夫妇采访时，他又说了相同的内容，被采访者撰写出来发表在九月三日的《大公报》上。沈从文回到北平住进沙滩中老胡同的北大教授宿舍，这里原是清代高级官员的大宅院，如今入住的还有文学院长朱光潜、法学院长周炳琳，以及张颐、吴之椿、江泽涵等十余位著名教授。沈从文除授课外，还担任《益世报》《经世报》《平明日报》《大公报》四家大报文学副刊的编辑，继续他一直以来培养文学新人的工作。由于内战在继续，社会依然动荡不安，太多的困惑纠缠着他，文学作品便越写越少，把能挤出的一点精力，都放在了对时局文学的关注上。沈从文得知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撰写了《怀昆明》一文，大声呼吁驻滇的湖南高级军官，务必“使这件事水落石出”。之后，沈从文在上海《文学月刊》发表《一种新的文学观》，对文学成为政治的附产物和点缀品再次提出异议，指出：
国家进步的理想，为民主原则的实现。民主政治的象征，属于权利方面虽各有解释，近于义务方面，则为各业的分工与专家抬头。在这种情形中，一个纯思想家，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实各有其伟大庄严处……然而我们在承认“一切属于政治”这个名词的严肃意味时，一定明白任何国家组织中，却应当是除了几个发号施令的负责人以外，还有一组顾问，一群专家，这些人的活动，虽根据的是各种专门知识，其所以使他们活动，照例还是根据某种抽象原则而来的……一个文学作家若能将工作奠基于对这种原则的理解以及综合，实际人性人生知识的运用，能用文学作品作为说明，即可供给这些指导者一种最好参考，或重造一些原则，且可作后来指导者的指导。
十月初，沈从文又在《上海文化》月刊发表《北平的印象和感想》，对停在天安门前的美制坦克和在东北进行的内战感到困惑和不满。到中旬，沈从文在接受记者姚卿祥的采访时，称赞巴金、茅盾以及卞之琳、萧乾他们默默地坚持工作，而对原来静静地写文章的人现在“出风头”，闹运动，“显然有些爱莫能同意”，对郭沫若“飞莫斯科”，凤子“跑到苏联大使馆去朗诵诗”，以及丁玲“到铁矿上去体验工人生活，写了文章还要请工人纠正”等，则颇不以为然。
在提到何其芳等去了延安的作家时，沈从文说：“他们是随政治跑的”，对文学不会有好影响。因为“文学是可以帮助政治的，但用政治干涉文学，那就糟了”。沈从文在10月17日为编就的《益世报·文学周刊》第十一期所作的《编者言》中再次表示，他的副刊所能起的作用：
即在多数人情感观念中能消毒，能免疫。不至于还接受现代政治简化人头脑的催眠，迷信空空洞洞“政治”二字可以治国平天下，而解决国家一切困难与矛盾。却明白一个国家真正的进步，实奠基于吃政治饭的越来越少，而知识和理性的完全抬头。
到了11月3日，沈从文又撰写《从现实学习》一文发表在《大公报·星期文艺》上，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内战的国共双方都表示了不满，认为他们是在“玩火”，是“用武力推销主义”。这篇文章一出来，立即受到左翼阵营作家的激烈批评，但沈从文却并不去理会。直到12月上旬，在致信彭子冈的信中，谈到这些批评时，他提出自己的看法：写作上，“无妨从各方面着手，大家各从不同方式，不同信仰，不同观点作去，有个长时期自由竞争，所谓文坛会丰富些，思想也会活泼些。如果想将来有机会，我想把那些的批评附在全集后刊载，让这些批评与我大部分习作对面，到时候，那些枝叶意见就会显得平平常常，因为他们说的，也许从我十多年前另外作品中即早提过了”。
年底的时候，沈从文在给一位名叫“黄灵”的读者复信中感慨道：“国家好，人的自由竞争机会多，文学从一个极广泛的要求生产，要求出产，我或者还可有以自见于世。国家不好，人孤立，便等于游离于纠纷之外，形成一种隐遁状态。工作用笔时，也必然避开目前人人所呼喊问题，转若自娱，欲深反悔。本可以带着更年轻的一群形成一种健康风气，结果却必然在一种厌倦情绪中，一切萎缩”。
1946年，沈从文在不停地发表看法中过去，他的这些看法并不能扭转现实，到1947年初，他的《芸庐纪事》在《人世间》发表，第三章还是被国民党当局禁载。他在给上海熟人的信中说：“这里一切照常。事能进行，唯在此死城中所进行的虽苦也还庄严，但想起千里内一片杀声，一片血影，便不免令人茫然了。”
3月1日，沈从文一边在北平五所大学教授《响应十三教授保障人权宣言》上签名，抗议当局抓捕学生，一边给投稿人“灼人”复信说：
诗可以为“民主”、为“社会主义”或任何高尚人生理想作宣传，但是否是一首好诗，还在那个作品本身。我们的困难在充数的诗人太多，却迫切要他人认可他为“大诗人”或“人民诗人”，没有杜甫十分之一的业绩，却乐意于政治空气中承受在文学史上留下那个地位。
1947年5月4日到来时，沈从文写了论文《五四》：
过去时代，我们把希望寄托到帝王和所控制武力上，不大济事了，虽然变相的帝王和强大武力，还上好存在。但遇到问题来时，这帝王，这武力，都已显得不大中用。其次是把希望寄托到民主初创时的公仆，总统和人民代表的两院议员身上，结果是不大中用的公仆，不免被武人挟制，为所欲为，太过中用的武人，又必然是独断独行，使国家分崩离析，人民无可奈何。
沈从文诉说了人民的无奈后，在文章里建议说：
国家重造的当儿，解决矛盾，平衡情感，还得用集团屠杀方式。这个与其说是“自然”的，又不如说是“人为”的。与其说是命中注定，还不如说这只是“人谋不藏”。中国若真有所谓思想家，或大政治家，应当从这个问题上提出他对于国家重造的见解。
沈从文关心自己的国家，也一如既往地关心弱者，特别是文艺工作者。9月20日，他在《益世报·文学周刊》刊发了一则《启事》说：
有个未谋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作个“乞醯”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解除一点困难，又有余力做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作家卖二十张条幅字，作为对于这种善意的答谢。这种字暂定最少为十万元一张，我的办法是凡要我字的，可以来信告我，我寄字时再告诉他如何直接寄款给那个穷作家。这个社会太不合理了，让我们各尽所能，打破惯例做点小事，尽尽人的义务，为国家留点生机吧。
沈从文这里提到的青年作家，就是侗族诗人柯原。沈从文在1946年10月14日把他的第一首诗《祖国啊，起来吧！》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周刊上：
欢乐的心情让愁苦来收拾，美丽的田庄只是缥缈的梦幻。
祖国哟，为了子孙们的命运，你站起来吧，睁开你疲倦的眼。
……
这一年，柯原才十五岁。随着第一首诗发表，少年诗人一发不可收，好诗不断喷涌，奈何天妒英才，他的父亲病逝，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困厄中的小柯原想起沈从文先生，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沈先生写信，沈先生接信后，便有了那篇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