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九妹归故乡后，沈从文心痛了好些天还回不过神来，年初刚应邀主编昆明《观察报》副刊《新希望》，手上的事情一堆堆的却没法进入角色。张兆和见他这样，就劝他干脆休息几天到城里图书馆去逛逛。还没成行，闻一多便跑了二十公里地，来到昆明郊区的呈贡沈家。
原来，昆明文化界要联名发表《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闻一多是特来找沈从文签字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沈从文立即在上面签了名。闻一多大老远赶来，沈从文热情地留他一起吃饭，饭桌上俩人谈时局，聊联合政府，谈教学与创作。待送走闻一多，沈从文的思绪完全恢复到眼前的工作上。
“这些天我落下太多的事，得赶紧给补上。”沈从文对张兆和说。
忙碌中，日子过得真快，转眼便到了8月15日。这是一个让所有的中国人都长舒了一口气的大好日子，日本的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天从早上四点开始，沈从文便伏在书桌上迷神地写作《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一文：“五四”到了，湖南人的响应，表现于爱国行为，激烈处在全国中首屈一指。虽然这种“极端性”近于三楚青年的本性，然亦有扩大此动力原因与背景。重要的是长沙几个中学校的主持人，自由开明思想的浸润影响极大。易寅村先生主持省一师范，目下在延安掌握一切的毛泽东先生，即当时教员之一。
文章除了肯定田汉等一大批湘籍作家的成就外，对湖南教育界造就出毛泽东等众多人才，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六时，他被桃园的乡民们使足了劲敲响的搪瓷盆子震醒，嘶哑的瓷盆声响震动沈从文的心灵，他惊讶地抬起头来看看，最后还是忍住心里涌出的好奇，挥笔迅速地在稿子上写完了文章的最后一句话：
据个人书生之见，打败仗要翻身，打胜仗想建国，都得各方面有心人知所以把团结放在第一位，才有希望，而不至于使千万人民的鲜血白流，一面使得下一代人感到在血泊中举足的困难！
他放下手中的笔，站起来走出书房。天色已经大亮，初升的太阳把金光洒满了大院，他似乎又听到一种很长的声音，正要走出院子去听个明白时，张兆和拎一把菜推门进来，满脸都是说不出的喜悦。沈从文睁大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她。
“日本鬼子，投降了！”张兆和的声音刚刚落下，外面又传来了加拿大老人彼得越来越清晰的呼喊：“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彼得正满村子地奔跑，把喜悦传递给饱受战争灾难的乡民。沈从文与张兆和静静地倾听着，脸上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兴奋。“好，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沈从文说着，忍不住流下泪水。张兆和放下手里的菜，掏出手帕去替他擦。沈从文握住张兆和的手，握得紧紧的，放在自己跳动不已的胸前。“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沈从文轻轻地重复着，满目憧憬地望着张兆和。
几天后，张兆和拿来张报纸，放在沈从文的书桌上，万分喜悦地说：“你快看！”“1945年9月9日，日军将在南京举行受降仪式……”沈从文念着，快乐地抬起头来：“这么巧！”9月9日这天正是他俩的结婚纪念日，没想到日军也在这天举行受降仪式，天大的两件喜事，喜上加喜，碰巧印证中国传统的双喜这个字，把沈从文高兴得几天都为这双喜临门乐悠悠的。
然而，当他回想那些逃难的日子，想着自己与教授们逃离北京的情景，想到在天津、烟台、济南、武汉、常德、昆明见到的那些在逃难的路上饥寒交迫、生离死别的人们，想到日机的轰炸，百姓的惨死，九妹的发疯，更想到这些年来爱妻张兆和所经受的艰辛苦难，泪水又止不住的奔腾地流了出来。
百感交集的沈从文，决定邀几个在昆明的朋友来乡下聚一聚，一则庆贺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一则酬答夫人十余来年操持家务的劳累。
在这个好日子来临的前一天，沈从文浮想联翩，终于坐在桌前，开始写一篇小说。当他在稿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标题“主妇”两个字后，自言自语地说：“我要把它作为送给三三的礼物。”九年前，在他与张兆和结婚三周年纪念日时，沈从文也写下一篇同样题目的小说。
今天八月初五。三年前同样一个日子里，她和一个生活全不相同性格也似乎有点古怪的男子结了婚。为安排那个家，两人坐车从东城跑到西城，从天桥跑到后门，选择新家里一切应用东西，从卧房床铺到厨房碗柜，一切都在笑着，吵着，商量埋怨着，把它弄到屋里。从上海来的姐姐，从更远南方来的表亲，以及两个在学校里念书的小妹妹，和三五朋友，全都像是在身上钉了一根看不见的发条，忙得轮子似的团团转。
这哪里是什么小说，分明就是自传。其实，在世上所有的文学作品中，又有哪一部没有作者的影子，只不过多少而已。
纱窗，红灯笼，赏下人用的红纸包封，收礼物用的洒金笺谢帖，全部齐备后，好日子终于到了……一年前还老打量穿件灰色学生制服，扮个男子过北平去读书，好个浪漫的想象！谁知道今天到这里却准备扮新娘子，心甘情愿给一个男子作小主妇！
当她把那件浅红绸子长袍着好，轻轻地开了那扇小门走出去时，新郎正在窗前安放一个花瓶。一回头见到了她，笑眯眯上下望着。“多美丽的宝贝！简直是……”
一场热闹过后，日子过去了。
接续来到两人生活里的，自然不外乎欢喜同负气，风和雨，小小的伤风感冒，短期的离别，米和煤价的记录，搬家，换厨子，请客或赴宴，红白喜事庆吊送礼。本身呢，怀了孕又生产，为小孩子一再进出医院，从北方过南方，从南方又过北方。一堆日子一堆人事倏然而来且悠然而逝。过了三年寄住在外祖母身边的小孩子，不知不觉间已将近满足两周岁。
她爱她的孩子，为孩子的笑哭迷住了。因为孩子，她忘了昨天，也不甚思索明天。母性情绪的扩张，使她显得更实际了一点。
她问他，为什么许多很好看的女人他不麻烦，却老缠着她。她又并不是什么美人。事实上她很平凡，老实而不调皮。说真话，不用阿谀，好好的把道理告给她。
美是不固定无界限的名词，凡事凡物对一个人能够激起情绪引起惊讶感到舒服就是美。她由于聪明和谨慎，显得多情而贞洁，容易使人关心或倾心。他觉得她温和的眼光能驯服他的野心，澄清他的杂念。他认识了很多女子，但要征服他，统一他，唯她有这种魔力或能力。
她觉得这解释有意思。不十分诚实，然而美丽，近于阿谀，至少与一般阿谀不同。然而这是结婚前的事情，结婚后：
她发现了他对她那点“惊讶”好像被日常生活腐蚀得越来越少，而另外一种因过去生活已成习惯的任性处，粗疏处，却日益显明。
她于是“也照例如一般女子，以为结婚是一种错误，一种自己应负一小半责任的错误。她爱他又稍稍恨他。他看出两人之间有一种变迁，他冷了点”。
遇到了这样的情，沈从文接下来谈自己的看法：
这变迁自然是不可免的。她需要对于这个有更多的了解，更深的认识。明白“惊讶”的消失，事极自然，惊讶的重造，如果她善于调整或控制，也未尝不可能。由于年龄或性别的限制，这事她做不到。既昧于两性间在情绪上自然的变迁，当然就在欢乐生活里掺入一点眼泪，因此每月随同周期而来短期的悒郁，无聊，以及小小负气，几乎成为固定的一分……她常担心他的行为有一时会溢出她容忍的限度。
他呢，是一个血液里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生活里任性习惯太多的男子。是个用社会作学校，用社会作家庭的男子。也机智，也天真。为人热情而不温柔，好事功，却缺少耐性。虽长于观察人事，然拙于适应人事。爱她，可不善于媚悦她。忠于感觉而忽略责任。特别容易损害她处，是那个热爱人生富于幻想忽略实际的性格，那份性格在他个人事业上能够略有成就，在家庭方面就形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弱点。他早看出自己那毛病，在预备结婚时，为了适应另外一人的情感起见，必需改造自己。改造自己最具体方法，是搁下个人主要工作，转移嗜好，制止个人幻想的发展。这是件说来容易做到难的事，沈从文做不到，为自已辩护：
他明白玩物丧志，却想望收集点小东小西，因此增加一点家庭幸福。婚后他对于她认识得更多了一点，明白她对他的希望是“长处保留，弱点去掉”。她的年龄，还不到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在某一方面是长处，于另一方面恰好就是短处”。他希望她对他多有一分了解，与她那容忍美德更需要。到以后他明白这不可能。他想：人事常常得此则失彼，有所成必有所毁，服从命定未必是幸福，但也未必是不幸。如今既不能超凡入圣，成一以自己为中心的人，就得克制自己，尊重一个事实。既无意高飞，就必需剪除翅翼。三年来他精神方面显得有点懒惰，有点自弃，有点衰老，有点俗气，然而也就因此，在家庭生活中显得多有一点幸福。
“女子是一个诗人想象的上帝”。婚前的张兆和，是梦中的，需要沈从文做着美梦飞去才可以抵达；婚后的张兆和，是现实的，就一实实在在凡尘中掌管柴米油盐的主妇。早年顽劣高傲好扮男装的张兆和，自从跟随了沈从文，越发地朴素而家常起来，她曾写信给沈从文：
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儿子沈虎雏后来评说自己的父母：当父亲一味沉醉在创作中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时，“家务全靠妈妈打理”。从当初被爱的荣耀到进入妻子角色后，张兆和也步入了每个女人那样的嫁夫随夫的宿命。作为一辈子天真而惯于做梦追求完美的沈从文，明显产生一种落差，发现女神的光环退去了之后，先前因距离产生的“惊讶”和“美”也逐渐消失。天才的作家沈从文，一生都在用美来簇拥理想，他不能离开审美，而婚姻的种种现实，却往往是与审美相悖。
“在这时候，情感抬了头，一群‘偶然’听其自由侵入我生命中。”
那是1936年初，沈从文带了些礼物去给熊希龄家的女主人，因为女主人不在，前来迎接他的，是一位叫高青子的家庭教师，这个高青子是个文学女青年。她是沈从文小说的忠实读者，熟谙他的每部作品及作品里的人物，初次见面，就很敬佩地谈沈从文作品里的故事，谈青岛的海与樱花，这使沈从文对她印象极好。
张兆和晚年回忆：高青子长得很美，一张白白的小脸，一堆黑而光柔的头发，一点陌生羞怯的笑，给人一种幽雅而脆弱的印象。就这么个女子，在与沈从文告别时，发簪不知怎么突然落到地上，她躬身下去寻找发簪那个优美的身姿，刹那间让沈从文“仿佛看到一条素色的虹霓”。一个月后，他们不巧又遇上了，高青子嫣然一笑说：自己一个钟头以前还正看着沈从文刚出版的《八骏图》，且正为这个故事难过。“譬如说，一个人刚好订婚，又凑巧……”说话时眼中的笑意没了，带上一点羞怯，一点不便启齿的问询。沈从文心里一动，突然又发觉高青子今天穿的是一件绿底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这正是沈从文小说《第四》中那个与“我”车站邂逅并相爱女子的衣着打扮。
眼前“优美的在浅紫色绸衣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高青子以沈从文笔中人的衣着形象走进了沈从文的内心，那“一条素色的虹霓”就这么挂在了他情感的天空。当这点秘密被发现时，高青子有轻微的不安，而沈从文的心则跳得颇有些不正常了。与高青子这次邂逅以后，沈从文开始审视自己的婚姻。
一种幸福的婚姻，或幸福婚姻的幻影……你以为你很幸福，为的是尊重过去，当前是照你过去理性或计划安排成功的，但你何尝真正能够在自足中得到幸福？
1936年春节刚过，沈从文将自己对高青子的感情坦诚地告诉妻子张兆和。
震惊、不解、委屈的张兆和，一气之下回了苏州娘家。沈从文于是又像以往的离别那样，不断地给爱妻写去一封封长信，可是，信中坦言的他对高青子的爱慕和关心，却更加引起了张兆和的嫉恨。
万般无助无奈又得不到理解的沈从文，只好跑去向林徽因诉苦：“我虽然对另外一个女子有那样的感情，可这与对妻子的爱并没什么冲突，我现在还是如从前那样爱她，只不过我在爱慕和关心某个女性时，也这样做了。我认为一个男人，应该可以爱这么多的人和事。”
林徽因耐心地听沈从文诉苦，耐心地听他为自己辩说，然后以自己的经历开导他，并告诉他自己能理解他所承受的痛苦，甚至给他讲了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曾是段祺瑞内阁中的司法总长，而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曾作过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结合，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后来曾有人把他俩的婚姻媲美李清照与赵明诚的美满婚姻，说：
如果用梁思成和林徽因终生痴迷的古建筑来比喻他俩的组合，那么，梁思成就是坚实的基础和梁柱，是宏大的结构和支撑；而林徽因则是那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刻，镂空的门窗和美丽的阑额。他们是一个厚重坚实，一个轻盈灵动。他们的组合无可替代。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婚姻中，林徽因也曾有过情移金岳霖的经历。当梁思成从外地回来，林徽因便很沮丧地告诉他：“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梁思成听后非常震惊，一夜无眠翻来覆去，第二天一早对林徽因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我把这些话如实转述给金岳霖，他说：‘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此，我们再不提这事，三人仍是好朋友，不但在学问上互相讨论，每次思成与我吵架，都是金岳霖做仲裁，把我们糊涂不清的问题给弄明白。”
沈从文告辞回家，夜色已浓，林徽因拿起笔来，给美国的好友费慰梅写信：
这个安静善解人意多情又坚毅的人，一位小说家，又是如此一个天才，他使自己陷入这样一种感情纠葛，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事陷入绝望。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茫然不知所措，这使我想起了雪莱，也回想起志摩与他世俗苦痛的拼搏。可我又禁不住觉得好玩。他那天早晨竟是那么的迷人讨人喜欢。而我坐在那里，又老又疲惫地跟他谈，骂他，劝他。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和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
就在林徽因写信说沈从文时，他也伏在桌案上写第一篇《主妇》。写完后便按林徽因的意见跑去苏州说了一箩好话接回张兆和。一晃，时间又过去了近十年。这天天亮时，第二篇《主妇》终于完稿，沈从文放下手中的笔，心态和九年前相比，发生了天大的变化。
到天明时走到村子外边去，越过马路，躺到带露水的荒坟间，头中发眩，觉得十分悲戚，总想事如可能，应当到回北平时改一小小职业，不再做这种费神不见好的工作，一家也会过的日子稍好些。
9月9日庆祝餐过后，在朋友们都走后，沈从文将通宵达旦写完的《主妇》送给张兆和，作为“纪念礼物”。张兆和读着这第二篇《主妇》里的话，心里虽然有些凄凉，但更多的却是凄凉背后的温暖，沈从文似乎要从理想回到现实，至少他有这样的愿望。
日本人投降在秋天，过去后冬天就来了。沈从文还是不那么现实，在昆明的冬天刚开始时，闻一多又来了，还邀了吴晗一起来。这次两人专访沈从文，是劝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会的。
中国民主同盟会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与中国共产党关系亲密，1945年10月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政治主张。
由于对党派政治的反感，沈从文婉言地拒绝了，闻一多和吴晗失望地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