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五月，天气已经变暖，西南联大的礼堂，早上九点时被暖阳偎得暖暖和和的。在这个世界上最差劲的大学讲堂里，却开办了当时中国最优秀大师们的各种讲座。
这天的讲座，既不是冯友兰讲的《人生哲学》，汤用彤讲的魏晋玄学，也不是含着一个大烟斗的郑昕讲的康德，冯至讲的歌德和里尔克，而是沈从文在发表《关于短篇小说二十年来的发展及今后出路》的讲演。
我并不觉得小说必须很“美丽”，因为美丽是在文字辞藻以外可以求得的东西。我也不觉得小说需要很经济，因为即或是个短篇，文字经济依然并不是这个作品成功的唯一条件。我只说要很“恰当”，这恰当意义，在使用文字上，就容许不怕数量的浪费，也不必对于辞藻过分吝啬。故事内容呢，无所谓“真”，亦无所谓“伪”（更无深刻平凡区别），要的只是那个“恰当”。文字要恰当，描写要恰当，全篇分配更要恰当。作品的成功条件，就完全从这种“恰当”中产生。
沈从文在简陋却很暖和的讲台上侃侃而谈，大礼堂的位置坐得满满的，还有些迟来的学生只好站着。杨振声和许多老教授也来了，在并不显眼的左边坐着，比学生还听得认真。沈从文并不善谈，但对于自己深思熟虑的东西，总是能入木三分很有条理地讲得清清楚楚。
作为一个写出来的大作家，沈从文对如何运用文字感受颇深，非常重视，认定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最终得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的表达。因此他很强调语言技能，强调文学作品健康适度的中和之美，讲求文章的“技巧”。
沈从文曾在另一个场合中，把文学比喻成“情绪的体操”，“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
为此，沈从文对很多左翼作家把文学当“宣传”，过多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忽视创作的艺术技巧，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现象十分不满。
“《诗经》与山歌不同，不在思想，还在文字！”沈从文如此认为，断言：“一个作家不注重文字，不懂得文字的潜力，纵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
为此，他写了《论技巧》批评说：
人类高尚的理想，健康的理想，必须先融解在文字里，这理想方可成为“艺术”。无视文字的德性与效率，想望作品可以作杠杆，作火炬，作炸药，皆为徒然妄想。
关于“技巧”，沈从文在《论穆时英》中还指出：
技巧必有所附丽，方成艺术；偏重技巧，难免空洞。技巧逾量，自然转入邪僻：骈体与八股文，近于空洞文学。废名后期作品，穆时英大部分作品，近于邪僻文字。虽一则属隐士风，极端吝啬文字，邻于玄虚；一则属都市趣味，无节制的浪费文字。两相比较，大有差别，若言邪僻，则二而一。
在强调语言和技巧的同时，沈从文还特别重视作品的独创性：
一切作品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艺术品之真正价值，差不多全在于那个作品的风格和性格的独创上……
“独创”是沈从文创作体验的理性升华，是他艺术全部的浓缩。他不肯承袭旧法，不愿驾轻就熟，不懈地进行文体的探索，甚至谦虚地把自己的作品称为“习作”，目的“只在说明我取材下笔不拘常例的理由”。
“文学之美妙，即在于能使不生存的人物能生存”。沈从文大声地引用王尔德的这句名言，来表达自己的文学观，把自己的创作生命，浓缩为一种“创造”形式，即：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
沈从文就这样地把自己融入所爱的文学事业中，如果说开始还有功利，因为人首先得有物资生活，而当这个问题得到最基本的解决时，就只剩了爱。因为爱，他抛去功利来耕耘文学，为着心中的那份坚持，敦厚宽容的沈从文坦直地述说自己的文学观点。
他肯定刘半农的《扬鞭集》，是“用并不普遍的文字”“并不普遍的组织”“唱那为一切成人所能领会的山歌”；赞赏朱湘，“使新诗并不与旧诗分离，只较宽泛的用韵分行，只从商籁体或其他诗式上得到参考，都用纯粹的中国人感情，处置本国旧诗范围中的文字，写成他自己的诗歌”；夸奖胡也频，用“诗人清秀的笔转而作小说……每一个故事皆在文字方面毫无微疵，在组织方面十分完美”；推崇鲁迅小说在文体上的成功，认为像《故乡》和《示众》这些小说，“说明作者创作所达到的纯粹，是带着一点儿忧郁，用作风景画那种态度，长处在以准确鲜明的色，画出都市与农村的动静”。
只要是把文学当做艺术，而不是标语口号式的作家，沈从文都给予肯定，反之则予以否定。
早在《论中国创作小说》里，沈从文就以文体作为切入点，对“五四”以来的小说进行了总体评价。
在文体方面，则有意杂糅文言与口语，使之混合，把作品同“诙谐”接近，许多创作，因此一来连趣味也没有了。……因为十六年后，小巧的杂感，精致的闲话，微妙的对白剧，千篇一律的讽刺小说，也使读者和作者有点厌倦了。
持这种看法的沈从文，坦言“五四”时期“第一期（小说）创作的成绩比诗还不如。”
为了文学，沈从文甚至不客气地批评他所敬仰的前辈，指责周作人、废名等“有些文字发展到不庄重的放肆”情形，对当时文学旗手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也指出有“诙谐的难于自制”毛病。
十年来中国的文学，在创作一方面，由于诙谐趣味的培养，所受的不良影响，是非常不好地将讽刺的气息注入各样作品内……每一个作者的作品，总不缺少用一种诙谐的调子，不庄重的调子写成的故事，这权利的滥用，不知节制，无所顾忌，因此使作品受了影响，文学由“人生严肃”转到“人生游戏”。
人们可以不接受沈从文的观点，却不可以不赞美他的独立精神和率直的人格魅力。
世界是因为有创造才有发展进步的，而任何伟大的创造，都需要一种独立精神来作为支撑。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沈从文这里说的“希腊小庙”是指一种希腊精神，一种同古典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古典精神的源头。
勾股定理的发现者毕达哥拉斯提出“美是和谐”的观点，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则力挺“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古典主义都在强调匀称、秩序、比例、适度、和谐等美学概念，表现在文艺创作上，就是要求遵守技巧规则，重视理性的节制。
沈从文的在自己的实践与思考后形成的审美兴趣与这些伟人的审美原则取得了一致，可沈从文生活的时代，人们更多是处于情绪高涨期的大变革要求中，文学作品充满了激动的呐喊和狂热情绪，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沈从文这样地造成作品审美价值的丧失，坚持地追求着“和谐——节制”的美学趣味。关于这一点，与沈从文一样有着伟大人格的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中颇有感触地说：
从文表叔书里从来没有——美丽呀！雄伟呀！壮观呀！幽雅呀！悲伤呀！……这些词藻的泛滥，但在他的文章里，你都能感觉到它们的恰如其分的存在。
黄永玉的这种感慨是非常准确而深刻的。正因为沈从文的作品是一种“恰如其分的存在”，所以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并具有长久的价值。
好的文学作品，照例会使人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
上述是沈从文这样地来看待自己的创作，而与他在创作上分道扬镳的老朋友丁玲则说：
我诞生在二十世纪初。因家败父亡，我成了一个贫穷的孤女，而当时的中国又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时代，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熬煎，这些痛苦不能不感染着我，使我感到寂寞、苦闷、愤懑。我要倾诉，要呐喊，要反抗，因此我拿起笔，要把笔作为投枪。我追随我的前辈，鲁迅、瞿秋白、茅盾……为人生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独立，为人民的民主，为社会的进步而从事文学写作。我写作的时候，从来不考虑形式的框子，也不想拿什么主义来绳规自己，我只是任思绪的奔放而信笔之所之。我只要求保持最初的原有的心灵上的触动，和不歪曲生活中我所爱恋与欣赏的人物就行了。
很明显，这两种创作都需要，人的文学功用于一个民族乃至世人长久的未来，革命文学功用于革命和眼前的斗争胜利。没有眼前就没有未来，革命文学或者说是政治文学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但如果以此来批判甚至完全否定无情打击人的文学，也是很荒诞的。
必须把人事和梦两种万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才望成为一个小说。
站在讲台上的沈从文，尽情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上述讲稿以《短篇小说》为题发表在《国文月刊》上。在他三十九岁的一九四一年中，因为更多的哲理性思考和教学的缘故，文风有了明显的转变，写了一些文论与散文，主要精力用于修订历年旧作，准备让桂林开明书店出版系列“沈从文著作集”。
从讲台上走下来，掌声中透出了西南联大这所当时中国最优秀大学师生对他的认可，沈从文非常高兴，带着一种教师的快感回家，来到家门前时，想到九妹，他的心突然没了快乐，感到很沉很沉。
善良的人总是把自己最渴望得到的给自己最爱的人，沈从文渴望能在九妹身上实现自己的幸福之梦。因为这个妹妹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的创作灵感，他笔下的湘西少女，无不留下九妹的影子烙下九妹的痕迹。单是以九妹作为主人公的作品，就有《炉边》《玫瑰与九妹》等好几部作品，主人公的名字虽不叫九妹，却明显以九妹为蓝本的就更多，诸如《阿丽思中国游记》《静》《贤贤》《三个女性》等作品。
《阿丽思中国游记》中的仪彬，开朗而惬意，她无心读书，喜欢和母亲厮守，随时准备像小鸟一样投到母亲怀中，把脸烫母亲的肩，逗母亲取乐。《静》中的岳珉去北京投奔二哥，因战事被困在长江中游的一个小城。时值春天，母亲身体病重卧床，岳珉伏在吊楼的栏杆上，望着河边的风景发痴。草绿风筝飞让岳珉快乐，但母亲的咳嗽和迟迟等不到远方消息，在她幼小的心灵又蒙上一层阴影。《三个女性》的故事干脆是发生在青岛，穿浅绿色教会中学制服的仪青为海滨美丽风景所陶醉，想把这种对美的惊讶、颂扬和爱表达出来。对友人严肃的政治话题虽未能完全理解，而对友人“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的看法却充满了钦佩之情。
毫无疑问，这些作品中人的言行情思，都是平时生活中的九妹展示给沈从文的。
至于像《凤子》《如蕤》《薄寒》这些沈从文稍后一些的作品，虚构的成分虽然居多，只要联系沈从文创作这些作品时的心态以及九妹当时的处境去推断，就会发现主人公与九妹之间的微妙关系。
美丽、高贵、成熟，是这些作品主人公的共同点。《凤子》中的凤子来自苗乡，与隐居青岛海滨的工程师的关系让人自然想到现实中沈从文和九妹的关系。《如蕤》中大官僚家庭出生的如蕤，身边追求者如云，却看不上他们的萎靡平庸，只希望能找到一个强壮、有野性的男子，结果独自驾船出海遇到风暴，与一个搭救她的男子产生爱情。如蕤高贵的出生让人想到沈从文那担任贵州提督的祖父，如蕤的爱情观实际上就是沈从文对九妹这方面看法的认知。《薄寒》中美丽的女人，让一大群都市时髦男人追求着，一一碰壁着。“这个女人，她需要的是力，是粗暴强壮”，沈从文借作品说，把她作为男性生命品格的试金石。
九妹给沈从文带来了无穷的创作灵感，沈从文对妹妹的爱使他最懂自己的亲妹妹。他回家的第一件事，多半是问九妹的。以前是关心九妹的学习生活，后来是关心九妹的工作和爱情，如今他更关心九妹的情绪。
此时的九妹，已经二十九岁，青春在悄然中流逝，生命却仍无依靠，曾经娇小清纯、谦卑自尊的少女，长成心性高傲，热情却没有心机，善良却不懂生活的女人。
沈从文对她太深太厚的爱，化成太大太美的希望，这希望让她把太多的时间用于翻着字典去看《吉诃德先生》，不懂也还耐烦地读下去。结果，终没能让她成为专业人才，却滋长了高傲的心性，使她离真实的生活越来越远，却走进了欧美文学虚拟的美丽爱情中。她渴望爱情，却害怕婚姻，这使她多次错失了本来是很不错的婚恋对象。
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反差，终使不肯跌落红尘的九妹信了佛教，她开始吃斋并参加当地的佛事活动，并大手笔地捐赠物品。
其实九妹心里的不快在三年前就已经开始，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当时还留在北京的张兆和给昆明的沈从文信中就提到这方面的事：
九妹一切都好，只是处在目前情形下，日子似过得更无聊。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吃饭，谈着别人家的闲话，她忽然哭了，我不知道什么缘故，第二天饭也不吃了，只吃了些面。那天她曾有一封信寄给你，我猜她一定是太寂寞，遇事便不如意。……我不会说话，不能像你在家那样哄哄说说，骂骂又笑笑，心里揪作一团，一点办法没有。她又像是不高兴我，又说全然不干我事，只是她自己想着难过罢了。所幸过了两日，暗云即过，脸上又见了笑容，现在到四姐家去了，今天已住了第三日。以前她老说要走，说就是做叫花子到自己的地方总高兴些。前一阵，那个一见飞机来就吓得脸色发白两腿直打哆嗦的邓小姐来，商量同九妹去南方，他们觉得住在这里无聊，闲着又惭愧，要走，要找工作做，说是任什么苦都得忍受。对这意见我不敢赞同，因为我知道她们俩都不是能吃苦的人，无非唱唱高调罢了。
这样的事情以后间或发生，沈从文让九妹去图书馆工作后，九妹似乎没有像沈从文希望的情绪会更好些，却反而更不好。
九在此图书馆服务，事还做得称职，爱念念佛，无妨于做事。将来或得余有力量时，为之将石莲阁大加改造，使之住下亦可办一学校，因彼理想高尚处，亦可为人模范，不在迷信鬼神，倒是诚实忠厚，同情下层阶级，未尝无助于社会也。
沈从文写信给大哥如实转告九妹的情况，这封信刚发出去，状况就出现了，沈从文只得又如实告诉大哥说：
在学校事本极好，有一百多一月，忽然要辞去，相信观音要保佑她，把什么东西都送给别人，一天默默念佛，我已用尽方法无可为力，一定要跟一莫名其妙之女人同去。努力想方设法把她找下乡，以为可休息一二月，当为制份行李，再找事做，谁知昨天一嚷，就又走了。脑子永远似通非通。在佛教会居然有许多妇女跟她学念经，认为她是最重要的一位。其实在此时要她读读经，就读不下去。我已把全副精力用尽，还是说不过来。只好听她去求观音（观音是什么她就不知道），再让许多老太太去求她。
九妹，我的好妹妹！沈从文从讲演的兴奋中冷静下来后，最先想到九妹，推门进屋，却没能见到她，心里不免有些着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