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第四期有一篇文章，题名《论英雄崇拜》，陈铨先生写的。本意给国人打气，对“英雄”有所赞美，用意自然很好。对于“英雄”含义，文章中虽曾说过是各式各样的领袖，唯内容所指的还是代表武力与武器的使用者，面对自然就是代表读书人的“士大夫”，于是很感慨地说，中国读书人太不崇拜英雄。既提起读书人，要找出一个原因，所以又说，这是由于“五四”的结果！为什么？为的是五四提倡“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养成了士大夫的坏脾气，腐化而且堕落。
沈从文刚写完这第一段，就听到那熟悉的脚步声，他停下笔，扭头对着门外，等张兆和进屋。
“又在与人争论？”张兆和将一杯茶水放在书桌边，轻轻地问。
“陈铨的《论英雄崇拜》中有这么个意思：‘近代教育教坏了这些读书人，反不如过去受了点通俗小说教育的武装同志表现得动人。我们要崇拜英雄，不然就是个卑鄙小人。有对这种崇拜加以嘲笑的，也是卑鄙之徒。英雄究竟是怎么回事？康德说，英雄有壮美感，使人生神秘敬惧之忱，无条件拜倒；他要你死，你必乐于死去无疑。’我认为不怎么妥，想说说自己的看法。”
“什么看法？”
“真英雄换言之就是‘真的领袖’，并不是‘万能法师’。我们生于二十世纪，对待这么一个英雄，自然也只是大事信托，由信托而生敬重，不必迷信崇拜，尊之若神。正因为明白英雄只是一个‘人’，与我们相差处并非‘头脑万能’，不过‘有权据势’。维持他的权柄，发展他的伟大，并不靠群众单纯的崇拜，靠的倒是中层分子各方面的热诚合作！二十世纪两个近代化的国家领袖，罗斯福和斯大林，所谓作领袖的意义，便是如此。个人权力尽管奇大无比，事实上各事有人负责，个人不过居于提纲挈领的地位，总其大成而已。读书人对于他崇拜不崇拜，是无所谓的。”
沈从文从桌子上拿过茶杯，却并不喝，而是双手捧在手上，接着说：
陈铨提及英雄崇拜时，引用百十年前叔本华、尼采一类人对于这个名词所作的抒情说明，与时代实不大相合。这些人的英雄观多属“超人”，配上拿破仑的性格风度倒刚好合适。这种英雄于战争中必骑一匹高大雄骏的白马，在山头大纛下据鞍顾盼，群众则野战格斗，破阵陷敌，有进无退。可惜时代已过去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两位要人，在群众大会拍摄新闻电影片时，虽尚倾心这种古典英雄风度，装作雄鸡姿势，已不免令人发笑。若在法比战场上最前线，我敢同任何人打赌，这两位伟人就绝不会比一个二等兵乐意把头多昂起一英寸！这就叫做时代不合，伟大意义也不会相同。
说到这儿，沈从文呷了口茶：
所以我认为，英雄崇拜若近于群众宗教情绪与浪漫情绪之归纳集中，近代使用的方式是分散到社会各方面去，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玩球的，跑车的，爬山的，游水的，无不可以引起这种集中的作用。英国封一个戏子作爵士，瑞典给一个电影女演员颁发勋章，这是国家有意从群众中产生英雄的例子。罗斯福有时会为足球比赛发发球，斯大林大排场款待从北极探险回来的水手，这又是现代伟大意义不同的另一例子。这事值得注意处，便是真的领袖都有意将英雄崇拜情绪转移到娱乐或致用分子方面去，个人却承受了“民治主义”一个对于“人”的原则，“领袖也是一个人，并不是神。”他要人相近，不要人离远。要群众信托爱敬，不要群众迷信崇拜。
“你说的或许更有道理，可是我却认为，你最好还是去写小说，别写这些与人争论的文章，省得惹来无尽的麻烦。”
“你说得很在理，只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该有自己的担当和责任，如果连自己的观点都不敢亮出来，自责和内疚也是让人很难受的。”
“可是，陈铨不是与你看法一致，你们才一起来编杂志的吗？”
陈铨认为，重造“民族精神”不是要提倡“个人自由”，而是首先要提倡“民族自由”，只有每个人必须回到民族这个集体中，才能避免个人自由所带来的利己主义。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宣扬尼采，为的是提倡“个人主义”，陈铨却反其道而行之，用宣扬尼采来否定“个人主义”，张扬民族自由。他反对的这种“个人主义”，不包括具有强大个人才能的“超人”，更多的是指普通的个人。认为那种具有超常能力的个人，是能领导整个民族摆脱危机的英雄，而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愚昧、自私和落后的，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才能带领他们走出危难。
陈铨为了有个平台把这种思想释放出来，就联络林同济、雷海宗、沈从文等联大教授，创办了一个名为《战国策》的半月刊，沈从文在其中做些“处理文艺部门稿件”的工作。
之所以取名《战国策》，是这几个教授们根据“历史形态学”的理论，将抗战时期的国际形势看做“战国时代的重复”，没有正义人道可言，认为当时是“争于力”的时代。为此，陈铨、林同济从叔本华、尼采的“权力意志”“超人哲学”出发，提出“英雄宇宙中心论”，主张“英雄崇拜”，反对“民治主义”，认为“实际上社会的进步，是靠少数超群绝类的天才，不是靠千万庸碌的群众”。
这些主张，由于出现在国民党对内制造摩擦，压制民主，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向共产党提出军政统一于政府“统一论”的时候，很快遭到“左翼”人士的猛烈批判，认为他们是迎合国民党政治独裁的需要。
《战国策》1941年1月创刊，胡绳立刻发表一系列文章，批判陈铨提出的“英雄崇拜”论和林同济在《寄语中国艺术人》中表达的美学认识；茅盾也在《时代错误》一文中，批评“战国策”派关于战争的观点是法西斯主义的翻版；1942年1月，汉夫在《“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一文中首次全面否定“战国策”派的基本主张，并认定其具有明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汉夫的认定得到不少“左翼”文化人士的响应，“战国策”派的理论便在政治上被定性为“法西斯主义思潮”。
沈从文听了爱妻的话，开始感到好笑，可他立即明白：张兆和是不想他与人争来争去，给自己惹麻烦。可有不同看法，大家争一争不是更好吗？战国时，不正是因为“百家争鸣”，才有了那么多深刻的思想流传至今的吗？沈从文心里虽然这么想，怕张兆和担心，便不说话，只望着她笑。
张兆和明白沈从文肯定有一肚子理由，更明白他这篇文章一定非写完不可，于是便换了话题说：“下午我要去呈贡友仁难童学校教英文，你就不要去了吧。”
“那怎么行，这种事，只能累一下自己，怎么可以耽误学生？”
原来，沈从文在教大学的同时，对整个社会和中小学语文的教育一直十分关注，这也是当时一代大知识分子的特点。从胡适、刘半农、杨振声到朱自清和叶圣陶等等，他们都从不同的方面为整个社会和中小学语文教育尽自己的努力，作一些贡献。
作为一名著名作家，沈从文不但参与了中小学语文教材和基本读物的编写工作，到了西南联大以后，还经常到当地的乡下中学义务上课。这天下午他要去的，就是张兆和任教的呈贡友仁难童学校。因为这样的上课，沈从文写出了《从＜小学读经＞到＜大众语问题＞的感想》《〈上海通信〉附记》、《论读经》《尽责》《关于看不懂》《白话文问题》和《文运的重建》等一系列关注语文教育或者涉及语文教育的文章。
这天，沈从文与张兆和夫妻从呈贡友仁难童学校回到杨家大院时，天照例已经是全黑了。这时，四妹张充和已去了重庆，所幸家里还有九妹给打理，小龙朱和虎雏，则由一个苗彝族保姆带着。
此前，为缓解家庭经济困难，张兆和曾带着俩孩子打算前往云南昭通，想应聘设在那里的国立西南师范中学部的教员，只因那卡车司机出于安全考虑，拒绝张兆和与孩子同坐载货卡车顶部，张兆和多日搭不上车，这才又返回龙街。
现在，张兆和到呈贡乌龙埠友仁难童学校教英文，沈从文每周四也到难童学校上两堂国文课，他俩都是不拿报酬的义务任教，给家里困窘的经济不能有半点帮助。虽说困窘还是困窘，连喝豆浆也得节省着，能教教代表中国未来的学生，心里还是踏实许多快乐许多。
吃过九妹给准备好的饭菜，沈从文抱抱虎雏亲亲龙朱，便去了书房，文章还是要写的，到深夜两点多时，他终于写成了《读英雄崇拜》。这篇文章，在6月1号《战国策》第5期上发表出来，由于对一期陈铨的《论英雄崇拜》一文的领袖崇拜提出了批评，上海版的《战国策》在发表这篇文章时，编者在题目下加了按语：
我们希望读者看了陈铨先生原文和沈从文先生这篇反辩之后，可以得到相当兴趣，参加讨论本题。
结果被张兆和言中，讨论很热烈，添了些麻烦，只是没想到更大的麻烦会在九年之后。而在当时，知识分子血性很浓的沈从文，为了自己的担当和责任，为了少一些自责和内疚，除了小说的写作，还是不断地写一些给自己带来麻烦的论文。
沈从文在《“五四”二十一年》一文，指出：
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解放”与“社会改造”运动。当时要求的方面多，就中对教育最有关系一项，是“工具”的运用，即文学革命。
可是文学革命运动，从建设方面看，固然影响大，成就多，从破坏方面看，也不可免有许多痛心现象。新工具既能广泛普遍的运用，由于“滥用”与“误用”结果，便引出许多问题。从大处言，譬如北伐成功后国内因思想分歧引起的内战，壮丁大规模的死亡，优秀青年大规模的死亡，以及国力无可计量破坏耗损，就无一不与工具滥用、误用有关。从小处言，“学术”或“文化”两个名辞，近十年来，在唯利是图的商贾和似通非通的文化人手中，常弄得非驴非马，由于误解曲解，分布了万千印刷物到各方面去，这些东西的流行，即说明真正的学术文化的发展，已受到了何等不良影响。所以纪念五四，最有意义的事，无过于从“工具”的检视入手。到5月1日，沈从文又写了《文运的重建》，文中认为文运：
遭受了这易变社会的摧残，越来越失去原有意义。比较起来社会固有了进步，文运实已堕落了。堕落的原因，一为从民十五起始，文学运动势力由北而南，由学校转入商场，与上海商业资本结合为一，文学作品有了商品意义，成为商品之一种……一为民十八以后，这个带商品性得商人推销的新文学事业，被在朝在野的政党同时看中了，它又与政治结合为一……因此从民十五以后，虽很产生了不少在商业上成功的作品，民十八以后，到民廿六为止，却并不曾产生过多少对国家有建设性的大作品。
我们必需努力的第一件事，是重新建设一个观念，一种态度，使作者从“商场”与“官场”拘束中走出，依然由学校培养，学校奠基，学校着手……我们应当把文运同“教育”“学术”联系在一处，不能分开，争取应有的自由与应有的尊重，希望它在明日有个更大的发展！
这篇文章5月5日发表在昆明《中央日报》上，因为文章反对文学“与商业资本融合为一”和“与政治融合为一”，被左翼作家视为“反对作家从政论”，受到激烈批评，而沈从文却坚持自己的观点，以后在其他文章和讲演中又多次重申这一主张。
沈从文整日地奔波劳累，不是教书就是写作，生活虽很辛苦，却很乐意地坚持着。5月7日，他写信给大哥沈云麓：
物价日贵，到假中即有支持不下趋势，熟人多有向四川走者，我们可无此能力，因即让孩子们入川，一行四人，至少也得路费千元，目下实无此能力也。
情况如此，沈从文却不愿去拿一些自己不想拿的钱，此前他到长沙时，原来的老上司湘西王陈渠珍要为他谋一空头参政，月有三百五十元，他却婉言谢绝了。
6月，沈从文发表了《向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9月16日，沈从文发表《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一文。在后一文中，沈从文认为“鲁迅的作品，便充满与人与社会敌对现象，大部分是骂世文章。”文章发表后，聂绀弩在12月1日的《野草》月刊上发表《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一文，对沈从文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事实上，鲁迅与沈从文都是近一百年中国最伟大的中国作家，对国家民族，都有共同的担当和责任意识，都坚守了作家的良知良心，只是个人性格文风不同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罢了。
《阿Q正传》与《边城》分别代表着鲁迅和沈从文，一篇是对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国民劣根性”的愤激鞭笞，另一篇是从这个传统中发掘出纯美坚毅的乡土生机。这两部小说“冰炭两极”却又异曲同工。
鲁迅曾撰写《七论“文人相轻”——两伤》等文，批判沈从文，可在他去世前三年却对美国作家斯诺说：
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茅盾、丁玲女士、张天翼、郁达夫、沈从文和田军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
而那时的沈从文，还没有开始写那一堆包括《边城》在内，代表自己创作高峰的作品。
就在鲁迅肯定沈从文是“最好的作家”后，1934年，沈从文在《鲁迅的战斗》一文中，又一反其惯常平和的文风，以激烈的态度彻底否定鲁迅杂文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鲁迅的人格气度也不无尖刻的嘲讽。到后来一九四七年写的《学鲁迅》一文，又对鲁迅在学术研究、小说与杂文创作上的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
鲁迅先生贡献实明确而永久。分别说来，有三方面特别值得记忆和敬视：
一、于古文学的爬梳整理工作，不作章句之儒，能把握大处。
二、于否定现实社会工作，一支笔锋利如刀，用在杂文方面，能直中民族中虚伪、自大、空疏、堕落、依赖，因循种种弱点的要害。强烈憎恨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
三、于乡土文学的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成为近二十年文学主流。
很明显，作为一个伟人对另个伟人的评价与争执，沈从文和鲁迅都是超越功利和自我的界限去发现对方的优劣，然后坦率地传达出，展示出作为一个时代最伟大作家的胸襟和见识。
事实上，沈从文这一年写的诸如《一般或特殊》《文运的重建》《文学运动的重造》《“文艺政策”检讨》《一种新的文学观》等文章，都是关于“重造文运”“重造经典”的重要措施，他要求“抱着个崇高理想，浸透人生经验，有计划地将这个民族哀乐与历史得失加以表现。且在作品中铸造一种博大坚实富于生气的人格，使异世读者还可以从作品中取得一点做人的信心和热忱的工作，使文学作品价值，从普通宣传作品变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
因为如此，他才来批判文学的政治化与商业化。在开始的时候，沈从文只是感到文学本身的不自由，便从单纯维护文学本身的纯洁性出发，没有把这种政治化、商业化的文学市场与民族的道德建构及百年文运联系在一起。他写出《边城》后，沉默了两年。
我不写作，却在思索写作对于我们生命的意义。
终于，思索清晰起来：
在当前，在明日，我们若希望那些在发育长成中的头脑，在僵化硬化之前，还能对现实有点否定作用，而又勇于探寻能重铸抽象，文学似乎还能做点事，给他们以鼓励，以启示，以保证他们似乎也才可望有一种希望和勇气……重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国家。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的沈从文，已经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角度，想要来延续真正的文学事业，不让文学成为时代和战争的牺牲品。
可是，“时间在摧毁一切，都行将消灭了。代替而来的将是无计划无选择随同海上时髦和政治需要繁殖的一种简单范本”。
面对这样的状况，对论政不感兴趣的沈从文，也只能来关注社会国家的变动对于民族道德的建设：“制度化和专家化及新战国时代新公民道德的培养，除依靠一种真正民主政治的逐渐实行，与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此外更无较简便方式可采”。
早期想通过原始淳朴的乡风民俗来重建民族品德的沈从文，这时已认识到文学移风易俗作用的有限，发现民主政治倒是迅速改变社会的一种捷径，于是一贯持自由主义思想的沈从文，把重建民族品德的手段从文学倾向了政治。
然而，当时理想、浪漫的狂潮根本不允许谁来这样冷静地观照和反思，沈从文对于重造文运的呼声最终被一个开天辟地的激情时代所淹没，而且还给自己带来了不堪的后果。
10月13日，27架日机轮番轰炸昆明，西南联大损失惨重，学院男生宿舍全毁，学院办公处及教员宿舍亦有多处震坏，沈从文和卞之琳合住的宿舍屋顶和墙面局部洞穿，邻室半坍。空袭后，师范学院借昆华工校校舍上课，沈从文只好搬到文林街20号楼上居住。
作为一介文人，对于日本人的暴行，沈从文只能笔伐，他在香港《大公报·文艺》第1000期发表《废邮存底——给一个广东朋友》一文，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所扶持的王克敏、汪精卫一伙民族败类，赞扬爱国知识分子在“优秀图书馆员的薪给，不如资源委员会的门房……学有专长教授的薪给，不如昆明市的堂倌和理发师”的困苦生活中仍坚持抗战的崇高精神。
沈从文自家的生活虽然越来越拮据，他还是更愿为比自己困难的人做些事。大轰炸后，他认真地写了二十条小条幅，为西南联大筹集学生特别救济金进行“义卖”，第一次“把习字和经济发生联系”。
年底了，本该是喜气洋洋的，可日本人的炸弹炸去了大家的喜气，把物资也炸得异常紧张。为了能把艰难的日子打发过去，沈从文只好让九妹沈岳萌进入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员，有百元月薪，家庭生活可以改善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