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比较起来，总裁更需要修行。为什么呢？因为总裁大权在握，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没有权力的人，一般说来，只能够建议，无法决定。下属做坏事，将来还可以辩解：“不是我愿意这样做啊！总裁的命令，我怎么敢违背呢？就算我有错，也不过错在听话，不能怪我！”错在听话，应该不能算错。但是用来辩解，抵挡一番还可以，真正评核起来，还是自己的错，为什么连这种话都要听呢？
当总裁的人，做错事，能不能替自己辩护：“都是那个没良心的干部，给我这种伤害天良的建议。”人家会不会冷笑：“请问你为什么要听他的？你是总裁，有权可以决定啊！”有权的人，好像什么地方都有利，但是在承担后果上面，似乎相当不利。
俗语说得好：“人在衙门好修行。”意思是说：“一个人在政府机关服务，有很多权力可以运用，如果发挥出来，可以做很多善事。若是有意无意弃公权力而不用，然后大叹无力感，就等于造孽。”一般人想修行却苦于缺乏力量，不得已退而求其次， 自省自勉以独善其身。公务员有法令可以依据，有公权力给予支撑，应该充分发挥以求兼善社会。否则有机会修行而不知修行，罪加一等。
总裁的社会责任，说起来也是一种修行的表现。总裁真心负起社会责任，同仁自然具有坚强的使命感。总裁只是口头上说得好听，心里对社会责任漠不关心，同仁也会受到感染，知道是一种为宣传而宣传的说词，并未具有使命感。
员工修行与否， 自己要负起全部责任。总裁修行与否，除了自己负起全部责任之外，还要为全体员工，负起部分责任。总裁责任重大，如果不能好好修行，好像所受的惩罚，远比员工更为严重。譬如为富不仁，比贫穷而不仁，是不是更惹人怨恨呢？
总裁比员工更容易修行
松下幸之助一再指出：一个团体或一个组织的领导者，果真具有适合领导才干的话，就可以带动团体全员的进步，也就是这个团体之福。反过来说，如果领导者欠缺这种才干，这个组织就无法向上发展，甚至说，不但无法发展，而且有崩溃之虑。可见一个领导者，是否具有适当才干对组织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总裁妥善领导，组织全体欣欣向荣，对整体社会有良好贡献，这是最大善事，也是修行的良好结果。身在其位，必须把应有的责任，付诸实现。总裁像总裁的样子，做好总裁应该做好的事情，便是一种修行。
松下拿他自身的经验，告诉大家：经营上难免要遭遇种种困难，有时甚至陷
入进退两难的局面。总裁在面对困境时，如果以坦诚的态度，接纳事态的严重性，再安静地思考情况发生的原因。往往发现有些原因是外来的，而大部分原因，还是产生在内部。这时候知过能改，也是善莫大焉。实际上事态固然严重，大多不致严重到无可补救的地步，假若能够当机立悟，难关的破除，就有办法了。
总裁面临困难，固然可以修行。身处顺境的时候，更为方便。问题是困难当前，总裁就找到借口：“解决难题最要紧，偶而不择手段，也是环境所逼，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大概老天爷不致见怪。就算真的责怪，等问题解决了，再来补做善事，应该是可行的。”然而，身居／顷境时，觉得日子好过得很，似乎什么事情，都比不上赚钱重要，因为“时机好的时候，不多赚一些，万一时机转坏了，怎么办”？何况“等时机不好的时候，赚不到钱，只好做善事，现在赚钱都来不及，哪里有时间管这些”？
人类是理由专家，一直寻找对自己有利的理由，即使不完全是自我安慰，至少也使自己振振有词，因而坚定信念，执迷不悟。这种情况，只有靠自己改变。别人就算旁观者清，看得十分清楚，也没有办法加以改变，徒叹奈何，成为亲者痛而仇者快的一种憾事。
有权是好事，但是有权而不修行，就常常变成不是好事。这种道理，往往成为事后之明。大概要等到结果十分明显，才会悔不当初。事先再怎么说，一句“迷信”便挡掉了。聪明的人，最好把“事后的后悔”转变为“事前的后悔”，意思是行事之先，考虑一下：“这样说，将来会后悔吗？”、“这样做，将来会后悔吗？”如果会，可能带来那些令人悔不当初的后果？总裁知道自己大权在握，而且分授不出去，最妥当的办法，便是切记“有权好修行”，多多行善，善尽社会责任。
救人、教人远胜于“杀人”
不“杀人”就要被人“杀”
总裁最大的权力，说起来便是“把他杀掉”。刘邦杀韩信、勾践杀文种、明思宗杀袁祟焕、雍正杀年羹尧，都是历史上记载得相当清楚的“总裁杀人事件”。
他们的理由，十分简单：“我不杀他，他就会杀我！”为什么呢？也是历史的教训啊！
商鞅年轻的时候，叫做公孙鞅。在魏惠王的相国公叔座家中担任高级家臣，称为中庶子。公叔座知道他的才能，一直想找机会把他推荐给惠王，却苦于没有合适的时机。有一次，公叔座生病，相当严重。惠王亲自来向公叔座探病说：“你病了，万一有所不幸，国家将怎么办呢？”公叔座趁机回答：“我的中庶子公孙鞅，虽然年经，却很有才能，希望能够把国政交给他掌管。”惠王听后默不出声。将要离去时，公叔座叫退左右，向惠王献策说：“王既然不任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杀他，不要让他离开魏国。”
魏惠王没有接受公叔座的建议，既不重用商鞅，也没有把他杀掉。后来商鞅投奔秦孝公，担任左庶长的职位，大力变法。十年间治理得秦国山中没有盗贼，路上不拾取别人的遗物，人人高兴，家家富裕。
这时候，齐兵攻打魏国。商鞅向孝公建言：“秦、魏关系密切，不是魏兼并秦，就是秦为魏兼并。不如趁齐、魏打仗，出兵讨伐魏国，以便逐步完成帝王大业。”
孝公派商鞅为将，率军攻伐魏国。魏惠王的军队屡次为齐、秦所击败，不得已派使者割让黄河以西之地，献给秦国以求和平。惠王后悔地说：“早不听公叔座的话，把商鞅杀掉！”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总裁如果读过这一段记载，便不难明白“遇见人才，不是重用他，便要杀掉他”的道理。大家都知道“伴君如伴虎”，也是“人常常被老虎吃掉”的一种警示。
谁都知道应该重用人才，但是谁是真正的人才？而人才又不容易用，因而“运用权力，把他杀掉”便成为总裁最有利的法宝。“历来总裁”都精于此道，原来是有依据的。
民主时代“杀人”要偿命
现代的总裁，似乎没有“杀人”的自由。因为民主时代，杀人者死，同样要赔上一条性命。总裁难为，难在失去“操生死的大权”。可见时代潮流，总裁的“权”愈来愈有“限”，自保惟恐不足，还侈谈什么授权呢？
不能杀他，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重用他。总裁看得起员工，尊重员工，让他们不致怨恨地离去，将来挖空心思，反过来“公报私仇”，像商鞅鼓动新主人把旧主人消灭掉那样，使自己悔恨不堪。
墨子说过：“强弓，不容易拉得开。但是，一旦拉开了，就能够将箭射到高处，射到深处。骏马，很难驾驭。但是，驯服骏马，就能够负担重载，奔驰远路。”
杰出的人才，很难为总裁所用。比干被杀，因为他绝对不屈服于纣王。孟贲被杀，因为他勇气十足。吴起被处裂刑，由于他主张革新。韩信、文种、袁崇焕、年羹尧被杀，都由于功劳太大，使总裁备受威胁。人才因具备长处而招来灾殃，提早了他们的死期。
这固然是人才自己不明进退、“祸福自召”的结果，但是总裁有权，如果再明白“有杰出人才，才能辅助总裁，将总裁的伟大显示于世间”的道理，就会挽救人才，一方面救人于危亡，一方面也帮助自己修行。
总裁可以杀人，可杀而不杀，是善行。总裁更可以救人，能救而不救，是恶行。这善恶之间，系于总裁的一念之差，能不警惕、谨慎？
救人要具有智慧
墨子指出：领导者自己如果不知道怎样烹宰家畜，他就会委任高明的厨师。总裁如果不懂得怎样裁制衣服，也会委请高明的裁缝师。但是，遇到重大事项，他们就认为自己最有本领，反而不会请教真正的专家。这种“懂得小道理，却不懂大道理”的结果，使总裁无意中失去许多杰出的人才。小事委任他人，什么都做得好好的；大事自己承担，却落得自苦苦人， 自害害人。这样的结果，当然不是总裁所乐见的。总裁需要智慧，不能完全依赖知识，因为大事的判断，往往非知识所能及。
依照墨子的标准，总裁有三种等级：不重视人才的总裁，迟早要败亡。拥有人才而忽略他们的建议，是愚昧的总裁，事业起伏不定，多半由情势和时机来决定。只有与人才共商大计的总裁，才能够维持稳定的成长。
最优越的总裁，懂得立于不败之地，从来未曾失败过。次一级的总裁，虽然失败过，却能够反败为胜，使失败变为成功。前者始终获得人才的协助，后者也是由于失败时，知道特别重视人才，因而能够善用人才。
春秋时代，晋文公因避难而亡命他国，后来成为诸侯盟主。齐桓公一度逃亡异乡，后来在诸侯中称霸。中国历史上反败为胜的史实很多，虽然不是最优越的总裁，却也相当不容易，绝对不是单凭个人的力量，所能够达成的。
人才不能表现，是总裁不知道他，不能提供合适的机会。若是人才一表现就提早死亡，显然是总裁不谅解他，不能适时救他一命。这固然是就总裁这一方面来看的片面事实，但是平心而论，也是总裁推卸不掉的责任。为什么呢？还是那一句老话：总裁有权呀！
总裁看来看去，只看到自己认识的人，就会被自己的眼睛所害。总裁评估人
才，只管使用自己的标准，便会被自己的标准所害。人才固然自己害死自己，总裁何尝不是如此。
既然双眼所见，十分有限；依据标准判断，又往往失当。中国人只好聪明地选择“总裁做好人，干部当坏人”的途径，总裁以救人为先，在能救即救的大前提下，让干部确实去评估，能救便救，不能救的时候，也只好“挥泪斩马谡”。
人类历史上最常出现的悲剧，便是“老板把不忠的人当做心腹，却疏远了真正的忠贞之士”。同样，事事拿“法”做依据，也会阻断下属的忠谏，常常有赏罚制度，而不能举赏罚的效果。总裁要修行，想救人，看起来好像轻而易举，事实上必须用心提升自己的智慧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