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草根民企发展的最大启示，在于经济大转型中到底怎样识别新的经济价值和新的经济基因。大变局与大整顿中，老旧者难免将死，新兴者正脱颖而出，许多新的企业、新的价值、新的事物、新的经济基因，在传统思维里不起眼甚至很简陋、很落后，但其中包含了巨大的成长性因子，在转型与变化中会迅速发酵和裂变，会加速变身为替代老生产力的新生产力。世间的事往往如此残酷和富于戏剧性。在80年代的经济热潮中，谁是最优质企业？谁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似乎是一望即知。我们当年很多客户，比如一汽、二汽、嘉陵、中化、联想等，都是全社会公认的优质企业，是短缺经济中供不应求的强势企业。但在经济低谷和转型期，面对温州的小作坊生产和十万销售大军的“腐败”机制，面对普遍因管理资源不足而表现为家族作坊式的小企业们，到底谁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生产力基因？这是需要我们的咨询家、投行家、理论家等用全新的视角与思维去辨识和发掘，去助长和推动的。
到今天，当全世界均对中国经济如此成功议论纷纷的时候，“温州奇迹”可以列为解析“中国奇迹”的一个经典缩影。温州人用他们蚂蚁搬山式的个体私营作坊大军，聚沙成塔、汇流成河，继而称王天下。人们惊异之余所看到的，正是中国能够迅速崛起的内在根由。以笔的生产为例，当温州人每支笔仅赚几厘，每年生产的数亿支笔占领世界市场头把交椅时，关于什么才是“优势”的认识，便得到一次彻底的观念颠覆。你能设想当初上海的名牌国企们，会干这些事吗？--政治型企业家与市场机会型企业家的区别，也由此可见端倪。后者就像是草，“南方谈话”发展市场经济的春风一过，便莺飞草长、绿遍江南，国退民进的大潮也会无可匹敌。当邓小平“姓社姓资不争论”的主张成为主导，经济的归于经济，企业的归于企业，市场的归于市场，“草根”们的机会就来了。政治型企业家的时代也就落幕了。温州的经济真正勃发，实际上是在中国经济的第二次波动中完成的，温州制造业找到了大规模、低成本、全球化的外向型加工制造业的经济新路，使该地区经济完成了从发育、形成到爆发性成长的全过程。
在当年的经济低谷和波动中，人们对初起的温州经济产生了明显的认识冲突，正表现了80年代中人们对新价值的判断能力并不很强。特别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对诸如民营机制，市场发育和成长，新兴机会的捕捉和放大等，思维中几乎没有概念。温州争论对我们今天企业家的启示，最重要的核心在于：经济热潮中大量企业因为环境和地位而财源滚滚并被人看好，但并一定不是从深层次认识企业真实能力和前景的最好方法；只有到了“水落石出”的低谷期，所有企业都在困境中挣扎时，才最有可能发现新兴生产力和最好的企业，并全力扶植和帮助其渡过难关，这是投资家、投行家及企业家认真修炼的能力和功夫。
今天回首远望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型企业家，他们中的最杰出者，却大多成为悲剧性人物。这是那个时代的背景使然。
2008年我写《真相：谁推动了中国改革》一书，送给国务院参事陈全生先生一本。他说他回家一口气读到凌晨，印象最深的是80年代那一批志存高远但命比纸薄的企业家。当年的承包制之争、股份制之辩，等等，在今天的人看来简直不知所云，但对于那一代企业家来说，却是一种真实无比的社会生态，每个人都在一片理论与思想的混沌中三面开战：一面与政治权力争斗纠缠于意识形态之争，一不小心就会跌入凶险的政治陷阱；一面在争夺只有打破行政控制才能获取的稀缺资源，在重重险境和前路未知的改革探索中，往往是激进者冒越界的风险，保守者将一无所获；一面还要在市场上东拼西杀，外部市场与内部管理都在传统思维的约束下步步为营，每一场改革都面临着上下左右的多重障碍。
1991年1月，我办好了出国签证，从首都机场起飞去美国。在十多个小时的飞行中，我有种穿越游走于时间隧道的奇异感觉。我在回忆80年代，也在反思80年代，一个最强烈的感受猛然间涌来：这一场看似很久、实则短暂的10年改革，恰恰在短短10年中迅速经历了从“解放”到“复辟”的巨大人间变革！
我感觉，一个“时代”结束了。
我在这场改革中浸入之深、投入之多，自不待言。我的全部能量、智慧、心血、经验，都是全情抛洒、不惜余力。今天不得不飞往大洋彼岸，暂时离开我所珍爱的改革事业，心里多少感触，多少无奈，多少不甘。但在我心深处，永远激荡着涌动不息的朦胧期待。
我知道，我和我的合作者、我的企业客户，都是这个时代最积极最投入的“弄潮儿”。但同时，我也常常会觉得自己和自己的同壕战友们，又像是不断与一架巨大的旧体制“风车”做着一次又一次看似徒劳的 “风车大战”的现代“堂·吉诃德”。只有我们这些一线作战者，才深切地痛感这旧体制坚冰的无比深厚，才深刻地知晓那种“进两步、退一步”的改革艰辛。我感觉，在我和我所开创的和君创业，在以“中国兰德公司”之志的前10年咨询历程中，与旧体制、旧意识形态的绞杀纠缠，到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地步。一方面，这整个10年呈现出从“解放”到“复辟”的一场完整长程的变革；另一方面，在我们实践中的每一项、每一步，都往往会有“不进则退”、反复争夺的微观轮回。那样一种改革与反改革、历史进步与阻挠进步、旧体制一统江山的强大障碍与破除此障碍的思想解放冲击，处处都暗含渗透着胜负难料的“轮回基因”。
但无论如何，一个时代结束了。第一代政治型企业家的使命也就此终结。到了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翻开了新的一页，第二代机会型企业家开始正式入场。
引言
1991年年初，在中国改革的最低谷时，我前往美国；一年多之后，我就在报上看到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中国的改革开放重新起步，外界舆论盛传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重大变化。1992年，我被祖国新出现的热景吸引，从美国飞回中国，并马上到了经济高温之中的海南，亲眼目睹了一番风起云涌的发财景象，简直让人瞠目结舌、目眩神迷。
那次海南之行，给我最大刺激的当属冯仑。冯仑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改革圈里小有名气，也是当年改革精英中的骨干人物之一。当时，他在南德公司任办公室主任。他当年给我的印象与现在完全不同，属于很有想法但又并不张扬，很有干劲又略显忧郁，很有逻辑又过于精细的一类人。我看他在南德公司虽身居要职，但并不顺心。
1993年年初，我在海南又见到冯仑，他已经判若两人，称得上意气风发、激情满怀，创业豪情溢于言表。当时最精彩的故事是万通的创业史，几位南德精英在海南低谷期到来时，在方便面都快吃不上的最后关头，做成了一笔空手道的批文生意，一两百万的收益让大家陶醉万状，并商定最后再干一票，每人赚百万就收兵回家。没想到，第二单机会以千万利计，他们的财富冲动被全面唤醒。这时，万通的愿景目标已是建立十亿级的大公司。最近，我读了两遍冯仑的新作--《野蛮生长》，处处都有重回那一时代之感。
但是，就在人们踌躇满志地冲入中国经济发展热潮短短两年之后，中国经济过热失控的舆论甚嚣尘上。世行专家、理论权威到处讲话，认为中国经济已经热过头了，无论如何都要打压投资、制止通货膨胀，降温回冷。于是，90年代中期，宏观调控、收紧银根、各种严控投资等政策手段便接踵而来。经济大收缩一旦降临，中国经济又掉头而下，迅速转入萧条。海南省、广东惠州和其他各地房地产热中产生的一批巨富，突然又处于极其窘迫的困境之中，大量的财富转瞬间烟消云散。海南投资热迅速转化成一场房地产灾难、银行灾难，以及疯狂企业家们的灭顶之灾。积压的房地产给海南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当深远，截至1998年，海南停建缓建的商品房总面积为1611万平方米，计550个项目。投入房地产的资金大量沉淀，其中90%为国有银行资金。发生在这些新兴地区的灾难，不仅蒸发掉身处其中者的财富，也迅速传导至内地，中国内地国有城市工业紧随其后陷入萧条和衰退。国有企业脱困、城市职工下岗分流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词汇。我们这时的咨询服务也从“大起”中的战略策划、资本市场融资、全面的投资扩张，立刻转入了“大落”时的企业收缩、重组，甚至于破产清偿等领域。
引言
中国经济在改革上的大调整往往不是在经济顺利之时，而在发展受困之机，这几乎成了规律性的现象。一旦经济衰退，处于极端困境之下的政府与企业就会趋于一致、全力改革，整个社会就能迎来制度性变化的曙光。到了1996年、1997年，城市竞争性国有企业的经营灾难日重，我国的国退民进浪潮很快显现，并逐渐被官方认可。从县级国有经济全面退出开始，一大批经营不善的城市国有企业，开始进行内部改制和外部重组。这一时期，大量的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在产权重组和上市公司的兼并整合等领域里开始全面推进。这一场国退民进的浪潮，也一步步上升为国家政策的主流。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继续推进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现实的巨大压力总是很好地教育着人们，使他们变得比较清醒和聪明。到了世纪之交的几年，也就是进入1999年以后，国退民进的步伐终又加快，出现大量优质企业的“隐性MBO”潮。
在这个过程中，伴生着另一重要现象，就是在城市竞争性国有企业迅速衰退的过程中，中国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制造能力开始崛起，并进入全球化竞争，引导中国经济走向一个全新的结构，即民营经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三分天下。民营企业在其所擅长的领域中异常活跃：一是外向型产业领域中，低成本的民营制造业，迅速做大；二是参与国企改制的重组整合；三是流通领域和服务业的能力再造；四是民企在房地产由冷转热中的淘金。这四股浪潮推动整个中国经济发生了结构性的重大变化。
当我们欢欣鼓舞于各种体制变革，努力打造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之时，中国的社会仇富心态迅速发酵、迅速增长、迅速演变。这时，对整个社会影响极大的民粹主义再次复活，社会舆论迅速转向。企业改革的“大起”，很快进入第二次“大落”。 郎咸平恰在此时跳上前台，做了这一时期中国民粹主义思想的代言人，并用他极端民粹的思维反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他所代表的这股思潮的泛滥，足足把中国的体制改革又拉回到10年前，对中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这便是第二代企业家--机会型企业家们诞生的背景，其中既有机遇，更具风险。在两起两落动荡中的机遇和风险，有体制性的（体制性变革），社会性的（草根的崛起与仇富的增长），以及产业性的（产业调整），等等。各种类型交织混合、复杂互动，也使企业家们在其中创造性地表现自我，处处打上大潮迅变期中的风格烙印。
机会是学问，之中充满变数与智慧。机会只青睐那些有眼光者和有魄力者，以及那些不惧灭顶之危、敢于全力扑向机会大潮的人。机会磨砺火眼金睛，机会考验胆魄雄心，机会仰仗苦干执著。你只有将自家的前途命运在其中深深浸泡，只有深入参与和不断挖掘，才能看清其中的原生态本貌，才能熟谙其中的核心及主线所在。作为一个企业咨询家，我从大洋彼岸一回来，就全身心投入到各色机会型企业家一线的机会博弈之中，经历了一场机会型经济开拓的大启蒙，也体验着机会开创的大快乐，充分感受到机会世界的五花八门和绚丽多彩。在感到非常幸运和迷醉的同时，也极大地提升和拓展了自己的实战眼界，并把“机会时代”的所见所闻，深深印刻于脑海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