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官场就如飘萍，智慧型的官场人物虽不能预料下一站在哪里，却能在漂泊中学习官场中必不可少的心智和权谋技巧，为的是将来有一天可以大显身手。
干掉政敌，最好的场地在战场
老谋深算的权谋家最值得学习的地方是，他会从别人的权谋斗争中总结出当事人不能将其“形而上”的权谋哲学。狄仁杰当时虽然还很年轻，但已经学会了这门本事，并且从刘仁轨与李敬玄的政治斗争中获益匪浅。
事情要从吐蕃谈起。
吐蕃族在唐以前是西藏高原上四分五裂、软弱无力的各小部族的统称。隋朝末年，中国浸泡在血泊之中，吐蕃一部的领导人（赞普）松赞干布把西藏高原也变成战场。李唐王朝成为中国主人后，松赞干布几乎同时完成了上天赋予他的使命——统一西藏高原。这是个从天而降的强大王国，拥有着运转如飞的政治机器和随时可以集结起来的数十万精锐部队。
唐太宗时，吐蕃对唐王朝西部边境的威胁与日俱增。唐王朝也曾发动过反击战，但在战争中，精明透顶的唐太宗发现，和松赞干布做亲戚远比做敌人要实惠。所以，双方进行了数次友好访问后，李唐王朝拿出法宝——和亲。一个被称为文成公主的皇室女郎远赴西藏，成为松赞干布的老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直维持到了松赞干布归天。
刘邦时代的知识分子娄敬提出的和亲政策从理论上讲是最不靠谱的，但在实际运用中效果却是最立竿见影的。和亲政策是个长期策略，旨在把中国的女人送到敌人的国家去做国王的老婆，这只是一个步骤，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让中国女人为国王生下孩子。
依娄敬的想象：世界上从来没有外孙打姥爷的道理。这种希冀以血缘关系维护和平的愿望归根结底只能是愿望。我们知道，汉武帝之前，汉朝把许多公主送到匈奴，可惜，都如石沉大海，几十年后，连个愿望涟漪都不能产生。
从来没有听说，任何一届匈奴领导人是汉匈混血儿。这只能说明，汉王朝送过去的那些女人全是花瓶，中看不中用。要么没有生下男孩，要么生下男孩后因为没有政治头脑而在领导人死后被人家干掉。但和亲政策又是立竿见影的：只要给敌人送一个女人，敌人绝对消停一段时间。松赞干布就是和亲政策效果的标本。
松赞干布死后，没有儿子，由孙子继位。孙子年纪幼小，所以，吐蕃的军政大权都在宰相禄东赞手中。禄东赞死后，他儿子论钦陵继承老爹的遗产，依然专国，并对周边的国家进行军事打击，当然，也包括李唐王朝。
对于吐蕃多次的游击骚扰，唐高宗本想继续使用“和亲”的法宝。可有人提醒他，现在吐蕃的领导人不是赞普，而是宰相。翻烂了“和亲政策使用手册”，也没见到给敌国宰相送女人的条款。而且，论钦陵有着勃勃野心，不是一两个美人就能搞定的。
论钦陵的确雄心万丈，几年的时间，他多次动用倾国之兵对青海的吐谷浑进行决定性的打击，最终将吐谷浑打得脾气全无，宣告国灭。仪凤二年（677年），唐高宗特意召开针对吐蕃势力扩张的解决方案会议，很多人都双手赞成对吐蕃采取军事行动。最血脉贲张的就是刘仁轨。
刘仁轨喜欢打架，更喜欢为了国家利益而上战场。很快，他就以青海战区司令（青海乐都）的身份带领大军进驻青海，准备在进行实地考察后对吐蕃采取严厉的军事打击。
御史狄仁杰虽然没有公开反对政府的这次军事行动，但他也没公开赞成。在这一点上，他和中书省（发布命令的最高机构）的宰相（中书令）李敬玄不谋而合。
李敬玄发迹于贞观末年，是被唐太宗最得意的大臣马周推荐给唐高宗的。唐高宗即位后，李敬玄大步流星地步入官场，凭借学富五车的资本和超凡的记忆力（在吏部任职时，来京进行考核的干部多达一万人，但李敬玄在大街上见到任何一人，马上能叫出名字），当然，更重要的是依附于武则天最喜欢的官员许敬宗而毫无悬念地进入决策层。仪凤元年（676年），李敬玄又成为中书省主人（中书令），而他的前任正是刘仁轨。
李敬玄和刘仁轨的矛盾早已有之，刘仁轨从内心深处就瞧不上李敬玄，因为他是奸贼许敬宗推荐上来的。而且李敬玄凭借当初在吏部做官，掌管吏部考核的工作，拉帮结派，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就这一点，刘仁轨背后搞过鬼，指使他人向唐高宗指控李敬玄结党。唐高宗就此事训斥过李敬玄，可仍然重用他，因为他是许敬宗身边的红人，许敬宗又是武则天身边的红人，而唐高宗怕老婆。
就在仪凤元年，李敬玄反攻刘仁轨，指责刘仁轨在中书省的行政效率低下，当然这是事实。所以刘仁轨被免，继续做他的另一个宰相（左仆射）。刘仁轨总想再挑起对李敬玄的战役，可惜一直没有机会。而这一次吐蕃战事的问题，刘仁轨找到了机会。
不过，刘仁轨只是感觉找到了机会。
吐蕃问题的大会还未召开时，刘仁轨就得到消息，说李敬玄认为不该对吐蕃用兵。按照“政敌拥护的，我就反对”的法则，刘仁轨马上提出要亲上战场，并且保证马到功成。
狄仁杰内心也反对用兵，可他没有说。因为他发现，跟刘仁轨这样的官场大佬，尤其是在此时唐高宗需要的官场大佬对着干，肯定会颗粒无收。官场之中人人都知道的一个智慧是：不该出手时绝不出手，安全第一。
狄仁杰现在就站在暗处，看二人谁能笑到最后。
李敬玄要远比刘仁轨想得远、想得高。刘仁轨想得很简单：等我把吐蕃那群爱惹事的傻小子的脑袋拎到京城摔在李敬玄脸上，那就万事大吉了。而李敬玄的想法则是：有种你就擅自行事，反正我中书省不发布命令，我活活憋死你。
刘仁轨的确被憋得痛苦不堪。他到达前线后，察看地形，训练部队，对吐蕃发动反击战有了七成把握后，就向中央请求命令。可是，命令到达中央后，李敬玄总是拖延，唐高宗问，他才有前线的消息，唐高宗不问，他从来没有任何消息。他现在就像是个提款机，只有别人来取才有钱，否则从不主动吐钱出来，即使刘仁轨的奏请书已经堆积如山。
刘仁轨在前线每发出一份军事奏请书，盼望及时的回复正如少妇盼望从军的丈夫归来一样。他感觉到有人在搞鬼，并很快被人证实，的确有人在搞鬼，的确就是李敬玄。刘仁轨气得直跳脚。有人对他说：“跳脚没用啊，我们得想办法解决这件事。”
刘仁轨不仅在战场上足智多谋，在官场上同样老谋深算。他开始思考如何对李敬玄进行反击。如今，他在外，很多情报和请书必定要经过李敬玄，他即使有三头六臂，也不能奈李敬玄分毫。只有一个办法：调虎离山。
官场上的“调虎离山”计要远比军事上的“调虎离山”复杂。它分步骤，每个步骤丝丝入扣。老虎所凭恃的不过是山林和锐利的牙齿。所以，第一步：把老虎调出山来，李敬玄这只老虎的山林就是中书省。第二步：拔掉老虎的牙齿，李老虎的牙齿是中书令这个职务。其实第一步和第二步可以看作是一步：只要把李敬玄调出中书省，山林和牙齿就等于全没了。最狠毒的是第三步：把老虎放到它最不擅长的地方，比如水里，让老虎死无葬身之地。李敬玄最不擅长的地方当然是战场！
一有计划，绝不拖延，这是老军人刘仁轨多年以来的行事作风。他亲自给唐高宗写信说，我在边防观察这些天发现吐蕃野战军训练有素、骁勇善战，我认为，咱们整个大唐只有李敬玄能担当打败吐蕃的重任。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我希望您能大公无私，让李敬玄到前线来接替我的职务。
唐高宗高度重视这件事，但李敬玄一听，气得要爆炸。刘仁轨，你太狠了。你明知道战场对我而言就是禁地，偏要我去，这不是把我当成羊肉串放火上烤吗！
李敬玄坚决不去，唐高宗脸上有点挂不住了，说：“亏我平时对你那么好，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刘宰相在军事上是高手，他推荐的人能有错吗？打个过分的比方，刘老英雄要是让我去，我马上换上军装，提着武器就上战场，你怎么叽叽歪歪的。”
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份儿上，李敬玄想不去都不可能。结果，李敬玄一到前线，恰好吐蕃进攻，先头部队惨败。按理，李敬玄作为总指挥，应该赶去救援，可他一听前线战事，吓得魂飞魄散，带着亲兵部队逃跑了。结果18万唐朝野战军因为没有了总指挥而被吐蕃打得落花流水，几名大将被活捉。
长安城大明宫如雷轰顶。这是自唐立国以来难得一见的惨败，而正如刘仁轨指出的那样：罪魁祸首就是李敬玄。
唐高宗对李敬玄的确是关爱有加，并且很有同情心，对刘仁轨指控李敬玄丧权辱国的罪行，唐高宗几乎就没有给处罚，而是让李敬玄继续在青海主持军政事务。刘仁轨此时无法下手，但敌人有时候会自动露出马脚让仇人踩。李敬玄在青海三番五次地给唐高宗写信说，自己身体大不如前，几乎就是行将就木了。
唐高宗太爱李敬玄了，就要他回京，等候新的任命。新的任命很快就要下来，刘仁轨又对李敬玄发动攻击。他说：“经过多日的观察，李敬玄根本就没有病，即使有，也是被吐蕃人吓破了胆，这无论如何都是小病。”唐高宗叫专家去诊测李敬玄，专家的报告果然如此：“李敬玄没有病，至少没有他本人说的那样厉害。”
唐高宗这次是真的龙颜大怒了，李敬玄被发配到衡州（治所广州）担任刺史，虽然是一方大员，但和他当初的中书令相比，已是天渊之别了。
刘仁轨的官场斗争策略留给狄仁杰两件礼物：一是官场中该闭嘴、该沉默时必须沉默，不能跟所有人都较劲的宝贵经验。狄仁杰明知道刘仁轨是在报复李敬玄，但他闭了嘴，因为他知道，跟理性的皇帝斗争即使失败了，还能落个谏诤的美名，但如果跟官场大佬斗争失败，那只有死路一条；二是关中各州特使的职务。狄仁杰可以离开紧张刺激的官场，到地方上去释放一下心灵，顺便捞点政绩。任何官场牛人都知道，捞政绩最好的场所是在地方。
聪明人不立危墙之下
在唐高宗准备与吐蕃进行决战的仪凤二年（677年），关中西部诸州政府按照中央命令强行征收赋税和加大兵役执行力度。所谓兵役，其实就是给国家当义务兵，运气好的还能活着从战场上回来，运气不好的，比如天生短命鬼或者是碰到李敬玄那样的半吊子指挥官，那只有死路一条。但政府逼迫得太紧，强行让百姓去当兵，百姓不想去，于是二者就对立起来。
对立到极致，百姓们自发组织起来，武装对抗政府。这些武装团伙虽然人少，但擅长游击战，白天在深山里睡大觉，晚上就出来四处抢劫杀人，搞得社会秩序极度紧张。特别是关中西部的歧州（治所陕西凤翔），高压政策把许多人都逼成了土匪。政府有本事把这些逃兵逼成土匪，却没有能力搞定他们，受到祸害的只能是普通百姓。
狄仁杰到岐州后，深刻了解一个没有人性的政府不能成事，只能惹下大祸。他颁布命令，将捕获的逃兵全部释放，发放路费和粮食，将他们遣送回乡。又在各处张贴政府通知，允许在逃的士兵出首，那些已经成了土匪的也在列。不过，狄仁杰最后强调，如果还依然保持土匪的身份，那本官只能诉诸强大的武力，让你们身首异处，绝不宽恕。
中国的百姓但凡有一条活路，绝不会铤而走险去当强盗。在狄仁杰的温和政策下，土匪逐渐减少，很快，岐州就恢复了秩序。
唐高宗看到了狄仁杰的工作报告后，大为高兴，拿着报告书给那些政府官员说：“瞧，狄仁杰一出马，就没有办不好的事。”
其实，任何京官都了解这样一个常识：在地方上稍有点成就，一旦摆到中央领导人的办公桌上，那就是煌煌政绩。京官们没有这样的本事吗？当然有。但他们离皇帝太近，而皇帝身边的事在天下人眼中是大事，可在皇帝眼中都是小事。聪明的官员把一件天大的事做好，皇帝也只是点点头表示认可，因为在中央，天大的事实在太多。这就叫习以为常。
尤为重要的是，京官，特别是大官所做的事都是战略性的，要很久后才能看到效果，当效果发生时，已经有别的事把这效果掩盖了。而地方官所做的事只是执行命令，是实务，很快就能看到结果。这就是思想家和技术工人截然不同之处。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地方官最容易捞到领导眼中所谓的政绩。东周时，齐国地方上有两个行政长官，一个是即墨城的长官，另一个是阿邑城的长官。某天，齐国最高领导人把二人叫到中央，先对即墨城的长官说：“从你到即墨后，天天都有诽谤你的话传到我的耳朵里，可是我派人到那里去实地考察，看到田地不断开辟，人民富足，官吏清闲无事，国家东部因此得以安宁，可见你是一门心思在抓经济建设，根本没有时间来送礼。”
于是最高领导人就让即墨城的长官到中央来上班。而对阿邑城的长官说：“从你管理阿邑以来，天天都有赞扬你的话传到我的耳朵里，但是我派人到阿邑去实地观察，看到田地没有开辟，人民穷困挨饿。可见，你根本没有把心放在为百姓谋福上，全把心思用在贿赂我身边的人替你说好话上了。所以，我决定煮了你！”
据历史说，从此，齐国大治。
但是，你知道那个即墨城的长官叫什么吗？他后来到中央后有什么伟大功绩吗？没有！
并不是他品格和智慧退化了，而是在中央，人才济济，无数大事都是小事，很难鹤立鸡群。而在地方上，稍具备点行政能力，再有一点责任感，就能做出政绩来。
永隆元年（680年），50岁的狄仁杰被调回中央担任掌管政府预算开支的户部度支司的长官。弘道元年（683年），唐朝的政治生活大起波澜，唐高宗离世，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唐高宗在离开人世前，狄仁杰出人意料地被调出长安，到宁州（治所甘肃宁县）担任军政一把手（刺史）。
所以说狄仁杰出乎意料地被调出，可能是他本人的请求。永隆元年，狄仁杰再回到中央做官时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唐高宗已经不是实质意义上的领导，唐高宗晚期，武则天已把手伸到了政府各个部门，培植党羽，唐高宗虽然还没有穿起寿衣，实际上已成了死人。所以，狄仁杰在永淳元年（682年）左右，就请求到外任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暂时远离政治中心，因为暴风雨来了。
暴风雨在唐高宗死后不到两个月就呼啸而来，开动机关的是唐中宗本人。唐中宗是个好心肠的人，更是个重情的男人。这样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该进入政治场。他登基还不足一个月，就把老丈人封王。好心的大臣提醒他，这么做就等于在自己屁股底下放了个炸药。有人一直就盯着你的龙椅，你现在谨小慎微还不能使自己化险为夷，居然平地掀波澜，不是给人家把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