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报告”的倾向性是指“小报告”制造者、传播者、接受者的阶级立场、政治思想及其文化素质在“小报告”这一社会现象中的反映。它说明“小报告”的制造者、传播者、接受者都是抱着一定的态度而造、传、信的。打“小报告”者之所以造出某一内容的“小报告”，传播者之所以传播某一“小报告”，听信者之所以相信某一“小报告”，都是与他们各自的倾向性有一定联系的。
“小报告”的倾向性集中体现在人们的某种偏见上。偏见以有限的或不正确的信息来源为基础，其认知成分是刻板性的印象，具有先入为主的判断特点和过度类化的倾向。人们的偏见是导致“小报告”产生、传播并产生一定影响的重要因素。例如人们对文艺界人士的偏见就是这样。由于人们一般都认为，文艺界人士的生活都比较浪漫，因此，有关他们中的某个人的所谓风流韵事就容易产生“小报告”，也容易传播扩散，更容易被人接受。类似的“无商不奸”等观念，也容易导致出现针对这些行业某些人士的许多各式各样的“小报告”。这就是偏见在“小报告”中的作用。
4.造谣中伤，恶意诽谤
从打“小报告”者的动机和目的上来看，“小报告”大多都具有攻击性和诽谤性的特点。一些别有用心者之所以无中生有地编撰出“小报告”，一般都是出于某种需要或是具有某种目的的。这诸种需要和目的或是政治上的，或是经济上的，或是某种权利与心理的欲求。没有任何动机和目的的“小报告”是不存在的。林彪、江青一伙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谣，是为了打倒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可见，“小报告”的制造者都是有一定目的的，这种目的往往是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特征，具有明显的攻击性和诽谤性。
人们的动机不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有所不同。由于动机和目的的不同，打“小报告”者所要攻击和诽谤对方的内容和形式也不一样。下面，给大家介绍两种最为典型的攻击、诽谤性“小报告”的类型。
（1）诽谤他人的人格
针对他人的人格，恶意中伤，这是打“小报告”者惯用的伎俩，是一种“攻心术”。那些别有用心的打“小报告”者深深懂得“攻心为上”的道理，对于那种难以威逼利诱的人，他们往往采取这种手段，以从精神上摧毁对方。
在礼仪之邦的中国，诽谤他人人格这一害人手法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本事，只要你的“人格有问题”，“作风有问题”，你就很难在群体中站立起来。在中国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人被“人格问题”的利箭所射倒，而为其受尽痛苦和折磨的人就更不计其数！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女性付出的代价就更大了，因为，一个女人千好万好，一说其作风不好，就全不好了。
有这样一个叫人不寒而忄栗的故事：
西汉宣帝年间，广川王刘去，立美女阳城昭信为王后。阳城昭信的恶毒心肠跟她的花容月貌成反比，她想完全控制、占有刘去。而刘去当然也不会以一个女人为满足，他同时还十分宠爱另外一个美女陶望卿。在以后的日子里，阳城昭信时常在刘去面前打“小报告”，说陶望卿的坏话。
刘去对阳城昭信的许多闲言碎语根本不以为然，他说：“你说陶望鲫的坏话没用，不能减少我对她的宠爱。除非她不忠贞于我。”
广川王的一句话却无意提醒了阳城昭信，于是，她改变了手段，从“奸情”上入手，企图从人格上扳倒陶望卿。几天后，阳城昭信又向刘去打“小报告”说：“据说，前些时画工前来描绘陶望卿房舍，陶望卿不仅不回避，而且还故意坐在画工的身旁，把衣裳也脱得袒肩露背。不但如此，这个骚货还时常到南书房去偷看那些小白脸，这其中的内情恐怕不那么简单啊！”
刘去听了这番话后，果然心生疑虑。于是，他吩咐阳城昭信小心察看。
过了一段时间，阳城昭信又在广川王面前搬弄是非说：“有人讲陶望卿常常去禁卫官小吏们的宿舍，对哪张床上睡的是谁，她连姓名都一清二楚。而且，王宫禁卫官也跟她眉来眼去，这两个人可能有暖昧关系。”
残忍粗暴的刘去哪里容得下自己的妻妾如此作风不轨，他咆哮如雷，怒气冲冲地率领其他姬妾们，一齐来到陶望卿的住房，把她浑身脱光，先是一顿毒打，接着又下令其他姬妾用烧红的铁条，灼烧陶望卿的玉体，可怜的美人儿哪能忍受得了这样的一番折磨，她哀号逃命，投井求死。阳城昭信急命救出，再绑住陶望卿的手脚，用木橛塞入她的阴户，然后一一割下她的鼻子、嘴唇、再割掉她的舌头。最后，把陶望卿剁成碎块，放到大锅里，撒上桃灰毒药烹煮。同时，还命令其他姬妾必须围着观看。一天一夜，一位千娇百媚的绝顶美人，被煮成了一团肉糊。
阴险毒辣的阳城昭信，以一则“生活作风有问题”的“小报告”，恶意中伤并残害致死了陶望卿，为自己进一步控制和占有广川王刘去创造了条件。
（2）诬陷他人图谋不轨
恶意造谣惹事生非的奸佞小人大多奉行“宁可我负人，不要人负我”的信条。他们打“小报告”祸国殃民的一个重要伎俩，就是采取卑鄙手段，实施栽赃陷害。明明是自己心怀叵测，做尽了坏事，却反咬一口，造谣诬陷别人如何阴险歹毒；明明事件的责任在自己身上，却反过来倒打一耙，把各种过错全部推给别人承担；明明自己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却抓住机会，诬陷别人对上不忠、对下不恭……这种方法是“小报告”图谋中较为歹毒的一种——“行卑鄙栽赃陷害”伎俩。采取这种阴险毒辣伎俩进行告“黑状”，打“小报告”，极容易给听者造成一种假象和错觉，似乎是这里的“我”从不做坏事，“我”光明磊落，“我”廉洁自律……因而，它极容易迷惑听者。
古往今来，这种栽赃陷害的卑鄙行径是屡见不鲜的。
南宋时期的奸相秦桧是大家都熟知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卖国贼。正是他首倡与金议和，屈膝投降；是他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奸计，导致最后误国误民；也是他抓住宋高宗赵构胆小怕事的心理，代行皇帝职权，拜倒在金国使者的面前，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还是他一天连下12道金牌，紧逼岳飞撤回军队，断送了眼看就要到手的胜利。明明是他自己卖国投靠了金国，成了女真人在南宋朝廷的代理人，可是，他却贼喊捉贼，大肆栽赃陷害岳飞等忠良贤士。
他按照金人私下的授意，兴起冤狱。他派谏官万俟占内搜集伪证，罗织罪名。为了致岳飞于死地，秦桧又串通张俊，收买岳家军重要将领张宪的部将王贵、王俊等人。张俊打“小报告”说：“岳飞倡议弃山阳城，主张退兵保守长江。”秦桧则以此作为“罪状”要求朝廷罢免岳飞的枢密院副使的职务。昏庸的高宗皇帝不辨是非，偏听偏信“小报告”，以岳飞在将士中倡言楚州不可守，城池不用修，使将士驻屯山阳的时间太久，感到厌烦，想放弃山阳到别的地方去为由，罢免了岳飞的职务。同时，秦桧等人又相互勾结，造谣诬陷张宪欲据襄阳为变，以图谋要挟朝廷恢复岳飞的兵权，于是，又将张宪下狱，把岳飞岳云父子则交由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治罪。
秦桧的老婆王氏一向狠毒，乘机在秦桧处大吹“枕头风”。她说：“你怎么不下决心把岳飞给宰了呢？俗话说，捉虎容易，放虎难啊！”于是，秦桧则令狱吏立即将岳飞害死在狱中，将岳云、张宪斩杀于市。就这样，一代爱国忠良惨死在秦桧的“莫须有”三字之下。
宋代的秦桧如此栽赃陷害，打击忠良，当代奸佞亦大有人在。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林彪恶意对革命老干部栽赃陷害的卑鄙行径被描绘得活灵活现。林彪为了达到自己阴谋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毫无顾忌地制造谣言，借以打击任何一个有可能不听话，或是在政治上会阻碍他篡权的人。
1966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会上林彪大肆攻击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和他的妻子严尉冰。林彪摇唇鼓舌，放肆地造谣说：“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一批王八蛋，他们要冒险，他们伺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在这里，一直口是心非、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林彪，却诬陷陆定一等人阳奉阴违，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又是多么卑鄙可耻的行为！
以栽赃陷害的方式打“小报告”、制造谣言的方式可谓乖巧，巧就巧在他们掌握了人们的一种心理：坏人是不敢公开做坏事和说假话的，坏人也绝对不会把自己的缺陷曝之于众，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他们用不着自我标榜，只要强调他人品行恶劣，言行不轨，就完全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从而获得别人的信任，当然自己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正人君子”了。这种行为，很像我们时常见到的一些狡猾的商贩，明明自己所卖的东西是“伪劣产品”、“假冒货”，但为了招揽顾客购买商品，却故意在本商店门前树起“正宗名牌”、“假冒可恶”之类的招牌，同时还指责其他商贩有不法经营行为。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行为极富迷惑性，它是假造现场，设下圈套，引诱人们来上钩。
诬陷他人图谋不轨的另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是“知他不知你”的模式。打“小报告”者并不直接诬陷某人图谋叛乱，而是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向统治者说某某的影响如何如何大，现在外面只知道有他，并不知道有你。这实际上等于向统治者告“黑状”说，某某正在急剧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以替代您的位子，而且，其实际的影响已经超过了您，您的宝座已经很危险了！这样一来，被诽谤的人即等于犯了大忌，统治者是一定要将其罢免或是除掉的。战国时，魏国信陵君魏无忌的影响很大，秦国担心魏王在魏无忌的辅佐下，国力日益强盛，便设法打“小报告”挑拨魏王与魏无忌的关系。于是，秦国国王赢政通过晋鄙的宾客，在魏国国王魏圉面前拨弄是非说：“魏无忌在国外流亡了10年。自从您将他召回并提升为军队统帅之后，天下的诸侯都愿意与他交往，听从他的召唤，这对您来说可是一个明显的危机啊！因为，现在的情况已经成了普天之下大家都知道有个魏无忌，却没有多少人知道您国王的。”秦王赢政在派人在魏王面前拨弄是非的同时，又故意多次大张旗鼓地派出使节，去拜访信陵君魏无忌，并询问他何时可望登基担任魏王。魏王圉日夜得到的全是些不利于魏无忌的各种信息，因而，他不能不对这些“小报告”信以为真，于是，他派人取代了信陵君的三军统帅职务。许多事件的发生，使聪明的魏无忌也渐渐明白了自己的艰难处境，所以，他便声称身体有病，不再参与处理任何朝中政务，日夜沉湎于酒色之中，只求速死。四年后，本来身体健康的信陵君魏无忌果然在郁闷中病逝。由此可见，“人们只知有他，不知有你”的“知他不知你”的模式，其效也神也。
三、挑拔离间打击异己的小人
要想有效地打击异己，就必须削弱异己的力量，这一点是小人再清楚不过的了。在削弱异己力量方面又有许多手段可以利用。其中，挑拨异己分子同别人的关系，扩大异己分子同别人的矛盾，是小人惯用伎俩中极为重要的一种。
1.挑拨离间，坐收渔人之利
挑拨离间的小人要想方设法破坏异己与那些同异己比较亲密的人之间的关系，使他们的关系由亲密转向生疏，由信任变为猜疑，扩大两者间的矛盾，增加两者之间的不信任感。这样，小人再要打击异己时，就不会有人给异己以鼎力支援，因为那些原本可能会给异己鼎力支援的人早在小人的挑拨离间之下，不再信任他们。更有甚者，这些原本和小人的异己关系紧密的人还可能对小人的异己产生怨恨之情，而小人有时正是利用这种怨恨之情让他们自相残杀，从而得渔翁之利。
宋辽作战时，寇准在“澶渊之盟”的订立过程中，表现出了机智果敢的斗争艺术和为国尽忠的高尚精神，使宋朝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如果没有寇准主战，宋朝的河北地区会长期沦陷于辽国之手，后果不堪设想。
在宋、辽达成“澶渊之盟”以后，两国休战息兵，边境地区不再战火纷飞，这里的老百姓又过起了相对平静的生活。宋朝国内也出现了以往的升平景象。宋真宗知道天下太平来之不易，寇准又是这种太平景象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所以，他对寇准更加倚重，让他处理朝中大政。寇准身处顺境之中，自然也是踌躇满志。然而，寇准的做法损害了一些小人的利益，这些人对寇准的升迁也嫉妒得要死，所以他们为扳倒寇准而耐心地等待着时机，王钦若就是这样一个小人。在宋辽作战时，他曾经劝宋真宗南下金陵避祸，其实是主张宋真宗逃跑。当时寇准不留情面地将他痛斥了一顿，所以他一直怀恨在心。如今见寇准因为主战而获得皇帝的赏识，并且一再加官晋爵，权倾朝野，心中更是愤愤不平，时刻伺机陷害寇准。
景德三年的一天，宋真宗召集文武百官，商讨国家大事。散朝之后，寇准先退朝回府。宋真宗因为敬慕寇准，所以看着寇准远去，心中为有这样一位贤臣而高兴。
这一切都没有逃脱王钦若那双愤怒的眼睛。一团无名之火在他胸中熊熊燃烧，他恨不得冲上前去，将寇准刀杀手刃。但是，他并没有做出这样鲁莽的行动，他相信凭他王钦若的本领，打垮寇准是迟早的事。并且今天他就要让寇准得宠之势化为乌有，就要让寇准在宋真宗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想到这里，王钦若走到宋真宗身旁，轻声说道：
“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想必是因为他立过捍卫国家的功劳吧？”
“卿知我意。”宋真宗回答道。
“澶渊之战，陛下不以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于国，这是什么道理呢？”王钦若出其不意地说。
宋真宗怔了一下，问道：
“这是何意？”
王钦若不紧不慢，神态自若地说道：
“城下订盟，为《春秋》所耻，澶渊之盟正是在大敌逼近城下时签订的和约。陛下以大国皇帝的威严，竟然订立城下之盟，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吗？”
这些话字字戳在宋真宗的痛处，顿时，他脸色大变，露出了羞怒之色。王钦若看到他的话对宋真宗起了作用，便不失时机地继续火上浇油，他说：
“陛下想必听说过赌博的事，赌徒快要输光的时候，便尽其所有来做赌注，这叫做‘孤注’。澶渊会战时，寇准正是拿陛下来孤注一掷的，这难道不是很危险的吗？”
王钦若的挑拨起了作用，从此，宋真宗渐渐疏远了寇准。不久，宰相毕士安病逝，寇准又失去了一位支持者。这年二月，宋真宗竟然免去了寇准的宰相职务，贬为刑部尚书，出任陕州知州。
在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寇准因为有才有德，并且功绩卓著，因而赢得了皇帝的赏识和重用，这是情理中事。可是，就在寇准春风得意、励精图治之时，宋真宗对他却改变了态度，由原来的信任变为嫌恶，究其原因，正是小人王钦若在其中搞了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