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追念的于谦
于谦（1398～1457年），字廷益，明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宣德初年官拜御史。
据说，在于谦七岁时，一位僧人为他相面，在端详了一阵于谦后，说：“此儿长得出奇，将来必定是个救时宰相。”此话传扬开来，所以人们也称于谦为“救时宰相”。
于谦自幼聪明好学，十六岁人府学为诸生。当时，一个年纪很大的按察佥事视学很苛刻，学生们不时与他争吵。一天，在与学生们争吵中，按察佥事不慎掉到了水池子里。学生们见此情景，一哄而散。而于谦不但没跑，反而上前把他拽了出来。老眼昏花的按察佥事不明事理，却欲归罪于于谦。于谦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与先生争吵的人都跑开了，没有与先生争吵的人留了下来，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先生不加罪于争吵的人是可以的，又为什么要反过来加罪于搭救先生的人呢？”按察佥事听了此言，清醒了一些，便不再追究了。
于谦为官清正廉明，处处以国事为重。在步入仕途及此后作为地方官员的近二十年中，实施了多项利国利民的措施。他根据每年的收成情况，实行籴粜制度，即官府在丰年收购粮食储存起来，在歉年把粮食减价卖出，以此，保持社会的稳定。在河南任上时，针对从陕西和山东来的几十万饥民，于谦责令所辖境内的地方官发给饥民田地、牛具和种子，再由饥民按收成的多少交纳税款。巡按江西时，于谦平反了一些冤案，“雪冤囚数百”。于谦弹劾陕西的官军随意扰民，由此逮捕法办了一些违法的军官。黄河流经河南，每当黄河泛滥时屡有决口之处，于谦带领民众，加固黄河堤坝，并按一定距离设置亭子，用专人看守观察河情。于谦还尽夺边关镇将的私垦田充为军屯，“以资边用”。于谦为官清廉，洁身自好，这在政治日趋腐败的明中叶更是显得卓尔不群。
于谦每次入京议事，从不带任何礼物。有人提醒他说：“即使不带金钱，也应拿些土特产，以便应酬。”于谦则举起两袖，笑着说：“吾惟有清风而已。”于谦的刚直不阿及秉公办事却得罪了一些朝中权贵，特别是太监王振对于谦怀恨在心。正统十一年（1446年），于谦以山西、河南巡抚的身份进京奏事，荐举参政王来、孙原员暂时代理自己的职务。王振却借此指使阿谀自己的通政使李锡弹劾于谦，诬陷于谦此种做法是因长期得不到升迁，出于抱怨才这样做的。于谦为此蒙冤，坐了三个月的监牢，后由于山西和河南的官吏和百姓纷纷联名上书保释才得以出狱，被降职为大理寺少卿。不久，朝廷迫于舆论压力，给于谦恢复了原职。
正统十三年（1448年），由于瓦刺不断骚扰边境，于谦应召觐见，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从此开始参与边关事务。
瓦剌为蒙古族的一支。在明朝推翻元朝的统一过程中，元朝最后一个皇帝一一顺帝被迫北逃，并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死于应昌（今内蒙古达里诺尔西南）。其子爱猷识礼达腊即位，携残部退至塞外和林（故址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中部鄂尔浑河上游的哈尔和林）一带，史称北元。直到明建文四年（1402年），鬼力赤杀坤帖木儿汗时，始去国号。然而，蒙古族退入塞北，其残余势力却不断出没塞下，构成对明朝的威胁。为此，明太祖朱元璋派遣自己的儿子镇抚北方诸塞，“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多次击败蒙古军队的侵扰。
退人塞北的蒙古族分成三部：住在西辽河、老哈河一带的是兀良哈部；住在鄂嫩河、克鲁伦河和贝加尔湖以南的是鞑靼部；住在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其以南准噶尔盆地的是瓦剌部。各部之间屡有争战，至正统四年（1439年），瓦刺部太师脱欢死，其子也先即太师位，自称淮王。
也先凭借逐步强大的势力，北服乞儿吉思，西征中亚细亚诸国，西南取哈密，控制西域要道，与沙州、罕东、赤斤蒙古三卫联姻，置“甘肃行省”，封给官爵，破明朝西北屏蔽。
东攻兀良哈三卫，席卷女真各部，进逼朝鲜，数扰明朝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各边镇，势力大盛。也先梦“求大元一统天下”，力图向中原扩张。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分兵四部，大举南下。
明王朝此时的皇帝英宗，是个宠佞奸宦的昏君，凡事无主见，整日灯红酒绿，歌舞升平，致使宦官当权，专横跋扈。特别是宦官王振，极受英宗宠信。英宗自己称王振为“先生”，公侯勋戚等则称之为“翁父”。在英宗的庇护下，王振卖官鬻爵，结党营私，排斥异己，陷害忠良。由于英宗昏聩，宦官专权，致使边防废弛，对于瓦刺也先的侵犯，英宗慌了手脚，急召“先生”王振商议对策。王振为冒揽边功，鼓动英宗亲征：“我朝以马上得天下，皇上圣明，天威远扬，何不效法祖宗，御驾亲征。臣以为圣上所到之处，区区小贼必定望风而逃。”未经任何准备即仓促应战，御驾亲征又能起什么作用？
很可能徒劳无益，甚或危及社稷。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一点，兵部尚书邝埜、兵部左侍郎于谦等纷纷出来劝阻，并陈述利害。但是，英宗又哪里听得进去，诏命郕王朱祁钰留守，于谦代理兵部事务，其他文武大臣随行。七月十一日也先入寇。英宗十五日下诏亲征，十六日便出发了。英宗率领五十万大军及一百多名大臣，草草亲征。
英宗出征路上，学士曹鼐等曾密议除掉王振，但没有成功。十九日至居庸关，兵部尚书邝埜请求回銮。王振大怒，命令继续前行。二十三日，大军至宣府（治所在今河北宣化），许多大臣又请求回驾。王振更加恼怒，竞罚邝埜等人跪在草地上。八月初一，军至大同，王振仍欲北行，只是由于前线战败的消息报来，加之宦官郭敬等的劝止，王振才心念还意。八月初三，留下总兵刘安镇守大同，大军后撤。按王振的想法，想让英宗回老家看看，即从紫荆关经蔚州（今属河北），后又念及会践踏沿途庄稼，便转而东行。至宣府时，谍报也先追兵已相距不远，且前线明军又败。八月十四日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离怀来城只有二十里路，本想入城，却因王振的辎重千余辆车未跟上大队，王振命令原地等待。邝埜请求紧急人关，被王振一阵痛骂，大军只好驻扎在土木堡。也先军攻到，将土木堡团团围住。土木堡无泉水，掘井两丈仍未见水。距土木堡南十五里有河，却被也先兵占据。王振传令移营，怎奈官兵人数太多，队伍大乱，未行三四里，也先骑兵已逼近。战乱中，明军互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英宗与亲军突围不成，下马坐地被俘。历史上称此次兵败为“土木之变”。
在“土木之变”中，明军死伤数万，随行的一百多名大臣中有五十多人罹难，罪魁祸首王振也在混乱中被乱兵所杀。也先带着俘获的二十多万匹骡马辎重，押解着英宗北还。
明军兵败，英宗被俘的消息传来，京师一片混乱。众大臣为是逃是守、是战是和争论不休。侍讲徐珵认为，只有南迁才能躲过目前的灾难。于谦对此十分气愤，厉声斥责：
“有敢讲南迁的应予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旦南迁则大事去矣。难道没有看到宋朝南渡的结局吗？”太后为应付危急形势，命郧王朱祁钰总领百官，并调集各地军队赴京师勤王。
“土木之变”，罪魁祸首是王振。王振既死，众朝臣回想起王振及其党羽昔日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种种罪行，恨之入骨，纷纷请求郧王诛杀王振余党。王振死党马顺这时仍欲仗势叱退群臣，被给事中王竑等一拥而上，将其活活打死。
郕王见势态混乱，便欲离开，被于谦扯住，并晓以利害。在形势逼迫下，郕王宣谕官民：“马顺等人罪该万死，格杀勿论。”事态由此才稍稍平定下来。吏部尚书王直拉住于谦的手叹息说：“国家就依靠像您这样的人支撑了。”在这种时候，朝中上下都对于谦或非常器重，或寄予厚望，于谦也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明史·于谦列传》）。
为改变因英宗被俘国中无君的局面，并安定军心、民心，在太子年幼、瓦剌又势必卷土重来的情况下，于谦敦请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皇帝，是为明景帝。不久，太后诏命擢升于谦为兵部尚书，于谦表示：“至军旅之事，臣身当之，不效则治臣罪”（《明史·于谦列传》）。
针对京师守备，在痛斥侍讲徐珵“南迁”之议后，于谦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防御措施。
首先是选练军兵，“土木之变”后，京师所剩老弱残兵不足十万，军资器械也严重匮乏。为此，于谦觐见景帝，认为也先新胜，极有可能长驱深入，对此不可不防。为今之计，应紧急招募官家的丁勇，征召京师附近民夫，并将沿河漕运官军充实军队。同时，下令工部备足物料，日夜赶制攻战器具。景帝采纳了于谦的建议，急征两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畿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赶赴京师守备。
其次是加强防卫。令都督孙镗领兵出城守卫，列营操练，以振军威。派王竑等人分出巡视，不使敌人有机可乘。
将京城外居民迁入城内，以免被敌人掠去。命官军速取通州所囤粮食作为俸禄，取不走的尽数焚烧，避免弃以资敌。
此外，对于河南、山东等要害地方，均派遣监察御史分别镇守，抚安军民。
经过于谦的一番努力，京师有备，人心稍安。
于谦奉命提督各营，将士皆受节制，都指挥以下不听命者，可先斩后奏。
于谦部署京师守备初见成效，也先便挟持着英宗，攻破紫荆关，抵达北京城下。面对来势汹汹的也先军队，石亨等人提议坚闭不出。于谦不同意此种做法，认为如果不出战反会助长也先军的气焰。于谦将二十二万官军列阵于京师九门外，自己则身先士卒，列阵于德胜门前。其余将领则分列于安定、东直、朝阳、西直、阜城、正阳、崇文、宣武等门外，均受石亨节制。列阵完毕后，各城门全部关闭，以坚定官军的决心。同时传令，将领不顾军队先退却的，斩其将；军队不顾将领先退却的，后队斩前队。此令一下，将士知道有进无退，均下定了誓死保卫北京的决心。
也先将军队列阵于西直门外，置英宗于德胜门外。也先指名要起决定作用的于谦等大臣出面，想强迫明朝议和，于谦没有答应。
也先见迫和不成，加紧在京城周边抢掠。同时，用骑兵进攻德胜门。于谦诱敌深入，待敌兵近，伏兵齐发，也先军大败。进攻受挫，也先转而进攻西直门，也被都督孙镗击退。
也先原以为攻陷北京城是旦夕之事，但连续的兵败使他的幻想化为了泡影。同时，也先派遣的进攻居庸关的军队也‘被守军打败。也先闻听勤王援军将至，京师防守坚固又无利可图，只好狼狈撤军。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于谦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景帝因此提升于谦为少保，总督军务。对此，于谦坚辞不受，说道：“边境还有敌人的营垒，这是作为臣下的莫大耻辱，又怎么敢在这种时候得到功绩和赏赐呢！”表明了于谦誓死报国、不贪图功名利禄的赤诚之心。于谦在《石灰吟》-诗中吟道：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是于谦以社稷为己任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也先兵退后，于谦抓紧时机，加强防务。于谦调令镇守宣府多年的将官杨洪和驻守居庸关的将领罗通到北京，负责训练京师，推荐左都督朱谦镇守宣府，佥都御史王竑镇守居庸关，从而加强了北京和各边关要塞的防御力量。对于胆怯畏战的将官则严惩不赦。大同参将许贵上奏，建议与瓦刺讲和，于谦加以驳斥：“议和不足以作为停战的依靠，这是很明显的道理。万一因议和而瓦刺贪得无厌，那时，满足其欲望则我朝受害，不满足其欲望则必生变故，这样的话，议和无好处可言。许贵身为武将尚胆怯怕死，依法当斩。”此后，“边将人人主战守，无敢言议和者”。对于瓦刺派遣的间谍，则明正典刑，坚决镇压，铲除后患。“谦密令大同镇将擒（喜）宁，戮之。又计授王伟诱诛间者小田儿”（《明史·于谦列传》）。一系列防务措施的实行，提高了士气，安定了军心。后来，瓦刺军又多次侵扰，都被各地守将击退。加之景帝代英宗而立，使也先企图挟英宗要挟明朝的阴谋破产。也先见无利可图，不如落个空头人情，甚或可以引起明朝政府的内讧而从中渔利，便决定送英宗还朝。
对于是否接英宗还朝，景帝十分矛盾，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英宗的还朝危及到了景帝坐之未久的帝位宝座。景帝对群臣说：“朕当初本不想当皇帝，只是迫于形势，实出无奈，况且你们一再推崇。”言下之意，英宗回来，我怎么办？于谦认为，英宗在瓦剌手中，在政治上对明朝不利，便开导景帝说：“皇上的位置已经确定，并已尊英宗为太上皇，所以即使英宗回来也不会影响陛下皇上的地位。”因此，“卒奉上皇以归，谦力也”（《明史·于谦列传》）。这样，昏庸的英宗在被俘几个月后，最终得以还朝。
英宗还朝后，瓦刺借机要求恢复通使朝贡和互市的关系，致使明政府内一些人产生了麻痹思想。为此，于谦提出了“英宗虽然回国，但土木之变的国耻未雪，必须提高警惕”的警告，并请示在山海关驻扎重兵以防不测，万万不可被眼前的“和平景象”所蒙蔽。于谦上疏建议景帝：“诏令大同、宣府、永平、山海关、辽东各边塞要地将领加紧修缮城池以备不预，京师分设五军、神机、三千等各营，挑选精明强悍的士兵十五万人，分成十个营进行操练。”由于于谦的筹划整顿，明朝的军事有所振兴，边防有所巩固，政治相对清明。然而，明朝上层，特别是在英宗与景帝之间，由于皇位乃至立太子问题，正酝酿、积聚着新的内讧。
英宗回到北京后，被安置在南宫（今北京南池子缎库胡同内），实际上是被软禁起来了。另一使景帝煞费心机的是现时的皇太子是英宗之子朱见深。这种状况不改变，自己的皇帝岂不白当了吗？景帝抵御瓦剌没有主见，为改换皇储却工于心计。景帝先是串通内阁诸学士及一些文武大臣，在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废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出人意料的是朱见济不久死去，而景帝又百般阻挠恢复朱见深的皇太子地位。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帝病重住进南郊齐宫将息，石亨、徐珵勾结太监曹吉祥等“以备非常为名，纳兵人大内”发动政变，拥立英宗复辟。此事件史称“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后，即将景帝废为郕王。不久，又命太监勒死景帝。英宗复辟，小人得势，一些帮英宗帝复辟的奸佞之人开始了对抗击瓦剌有功的于谦等的“反攻倒算”。
英宗复辟后，即传旨逮捕于谦及支持于谦抗击瓦刺的诸文武官员，蓄意制造又一起历史冤案。
英宗急于逮捕于谦的主要原因恰恰是于谦组织了坚决抗击瓦刺的斗争。在“土木之变”被俘的英宗曾幻想明朝与瓦刺讲和而使自己得到解脱。然而，于谦却认为“和议难恃”，并力主郧王朱祁钰主持朝政，对瓦刺进行坚决的抗击，只有这样英宗才能得以还朝，否则明朝被灭又何言英宗还朝？事情果真如于谦预料的那样，由于坚强的防御和抗击，致使也先无计可施，最后不得不主动提出与明朝议和，送英宗还朝。面对景帝对英宗还朝的从中作梗，于谦又晓以利害，所以史载：“上皇（英宗）以归，谦力也。”但是，昏聩的英宗不明其中道理，也不作调查研究，反认为是由于于谦等人抗击瓦刺而使自己不得还朝，因此怀恨在心，并在复辟后，迫不及待地将于谦等人逮捕入狱。
在冤杀于谦一案中，拥立英宗复辟的奸佞小人如石亨、徐理等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施展浑身解数，极尽谗害构陷之能事。
徐理在英宗被瓦剌俘虏后，贪生怕死，主张南迁皇室，遭到于谦严厉驳斥，因此对于谦耿耿于怀，伺机报复。
石亨当初因触犯吏律曾被削职，于谦为其讲情减轻了处罚并主持京师的训练，但石亨反而认为于谦职位在自己之上，阻碍了自己官职的升迁，从而嫉贤妒能。在北京保卫战中，石亨功劳不如于谦，事后却得到了超过于谦的赏赐，被晋封为侯爵。石亨自己对此不但问心有愧，而且出于谋私的目的竞上书推荐于谦之子为千户。这对于以国家“社稷安危为己任”的于谦来说，不免有阿谀、轻薄之意。所以，于谦在坚决回绝的同时，上书斥责石亨说：“国家正当多事之秋，臣认为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况且石亨身为大将，在这种危难时候不提拔贤能之人为国效力，而唯独荐举犬子，臣私下认为这样做不合适。臣自身对于军功，力避侥幸，以求真才实学，决不敢用提拔自己的儿子来冒滥军功。”为此，石亨嫉恨于心。
于谦为官为事，处处以国家为重，公正严明。同时，严于律己，刚直不阿，这也不免得罪了一些人，“内侍曹吉祥等皆素憾谦”。加之于谦用人“不避嫌怨”，在向景帝推荐官职升迁的人选时，必按实际才学，不讲私情。所以，“诸不任职者皆怨，而用弗如谦者，亦往往嫉之”（《明史·于谦列传》）。当瓦剌军队刚刚退却时，就有人对于谦或谗言或构陷，如都御史罗通曾弹劾于谦的功劳与实际不符，只是由于于谦的卓越才能受到景帝的赏识与信任，致使这些人对于谦才无可奈何。
英宗复辟后，石亨、徐理、曹吉祥因扶助英宗复辟有功，都受到英宗的信任，被委以重任。这些人一方面迎合英宗，一方面出于报复心理，同时也为日后专权扫平道路而排除异己。他们首先诬陷于谦等人阴谋迎立襄王朱瞻墡（英宗的叔父）的儿子为太子，用此种“大逆不道”的罪名，对于谦等人严刑拷打。大学士王文争辩道：“召亲王（朱瞻墡）进京必须有金牌相符，派遣之人也必须持有马牌，你们可请有司到兵部查验金牌与马牌是否动用过？”到此时仍不免带有天真的学究气。而于谦则十分清楚这些人的险恶用心，笑着对王文说：“石亨等人只不过以此作为借口罢了，争辩又有什么用呢？”果然，石亨之流最后以于谦等人“虽然没有明显迹象，但有那个意思”（又一个“莫须有”）为罪名，判于谦等人阴谋谋逆，当处极刑。判决上奏英宗，英宗顾及于谦有功，如果杀之在舆论上与己不利，犹豫不决。徐珵怂恿英宗：“不杀于谦，皇上复辟就没有名义。”英宗于是下了最后决心，斩杀了于谦。
于谦被害，“一时希旨取宠者，率以谦为口实”（《明史，于谦列传》）。于谦的家属同受株连被发配边疆，其长子于冕被充军，于谦的小儿子被人秘密携至河南考城县的民间才躲过一劫。于谦所荐举重用的文武大臣被冠以“于谦党”的罪名榜示天下，或被杀或被革职或被谪戍，实有欲斩尽杀绝之势。
于谦一生为官清廉，“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景帝时，因于谦抗击瓦刺有功，曾被赐府第在西华门，于谦推辞说：“国家正值危难，臣怎敢妄求得到自安？”待到于谦被杀，查抄家产时，其“家无余资，独正室镝钥甚固。启视，则上赐蟒衣，剑器也”（《明史·于谦列传》）。
于谦被害，“天下冤之”。有人惋惜于谦：“日夜为国分忧，从不过问家产，现在被害了，到哪里还能得到像他这样的人？”百姓纷纷为之鸣不平，民间传出童谣怀念于谦：“京都老米贵，哪里得饭广（指当时抗击瓦刺有功，与于谦同时被害的都督范广）；鹭鸶水上走，何处觅鱼赚（指于谦）。”从中可见当时百姓在奸臣当道情势下敢怒不敢言的压抑心情。然而，正义是压不住的，人心也是压不服的。都督同知陈逵感于于谦的忠义爱国，不顾个人安危，收殓了于谦的遗骸。两年后，于谦的女婿朱骥把于谦的灵柩运回家乡，归葬于杭州西湖三台山麓。
于谦死后，小人得势，边防废弛，国事日坏，瓦剌仍不时侵扰边境。面对这种情况，不时有人怀念于谦：“假使于谦至今还在，边防国事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最终，陷害于谦等的奸佞小人也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在于谦被害的同年（1457年），徐珵因与石亨、曹吉祥争权夺利，被排挤出朝廷。天顺四年（1460年），石亨因罪被杀。曹吉祥在石亨被杀的第二年企图谋反，事泄兵败自尽。
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吧。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于谦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成化初年，明宪宗为于谦平反昭雪，诰命天下：“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弘治二年（1489年），明孝宗追赠于谦为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追谥“肃愍”，并在于谦墓旁修建祠堂以表彰于谦功绩。明神宗时，改谥号为“忠肃”。
《明史·于谦列传》盛赞：“于谦为巡抚时，声绩表着，卓然负经世之才。及时遘艰虞，缮兵固圉。景帝既推心置腹，谦亦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伟矣。变起夺门，祸机猝发，徐、石之徒出力而挤之死，当时莫不称冤。然有贞与亨、吉祥相继得祸，皆不旋踵，而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卒得复官赐血9。公论久而后定，信夫。”历史是检验一切的试金石，忠奸也自有公论。作出贡献的，百姓不会忘记；制造冤案、祸国殃民的，最终会受到历史的惩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