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遭贬迁的李纲
李纲（1083～1140年），字伯纪，邵武（今福建邵武）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由于受家庭的熏陶，李纲“自幼有大志”，“举动必于规矩法度”。北宋着名谏臣陈瑾曾说“李公（指李纲之父李夔）有子”，意即李纲将来必成国家的栋梁之材。政和二年（1112年），李纲中进士，后被授官承务郎。
从此，李纲走人了仕途。
在北宋与辽、西夏争战之机，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另一支少数民族——女真族逐渐崛起。女真族历史悠久。公元10世纪初，女真人大多归附辽（契丹）。其中，居住在西南部编人契丹户籍的称为熟女真，居住在东北部未编人契丹户籍的称为生女真。至公元10世纪末，女真族还过着迁徙不定的渔猎和游牧生活。1113年，阿骨打担任了女真部落联盟的酋长。面对契丹无止境的勒索和骚扰，阿骨打带领女真各部开始了与辽的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1115年，阿骨打称皇帝，国号“大金”，年号“收国”，定都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南），阿骨打即金太祖。此后，阿骨打进一步扩充和整顿了金朝的军队，并与北宋相约攻辽。1125年，辽末帝天祚帝在逃往西夏途中被金兵俘虏，辽亡。抗辽战争胜利后，金太宗马不停蹄，立即对北宋发动了掠夺战争。
北宋以宋徽宗为首的中央政府，不但不做抗金的准备，反而撤除了边境的防御，在灭辽后，陶醉在所谓“复燕云”
的“胜利”之中。宋、金相约攻辽时，双方约定出兵各以长城为界，而在灭辽后，金却占领了燕京（今北京），经反复交涉，金才让出燕京及其附近四州土地。但是，北宋除了要把给辽的“岁币”五十万两匹照数给金外，还需另纳“燕京代税钱”一百万贯。这无疑成了北宋政府的沉重负担。然而，北宋统治者不思振作，一味奢侈享乐，歌舞升平。为满足无休止的贪婪欲望，不断加重人民的负担，“生辰纲”、“花石纲”名目繁多，致使百姓“不时之需，无名之敛，殆无虚日”，甚至“无屋而责屋税，无丁而责丁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二）。加之连年战争，长江中下游屡遭女真蹂躏，“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一）。广大农民无法生存，起义纷起。在此种情况下，为抗击金朝的侵扰，涌现了一批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如李纲、岳飞、宗泽、韩世忠等。李纲曾赋诗云：
节义重泰山，富贵鸿毛轻。
我心与明月，照见万古情。
面对内忧外患，李纲以一身正气，投入到为了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斗争中。这种斗争，既有来自内部的与投降派的斗争，又有来自外部的抗金斗争。两种斗争交织在一起，特别是来自投降派的排挤、迫害，使得李纲的宏才大略不得施展，最后在抑郁中死去。
李纲在任监察御史兼殿中侍御史时，就因上疏言事触犯了掌权上司，被贬任起居郎。当时的朝廷大权被奸臣蔡京、王黼等人把持，多数大臣对此敢怒不敢言。李纲则不然。他不顾个人的荣辱得失，多次上书徽宗要求改革朝政。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京师大水，而当权者不体恤民情，视百姓生命如草芥。李纲在上书《论水灾事乞对奏状》中对此情形痛心疾首，认为当此时本应“群臣竭智效力，捐躯报国”，可是“累日以来，倾耳以听，缺然未闻”！不久，李纲又上书《论水便宜六事奏状》，指出在北宋正值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时候，当权者不应一味地奢侈享乐，而应采取安民措施，“安集民居，供贷赈济，务令复业，无使失所”。同时，严惩玩忽职守的大臣，提拔有才之士。然而，李纲的上书击中了朝政的要害，特别是触痛了把持朝政而无所作为的权臣，不久便遭到了报复。’掌权的蔡京指责李纲“所论不当”，贬李纲到南剑州的沙县（今福建沙县），去当一个管理税务的小官。虽然如此，李纲的正直、勇气和胆量在朝臣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得到了朝臣中一些有识之士的赞、赏。陈瑾写信给李纲的父亲李夔，内中除夸奖李纲外，认为李纲勇气可嘉，上书所言代表了百姓的心声。同时，陈瓘亲自为李纲书写了唐朝名相狄人杰等人的语录，以此作为对李纲的鼓励。直到宣和七年（1125年），徽宗在诸大臣的压力下，才不得不恢复李纲太常少卿的官职。
然而，与李纲恢复官职的同年，即公元1125年冬，金兵大举进攻北宋。入侵的金军兵分两路：西路由完颜宗弼率领，进攻太原；东路由完颜宗望率领，进攻燕京。西路金军在十二月中旬到达太原城下，东路金军则在十二月初攻占燕京。燕京守将郭药师不战而降，并在降后甘当金兵的向导，使金军得以长驱南下。
在这种形势下，北宋“朝廷震惧，不复议战守，惟日谋避狄之计”。宋徽宗软弱无能，面对金兵越逼越近，慌慌张张地下了一道“罪己诏”。同时，“召天下勤王之师，命皇太子为开封牧”，准备逃跑。而朝中百官，“日聚都堂，茫然无策”。官卑位低的李纲这时挺身而出，连续向宋徽宗上了几道奏章。李纲指出，“当今御戎急务，要须治其本原”，首要的是收人心，收士信，足军储，平民怨，采取相应的措施减轻百姓负担，任用忧国忧民之士，共同对敌。同时，李纲在《扞敌十策》中提出了具体的抗金建议。针对宋徽宗的逃跑倾向，李纲联络宰相吴敏等人劝说徽宗，认为皇帝既然想把权力交给太子，就应让太子名正言顺。而要让太子名正言顺，就须传位于太子。李纲“刺臂血上疏云：‘皇太子监国，典礼之常也。今大敌人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间，犹守常礼可乎？名分不正而当大权，何以号召天下，期成功于万一哉？
若假皇太子以位号，使为陛下守宗社，收将士心，以死扞敌，天下可保’”（《宋史·李纲列传》）。以赤诚至理之言结束了“内禅之议”。宋徽宗急于从危急的形势中脱身，于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正式让位给太子赵桓，即宋钦宗。
钦宗对李纲十分器重，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第二年，即靖康元年（1126年），又提升李纲为行营司参谋官，使李纲得以施展抗金才干。
钦宗始即位，李纲就上书提出抗金方略，“方今中国势弱，君子道消，法度纪纲，荡然无统。陛下履位之初，当上应天心，下顺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国之势尊；诛锄内奸，使君子之道长；以副道君皇帝付讬之意”。对于投降派割地苟安之举，李纲奏日：“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李纲的一席话深得钦宗嘉许。然而，此时的宋都开封已处于逼近的金军的威胁之中，一些胆小如鼠的大臣又极力怂恿钦宗出逃。徽宗得知金兵已渡过黄河，连夜带着诸多侍从大臣，包括蔡京、童贯、朱勔等奸臣以及两万多宋军南逃。
钦宗自己对于能否打败金军也没有把握，去留举棋不定，在宰相白时中等人的影响下，准备弃京师而西奔襄（今襄阳）、邓（今河南邓县）。当此危急时刻，李纲直闯朝门。
门卫对李纲说：“按规矩，在宰相们议事时，其他人是不能进朝廷的。”李纲回答说：“现在已到了非常时期，还讲什么规矩不规矩的！”进入内廷后，李纲与钦宗及主张逃跑的大臣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李纲问钦宗说：“道君皇帝（徽宗）将天下社稷传授给陛下，是可以轻而易举地给别人的吗？”
钦宗无言以对。宰相白时中对李纲说：“金兵来势汹汹，京师是守不住的。”李纲说：“天下城池，哪座能如都城一样是宗庙社稷、百官万民的所在地，丢弃都城又何处能去？”钦宗问：“你有什么好办法？”李纲说：“为今之计，应当整饬军马，振举民心，上下一心，固守待援。”皇上又问谁可以作为将领抗敌，李纲说：“朝廷以高官厚禄崇养大臣，是为了将他们用在国家的危亡时候。白时中、李邦彦等虽然不知带兵打仗，但凭借他们的官位抚慰将士以抗敌锋是他们份内的事情。”怕死的白时中听了李纲的话，反将了李纲一“军”
来推卸责任。他对李纲说：“难道你不能带兵出击迎敌吗？”
李纲说：“皇上如果不认为臣庸碌无为，而让我统领军队，我愿以死相报皇上的知遇之恩。”钦宗于是任李纲为尚书右丞。之后，反复无常的钦宗传旨南逃。李纲“泣拜，以死邀之”，对钦宗说：“陛下已许臣留，复戒行何也？今六军父母妻子皆在都城，愿以死守，万一中道散归，陛下孰与为卫？敌兵已逼，知乘舆未远，以健马疾追，何以御之？”钦宗这才下了最后决心，命令停止南行。李纲传令说：“有谁再敢谈论离京的定斩不赦。”禁卫军听说皇上留了下来，全都跪拜，口呼万岁。全体宋兵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钦宗留下后，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全权负责防御京城诸项事宜。李纲受命，立即着手加强东京开封的城防，仅仅三天时间便初步准备就绪。李纲在开封的每面城墙上布置守军一万两千人，准备了火炮、弩、砖石、滚木、火油等战斗用具。同时，将步兵四万人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八千人，前军保护东水门外的延丰仓，后军守卫朝阳门外的樊家冈，其余三军留在城中作为预备队。李纲刚准备完毕，金兵即抵达开封城下。当金兵于正月初七攻城时，李纲身先士卒，亲自督战，杀敌兵数千，将领数百。第二天清晨，金兵再次发动进攻。李纲站立城头，激励将士，使宋军士气大振。对金兵的进攻，宋军“近者以手炮木击之，远者以神臂弓弩射之，又远者以床子弩座炮击之”。金军将领完颜宗望见防守坚固而停止了进攻，并派使者要求与宋言和。
李纲请求钦宗派自己去与金人谈判，皇上却选择了李梲。李纲对钦宗说：“安危在此一举，恐怕李梲胆小怕事会耽误了国家的大事。”钦宗没有听从。李梲不但贪生怕死，而且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李梲到金兵大营后，“北面再拜，膝行而前”。对于金人提出的议和条件，李梲唯唯诺诺，“不能措一辞”，以至于连金人都瞧不起他，认为“此（李梲）乃一妇人女子尔”。李梲谈判结果被李纲言中，金竟向北宋索要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和绢采一百万匹。另外，要求宋朝皇帝称金主为伯父；割让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今河北河间）三镇，并送亲王和宰相到金作人质等，条件苛刻之极。李纲坚决不同意接受这些倾尽国力又卑躬屈膝的条件。他认为：“所需金币，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
三镇，国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国？至于遣质，即宰相当往，亲王不当往。若遣辩士姑与之议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数日，大兵四集，彼孤军深入，虽不得所欲，亦将速归。此时而与之盟，则不敢轻中国，而和可久也。”然而，最后却是投降派占了上风，钦宗也动摇了，最终还是接受了金国的条件。
李纲心灰意冷，请求辞职，钦宗没有答应。
虽然答应了金人的条件，但结果正如李纲所说。北宋朝廷倾其所有，只能凑足金三十万两、银八百万两。之后，在京师富有之家大肆搜刮，也只弄到金二十万两、银四百万两。上述两项合为金五十万两、银一千两百万两，与金所要求的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相距甚远。从中可见，朝廷软弱，其生存是何等的艰难！
事隔不久，各地勤王之师二十余万集结在开封城下。为了发挥勤王之师的作用，李纲认为应将勤王军队统一节制和指挥。但是，投降派怕李纲的权力过分集中，建议钦宗分兵统制。钦宗听信了投降派的主张，下令设立宣抚司统制各地到来的勤王军队，从而削弱了李纲对勤王军队的领导权。针对如何抗金，李纲向钦宗分析当时的宋、金形势：金兵共有六万多人，其中的一些少数民族如奚契丹与女真贵族有矛盾，而这部分少数民族士兵占整个来犯金兵的一半以上。加之金兵孤军深入，尚有诸多不利条件。为此，李纲言于钦宗：“俟其食尽力疲，然后以一檄取誓书，复三镇，纵其北归，半渡而击之，此必胜之计也。”钦宗赞成李纲的计策，决定照办并定下了出击的时间。然而，宋将姚平仲邀功心切，率先出击，致使计划被破坏。这一失败使投降派有了可乘之机，他们扩大事态，造谣中伤，无中生有。投降派张邦昌对金朝使者说：“用兵乃李纲、姚平仲，非朝廷意。”钦宗为讨好金朝，将李纲撤职，代之以投降派蔡懋。这一倒行逆施的行径引起宋朝军民的极大愤慨，他们自动组织起来向朝廷请愿。太学生们在陈东组织下也行动起来，上书言明李纲是无罪的，致使请愿的人潮会集达数十万，“呼声动地”。钦宗迫于形势，不得已召回李纲，复为尚书右丞，担任京城四壁守御使。李纲复职后，立即恢复城防，出兵抗敌，军民协力。在这种形势下，金兵不得不后退。金兵此次进犯，从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中旬至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上旬，历时两个月，以北宋的失败而告终。
金兵刚退，朝廷中的主和派和投降派又冒了出来，对李纲进行无中生有的陷害。大臣唐恪、耿南仲密奏军民请愿乃李纲指使。昏庸的钦宗将李纲调离京师，充任河北河东路宣抚使。李纲并没有因此停止抗金的斗争，但由于粮草奇缺，军队不听调动，结果兵败。借此，投降派更是“谗者益肆”。
靖康元年八月中旬，李纲最终被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被放逐，充军至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在抗金中立下不朽功勋的主将李纲，就这样被排挤出京，满腔悲愤地离京南下了。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金兵大举南下，再次包围了开封，危急中的钦宗这才又想到了李纲。然而，圣旨未送到李纲的处所，金兵就攻破了开封，并于第二年春掳北宋徽、钦二帝北上，北宋灭亡。这一事件，史称“靖康之难”。不久，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宣布即位，是为高宗。
高宗即位后，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一任命一开始就遭到了主和派的反对。中丞颜岐认为，此官职的人选以张邦昌为最合适，因其“为金人所喜”，李纲则“为金人所恶”。此时的高宗尚欲有所作为，对李纲说：“朕知卿忠义智略久矣，欲使敌国畏服，四方安宁，非相卿不可。”李纲任相后，向高宗上书十事，劝谏高宗欲强大国家，抵御金寇，必须锐意革新，努力进取。同时，任人唯贤，严惩卖国求荣分子，整顿边防，唤醒民心。高宗同意了李纲的大部分建议，李纲开始着手实行一系列的积极措施。
在对待张邦昌等投降派的态度上，李纲主张严惩。李纲对高宗说：“邦昌潜逆，岂可使之在朝廷”，“臣不可与邦昌同列，当以笏击之”。高宗采纳了这一建议，下诏将张邦昌放逐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从而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
李纲提出“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的主张，从多方面增强国力。
同时，李纲组织民间武装，发掘抗金潜力，修缮城池，加强防务。李纲认为，两河（河北、河东）作为“国之屏蔽”，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其防务必须加强。两河的大部分州县尚掌握在南宋和义军手中，特别是义军大有抗金潜力。
这些义军多者数万人，少则也不下万人，加起来有数十万人，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抗金力量。为此，在李纲推荐下，朝廷任命义军首领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
张所、傅亮在两河设立招抚司后，在极短时间内就招募了十余万人。
此外，李纲在南宋政府控制的州县施行了加固城池、置造战船、筹办器械、扩编军队等一系列战备措施。
经过李纲的艰辛努力，“边防军政之类，始渐就绪”。
然而，时间未久，以黄潜善、汪伯彦为首的投降派又开始大肆进行排挤李纲的活动，高宗在这不断的、众口铄金的谗言中也逐渐开始疏远李纲。黄潜善之流以卑劣的手段，恶意诋毁李纲的若干抗金措施，并归纳了十几条罪状谗陷李纲，说李纲是个“国贼”。
与李纲坚决抗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汪伯颜、黄潜善等投降派时常派遣“大金通向使”，到金国谈判投降条件。同时，积极游说高宗逃跑。
在皇帝出行的路线上，李纲与黄潜善、汪伯彦有争议。
黄潜善、汪伯彦议东南，这其实是变相的畏敌逃跑；李纲则主张皇帝巡幸西北的抗金前线以鼓舞士气。有人曾对李纲说：“外论汹汹，咸谓东幸已决。”李纲说：“国之存亡，于是焉分，吾当以去就争之。”李纲与投降派斗争的结果，投降派又占了上风。李纲被降职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而黄潜善的官职反倒得到升迁。
李纲自建元元年（1127年）六月初二被任为宰相，至八月十八日被罢相降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其间推行了一系列抗金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而这些成效是在与投降派自始至终的斗争中取得的。李纲被罢相后，消息迅速传遍南京，引起各界的强烈反应。以陈东、欧阳彻为首的太学生们掀起了请愿运动，上书高宗，要求李纲留任，出兵北伐。高宗此时已彻底地倒向了投降派一边，竟下令将陈东、欧阳彻斩首示众。与此同时，黄潜善等对被贬职的李纲的陷害进～步加剧了。对这一切，李纲十分明了，但因权力所限，只有请高宗裁决，便上书高宗，认为黄潜善之流“设心如此，愿陛下虚心观之”。然而，此时的高宗已经完全被投降派迷惑并左右了，李纲反被再贬为经制司。忍无可忍的李纲决心辞职，当了七十五天宰相的李纲就这样被罢免了，可叹其空有报国之心。有人问李纲：“公决于进退，于义得失，如谗者何？”李纲说：“吾知尽事君之道，不可，则全进退之节，患祸非所恤也。”最为可悲的是，高宗不让李纲“尽事君之道”，投降派也不允许他“尽事君之道”。
李纲被罢相后，两河形势不久便发生了逆转，大部分郡县皆陷于金兵之手，高宗和大臣乘船逃往扬州。此时的投降派仍不忘整治李纲，御史张浚“劾刚以私意杀侍从，且论其买马招军之罪”。高宗下诏贬李纲为观文殿大学士，谪往杭州，不久再次降职，贬往鄂州（今湖北武昌），最后竟将李纲放逐到海南岛。
从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至绍兴十年（1140年）正月，李纲度过了十三年的流放和贬谪生活。皇帝的昏庸无能，加之奸臣当道，使得李纲即使在流放中也居无定所。在从南京贬往杭州途中，因诬告而令李纲到“鄂州居住”。建炎二年至绍兴元年（1128～1130年），又先后被贬至澧州（今湖南澧县）、万安（今海南万安县）。这一连串的排挤贬迁，使李纲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精神抑郁。悲愤中，李纲不由仰天长叹：“吁嗟呼苍天，乃尔艰国步！”同时，李纲痛感壮志未酬，却心力交瘁，“吾生足忧患，未老头已白”。即使这样，李纲仍然“却收老眼来观国，尚冀中原早戢戈”。
空有一片忠心却报国无门，这种凄惨悲凉的心情是非常人可以想像的。
李纲离开朝廷后，高宗在金兵步步进逼的情况下节节败退。建炎三年（1129年）春，从扬州匆匆逃亡临安（今浙江杭州），年底又逃向明州（今浙江宁波），最后竞致无路可逃，乘船在海上漂泊，直到绍兴二年（1132年）金兵退后方才又从海上回到临安，并召回李纲任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同年底，李纲又再次被猜忌罢官。绍兴五年（1135年），李纲重又被任命为江西安抚制置大使。由于投降叛国的秦桧当权，更是不容李纲有所作为。李纲在这时期写的一首《病牛》诗中道：
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得筋疲谁复伤？
但愿众生皆得饱，不辞赢病卧残阳。
从这首诗中，不难看出李纲在政治生活中已经被连续的排挤和迫害而心力衰竭的抑郁心情。
绍兴十年（1140年），五十八岁的杰出政治家、宋朝着名抗金将领李纲在忧患中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