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伯伯的肺部一直有问题，在干校的时候就经常咳嗽，痰中带血。去医院看过几回，有的医生诊断为肺气肿，也有的诊断为支气管扩张。他认为这些都不是什么要命的病，也就没放在心上。可是到了1974年10月下旬，他的病情突然恶化，大口吐血，每天咯血大半痰盂。经济所领导看他实在撑不住了，才于11月2日把他送进协和医院。刚开始医院不收这个“极右派”，他只能躺在急诊室外的走廊里。双目几近失明的骆耕漠伯伯拄着拐杖为他四处奔走求助，找到当时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杨纯，才使顾伯伯住进病房。这回医生倒是比较重视，为他做了详细检查。结果发现他的痰中有癌细胞，X光分层造影也显示，肺部长了一个鸡蛋大的肿瘤，诊断结果为晚期肺癌。
当时国内医生由于担心癌症患者承受不了打击，一般不会对病人讲实情，只把诊断结果告诉家属，所以顾伯伯最初并不知道他患的是肺癌。可几位大夫查房时讨论他的病，用了“cancer”（癌）这个词。他们哪里知道，这位患者精通英语，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顾伯伯为了弄清自己的病，趁午休时间跑到护士站，翻出他的病历，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那时我母亲已经知道了他的病情。下午去医院探视的时候，顾伯伯对母亲说：“你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吗？是cancer！”母亲心里一阵绞痛，简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更令母亲伤感不已的是他接下来的话：“这下可好了，我快死了，孩子们总该来看我了吧？”患了绝症，首先想到的却是孩子们就会来看他。而能换来孩子们的探访，自己也就死不足惜了，足见他对孩子们的爱和思念有多么的深。可悲的是，他的这点可怜愿望竟然到死也没能实现。
顾伯伯的癌肿长得位置特别不好，顶在心脏与气管之间，既不能做手术，也不能做放疗，大夫表示已无能为力。
顾伯伯一向只相信西医。他曾跟我母亲探讨过中西医的问题，说：“尽管我父亲就是中医，但还是不相信中医能治病。就拿诊断来说，西医靠的是物理的眼睛，如X光透视、CT等；还有化学的眼睛，如血液、尿液化验。可中医呢，光靠号脉就能查百病吗？我根本不信！”
可是，母亲和顾准伯伯的六弟陈敏之，以及他的几位老朋友都不甘心放弃治疗，他们要穷尽一切方法来挽救他的生命。绝望之下，只好将目光转向中医。顾准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林里夫伯伯，找到一位自称能治此病的老中医。那人架子很大，一定要有小汽车接送，否则不肯出诊。当时还没有出租车，更没有私人汽车，母亲他们都是平民百姓，不可能有公家配给的车。她说：“我当时真恨不得给那姓李的老中医跪下。”后来还是母亲搀扶着眼睛几乎看不见的骆耕漠伯伯，顶着寒风找他的老战友——原铁道兵兵团政委张崇文，才解决了车子问题。
李大夫开出方子后，母亲主动承担了抓药、煎药的任务。待药煎好，她把浓浓的汤汁端给顾伯伯，说：“喝了吧，对你的病有好处。”伯伯苦笑了一下，叹了口气：“唉，盛情难却！”接着便一饮而尽。尽管他根本不相信中药能治他的病，可是为了不拂逆老朋友的一片好心，不使他们过于失望，还是勉强把药喝光。
为了照顾生命垂危的顾准伯伯，经济所的几位挚友自发轮流到医院进行护理和陪夜。这些满腔热忱、不避嫌疑前来值班的人有骆耕漠、吴敬琏、张纯音、林里夫、江明等。林里夫伯伯还让他的女儿林皎皎每天上午去医院，顶替陈敏之伯伯，免得他累垮了。
顾准后半生是极其不幸的。他不断挨整，家破人亡，孑然一身。在最需要亲情的时候，亲人却都远离了他。他常自嘲是“丧家之犬”，然而他又是非常幸运的。两度遭难后，都是经济研究所收留了他。这个高水平研究机构聚集了当时中国一代知识精英。老一辈的有孙冶方、骆耕漠、张闻天、巫宝三、汪敬虞、狄超白等，中青年学者有吴敬琏、赵人伟、董辅礽、张纯音、张卓元、陈瑞铭、周叔莲等。记得一次顾伯伯跟母亲谈到经济所，戏称这个单位是“聚宝盆”。
顾准伯伯于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1962年5月再度来到经济所。他的老朋友——所长孙冶方为了使他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让他去政治经济学组，并给他安排了一间单人办公室。政经组人才济济、卧虎藏龙，吴敬琏、赵人伟、张卓元、陈瑞铭、我母亲等都在这个组里，组长是骆耕漠。骆老为人宽厚，倡导学术自由，从不压制不同意见。顾伯伯在这里如鱼得水，感觉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归宿。他在“历史自述”中写道：“政经组的同志热诚地对待我”，“我这个右派分子来到这里，就像回到了老家一样”。来所后第一个星期天，他特意买了菜，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庆贺再度来到经济所。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并兴奋地告诉家人，从此要埋头读书，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多年来，经济所的一些同事给予了顾准不是亲情，却胜似亲情的关爱，使他能够在极端残酷的社会大环境中幸存下来，并将多年来经探索、研究形成的部分思想，以文字的形式留在人间。
顾伯伯最后的日子是在协和医院度过的，同病房里还住着人民艺术剧院著名导演焦菊隐。焦先生患的也是晚期肺癌，经过一个疗程的化疗，癌肿由原来拳头那么大，缩小到核桃那么小，他和家人都非常高兴。焦先生是个乐观的人，时不时以自己的治疗效果为例，给顾伯伯打气。母亲也从旁安慰：“现代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说不定哪天就会有办法治你的病。”可伯伯却摇摇头说：“我心里很明白，这次得前门进，后门（指太平间）出了。人类征服疾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看，《圣经》里面描述，耶稣摸了麻风病人，那人就好了。这故事说明，当时人们多么渴望有办法治愈麻风病。可两千年过去了，这种病还在危害人类健康。至于癌症……”母亲事后哀叹：“顾准这个人头脑太清楚了，连安慰他都很难。”
据母亲讲，顾准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心情非常不好，伤心至极，甚至可以说是绝望。他后半生虽历尽坎坷、饱受磨难，却依旧热爱生命，留恋这个世界。希望借自己的不懈研究，为国家、为人类做出贡献。他对母亲说：“生活毕竟是美好的！ 我才59岁，真不愿意死啊，我还有很多事没做完……”他为没来得及把已经日臻成熟的许多思想写出来而痛心疾首！
顾准伯伯仍然苦苦期盼着孩子们来看他，时时刻刻等待着他们出现。他对前来探视的七弟声音哽咽地反复说：“我想他们（指他的孩子们）想得好苦啊……”他的六弟陈敏之为了让他在临终前能跟孩子们见上一面，不断地做几个孩子的工作。
为了避免面对面谈话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陈敏之给顾伯伯的子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历史上有许多先驱者 (社会、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各个领域) 不被当代的人们所理解，被视为异端，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你们的爸爸虽然还不能说是这样的先驱者，但是据我所知，我敢断言，他决不是一个反革命者，决不是一个反社会主义者。我敢同样断言，你们对你们的爸爸实际上一点不理解。他比我和你们的目光要远大得多。许多年来，他不过是在探索当代和未来的许多根本问题的答案，如此而已。如果认为这样的探索就是一种该死的异端，那他绝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有人以有他为辱，我却以有他这样的哥哥为荣。
可是，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得到的答复只有两个字——“不去”，理由是“怕受爸爸的影响”。大女儿稖头（顾淑林）竟然说：“经济所军宣队想甩包袱。”还说：“我已写信给重之（顾准的小儿子），让他不要来，理由是不合适。”
尽管孩子们多年来对他是这样的态度，可顾伯伯却始终原谅他们，认为这一家庭悲剧是社会大环境使然，不应该责怪他们。就在临终前十几天，为了见到孩子们，他甚至忍受屈辱，极不情愿地在一份“认错书”上签了字，以换取摘除“右派分子”的帽子。他的遗嘱最后一句话还是：“祝福我的孩子们。”唉，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可真是父爱如海，深沉而宽厚。也正如他的老友陈易所说，他是“英雄肝胆，儿女心肠”。
1974年11月16日，军宣队宣布给顾准摘除“右派”的帽子。按说，界线这个“障碍”这时已不复存在。可是，重之（顾准的小儿子）仍然不回来，稖头（顾淑林）、小米（顾逸东）仍然不去医院。
经济所领导代表组织，多次给在内蒙古插队的顾准的小儿子顾重之写信、拍电报，要他回来照看父亲。在顾伯伯的心目中，重之对他还是有一定感情的。可他哪里知道，跟孩子分别的八年间，这个孩子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1月24日，重之给陈敏之回了一封信，表示坚决不回来。信中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绝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我相信在我们的亲属中间也存在着严重深刻的斗争，这也是毫不奇怪的。”
大概现在的年轻人看来，这种无情近乎匪夷所思。其实在当年的政治氛围中，人与人之间都要“亲不亲，阶级分”。动不动就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烂阶级敌人的狗头”。谁要是不幸被指为阶级敌人，确实是生不如死。那些“黑五类”的子女们要么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要么迫于压力，与家长划清界限，做出这样绝情的事情在当时并不罕见。
陈敏之在顾伯伯去世两个月后，写了一篇纪实文字《悼念五哥顾准同志》，详细记述了顾伯伯生前最后一个月所发生的一切。他请人将此文用一台老式打字机打出来，油印了十几份，在很小的范围内传看，也给了我一本，一直保存至今。其中写道：“11月27日，当他明确获知重之最终不会来，其他几个孩子也不肯来看他，情绪异常激动，连续四个小时都不能平静。第二天，他对前来探视的三妹和七弟说：‘想不到过去写的那个东西（指断绝关系的声明）竟有这么大的效力啊！’从这天起，他的病情急转直下，迅速恶化。仅仅过了不到五天，就永远离开了人世。”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顾伯伯总是两眼长时间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吃力地大口喘息，内心的苦楚难以诉说，他实在是心有不甘啊……
顾准于1974年12月3日凌晨病故。这是当天晚上陈敏之写给母亲的条子，连同顾伯伯的一些遗物一并交给母亲
据母亲生前回忆，死去的顾准，穿一身藏青色半旧中山装。他两眼不闭，嘴半张着，好像还有许多话没讲出来……
多年后，顾准伯伯的长子顾逸东，在接受《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的采访时说：“在父亲遗体告别那天，我和姐姐淑林特意提早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协和医院，等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在那里我见到了父亲的许多朋友。一个老先生看了我一眼，眼光像刀子一般。张纯音向我们走来，她缓缓地说，父亲临终前要她转告我们： ‘我已经原谅你们了，也请你们原谅我吧。’” 顾逸东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他一边哭，一边痛悔地喊道：“而我们，我们当时竟然一句话也没有！一点什么也没有表示啊……”
顾准去世后，大家决定在医院太平间为他搞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布置会场的时候，顾准的大儿子小米（顾逸东）、大女儿稖头（顾淑林）在父亲死后终于出现了。母亲见到他们，气愤地指着鼻子大声斥责：“你们还有脸来？！你们太不像话了，父亲病成这样都不来！”当时在场的人感到非常惊愕，说没想到平日里性格温和的张纯音，竟然会发这么大的火……
1980年2月9日，顾准恢复名誉，彻底平反。1982年，他的《希腊城邦制度》一书出版。他的弟弟陈敏之用该书稿费请顾伯伯的几位生前好友在前门饭店吃饭，感谢大家过去对顾伯伯的种种照顾，我和我母亲也应邀参加。席间，一位年轻人朝我走来。他说：“咪咪，让我敬你一杯，我感到很惭愧，没脸见你……”这个年轻人就是顾准伯伯的小儿子顾重之。听说他很优秀，是恢复高考后1979年北京市文科状元。相信那时他已为过去对父亲的所作所为后悔不已了。
顾伯伯在病重期间曾对母亲说：“我们的友谊很纯啊，今生我是无法报答你了，日后定‘衔环结草’。”两年后，母亲把这事讲给我听。我不懂“衔环结草”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这是两个典故，意思是对生前有恩于自己的人，死后变成鬼去报答他。
顾准伯伯于1974年11月17日口述了一份遗嘱，由他六弟陈敏之记录，经他过目后签字。这时距离他辞世仅仅只有19天。遗嘱内容都是如何安排一些身后事宜，一共四条。其中第三条是：“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
母亲后来对我讲，她感到非常安慰，说明顾准很看重他们之间的友情。她说：“你还年轻，不懂得顾准这个人的学
术思想、道德文章有多了不起！ 我为一生中有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挚友而感到骄傲……”她讲这话是在1975年，当时中国还处于“文革”期间，世上真正理解顾准的人屈指可数。
顾准伯伯去世后，一次他弟弟陈敏之来北京联系顾伯伯的译著出版事宜，顺便到我家探望母亲。当他们谈起顾准的时候，我看到母亲流泪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她落泪。她是个内心极为刚强的女性，生活中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困苦，哪怕是得知自己患了绝症即将离世，都从未掉过一滴泪。
就在顾准伯伯辞世的几个月后，母亲突患急性类风湿关节炎，大病了一场。身上多处关节变形，几乎不能行走。医生说这种病的一个可能病因是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母亲哀伤地对我说：“我知道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因为顾准死了……”
